政治论文哪里有？笔者认为深入探究不同流动样式的历史背景、空间诉求、权力互动和族群关系等，才能为边区少数民族城镇化探索出新路。
绪论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移民融合理论及实践研究综述
华纳最早提出了经典移民融合理论，④罗伯特·帕克又进一步将其细化为接触、竞争、适应和融合四个阶段，⑤戈登将社会融合划分为七个不同阶段，文化或行为同化、社会结构同化、婚姻同化、身份认同、族际偏见消除、社会同化。⑥但经典移民融合理论因存在忽略族群差异的持续性以及代际融合的多元化而受到批判。20世纪70年代，赫尔伯特·甘斯与尼尔·桑德伯格以动态融合的视角，提出了直线融合理论，认为移民融合度是代际递增的，⑦但其只关注文化移植，而忽略了在适应中创造的新文化。杨希、康泽恩等学者认为族群的融合不仅是被动的生存，更是新颖的创造，移民的融合是与社会环境互动的过程。①在对经典融合理论批判的基础上，产生了多元文化理论，其主张文化多样与包容，以实现统一的多元，但在实践中其仍然产生了族群的边缘化问题。20世纪60年代，有学者提出了区隔融合理论，认为在影响融合的因素当中除了制度之外，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迁入地政策和当地成员的态度也是重要的因素，具体分为三种情况：融入主流社会、融合城市贫困文化和选择性融合。②涩谷保提出了社会距离理论，认为个体层次的融合研究固然重要，但整体族群和族群边界也应当得到关注。20世纪70年代之后族群分层理论也得到发展，着重从经济融合、空间融合、婚姻融合进行研究。在对经典移民融合理论缺乏对融合差异的因果分析批判的基础上，阿尔巴将移民融合异质性的因果机制归结为理性行动、社会网络、资本占有和社会制度四大机制。③在移民融合实践方面，德国针对难民在语言、教育和劳动力市场方面的不足以及文化、宗教与认同困境，提出通过加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专业技能与劳动力市场衔接，建设专门移民管理机构，颁布《融入法》等方式促进融入，④但在难民潮的影响下，无论是法国的同化模式、德国的分化排斥模式还是英国的多元文化模式等移民政策都受到挑战。
第三章 三江县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问题的产生机理
第一节 空间实践：三江县人口流动空间的历史考察
三江县位于桂北，介于黔东湘南之间，“包浔溶之灌域，踞融江之上游”。②自古以来人口流动频繁，各族群在这一区域犬牙交错竞争生存的格局至少在千年以上。③在古代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互动中，其处于中华帝国的边缘地带，而在边区内部的权利互动中，又形成了不同的族群空间格局，部分族群处于边区的边缘地带。边缘地带是“中心－边缘”的空间实践的结果，而其可治理化过程亦是空间实践的产物。④三江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动选择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但在新时代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中，其可治理化更是必然。
不同主体的空间实践产生了不同的空间类型，历史视角下的中央—地方权力互动，使得湘黔桂区域成为权力辐射的边缘地带，其社会结构随着中央权力的进驻与撤出而发生历史性变化，这种省级行政空间在流动空间分类上属于省级空间；县域视角下的三江县内部族群权力互动，直接导致其空间位置的变动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稳定的强族群性，这种流动空间在空间分类上属于县域空间；伴随着权力和资本进驻村落，村落内部与村落之间资源生产与分配的平衡被打破，由此产生了新的空间关系，这种流动空间在分类上属于村落空间。通过对此三种类型空间关系的差异化分析，是处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问题的基础。
第四章 三江县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问题的解决对策
第一节 跨域治理保障跨省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利
省级空间涉及多省区治理主体和客体，具有复杂的权力和权利关系。对于省级空间流动人口的治理应从跨域治理的角度进行分析，此处的跨域治理，既包含地理意义上的地方政府治理和区域治理，还涉及组织层面的合作治理和整体性治理，是区域、领域、层级和组织的综合性治理。③三江侗族在族源上自贵州迁移而来，在族群关系上与贵州少数民族具有亲近性，虽分属于两个行政区但跨域治理基础深厚。
一、治理主体上实现多元共治
由于边区人口流动的“无界性”，加之地方政府治理的属地化倾向，就近流动人口的权利困境难以消解，多元共治成为治理的关键，要求治理的多中心和多维度。所谓多中心，不仅包含政府与政府还包括政府与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所谓多维度，不仅包含纵向关系，还包含横向关系和斜向关系。
