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论文哪里有？笔者认为信仰者集团等定居运动制造的被占领土犹太定居点问题横亘在巴以之间，对巴以乃至阿以和平造成严重阻碍。信仰者集团认为定居“以色列地”是弥赛亚降临的先决条件，而巴勒斯坦则是圣地的更大一部分。
绪论
2.国外研究综述
信仰者集团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引起了许多国外学者的研究兴趣，且相较于国内，国外对于信仰者集团与西岸犹太定居点问题研究受益于诸多客观优势条件，因此研究成果较多，包括许多专著和论文。根据所搜集的资料，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对于信仰者集团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的研究，二是对于信仰者集团在西岸定居活动的研究，三是关于信仰者集团影响的研究。
第一，对于信仰者集团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的研究。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伊恩·卢斯蒂克的著作《为了土地和上帝：以色列的犹太原教旨主义》（For the Land and the Lord: Jewish Fundamentalism—— in Israel）①在广泛使用希伯来语原始资料，及信仰者集团内部出版物的基础上写就。卢斯蒂克在前两章追溯了犹太原教旨主义的根源，探究了信仰者集团的思想来源，指出库克拉比父子共同为该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框架。第三章探讨了从1967年“六日战争”到20世纪80年代初信仰者集团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的演变，阐释了以色列对西岸的征服如