第一，促进政府之间合作行政。国家分税制改革提升了地方自主性，三江县的优势更在于自治，享有更多的经济自主权和政策执行权。④跨区县级政府可通过项目制合作，促成省际跨县公交线路的建设。
第二，促进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政府以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与社会组织合作设立省际建设基金，在政府引导下建设学校和医疗机构，为交界地的人口流动提供便利。
第三，促进县际社会组织协作。民间公共组织以灵活性和民间性，更贴近民众和实际，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在公共事务治理中也更能够发挥对政府的弥补作用。在接边区域的各类民间商会、各类协会已在民间交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节 “序化治理”重塑县域流动人口的空间意识和秩序
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田园牧歌式的少数民族村落被卷入时代大潮，但小农经济与社会化大生产存在矛盾，城乡经济关联度不高，存在失序状况。三江县的序化治理效能不明显，①序是规则约束基础上的稳定性联系，序化就是空间联系的规则化以及主体空间意识的稳定化。三江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具有“乡村性和族群性”的都市乡民特点，②“乡村性”使其身份失序，“族群性”使其规则失序，现代城市空间意味着规则与法治而乡村空间被道德所环绕，如果以乡村社会的规则、身份适应城市空间要素，就会导致城市空间的失序。因此，为了实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空间意识一体化和县域空间流动的有序性，应当进行序化治理。
一、空间序化以调整空间格局
移民安置的剧烈空间变动产生了人口流动的负效应，因此应整合空间布局，协调“中心-边缘”格局的层次关系。三江县少数民族聚居的乡镇圩市贸易繁荣，而汉族聚居区圩市贸易已逐渐消亡。③施坚雅提出的“三级市场理论”有助于解释这一现象，县城边缘乡镇圩市贸易的没落是基层市场向中间市场甚至是中心市场发展的体现，反映了城郊人口与县城的联系水平上升。因此可以以三级市场理论为基础，推进三江县的空间序化。
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农民的社会区域边界。④农民的社会活动半径追随经济活动范围，这个“基层市场”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是农民与城市联系的过渡地带。而少数民族地区的“圩市”正是基层市场的体现，它包含了村落之间、乡城之间、民族之间的经济活动、文化交流，是人口互动的场所，也是与中间市场即乡镇联系的纽带。但其更多体现自发性，缺乏国家权力的影响。
结语
与传统流动人口研究只关注城市空间和城市治理不同，湘黔桂边区是传统的多民族聚居区，具有代表性的三江县民族众多，场域类型复杂，按照城市治理的逻辑难以有效解决不同场域的人口流动问题。因此需要将边区场域进行层次化解析，进行差异化治理。本文正是基于此种现实将三江县的空间分为省级空间、县域空间和村落空间三种类型，探究三种场域产生的历史因素和现实状况，从空间治理的角度提出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问题的解决对策，其中政府因素具有关键性作用。
第一，政府应引导少数民族人口有序流动，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具有无序性，无序流动的不足在于流动成本过高或者与流入地的人力资本需求不匹配，政府应通过政策导向或政府间合作，调节利益分配，引导少数民族人口有序流动。第二，政府应促进少数民族人口积极流动，人们享有自由流动的权利，囿于社会运动所产生的空间隔离与空间异化，以及少数民族人口在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其流动需求受到抑制，政府应摒弃“高流动意味着高风险”的思维，打破户籍制度藩篱，保障少数民族人口的空间权利，提升其流动积极性。第三，政府应扩大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范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社会主义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生存空间，各族人民可以自由流动到任何地方，由于历史原因少数民族人口在空间互动中选择了“内卷化”的场域，并形成了稳定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形态，但这并不是城市权的消亡，政府应为少数民族向县城、省会甚至特大城市流动提供支持，大力宣传城市优势，营造向往城市的空间环境，使其体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真实意蕴，培育少数民族人口的空间平等意识和“城市”空间观，为其流向城市破除思想藩篱。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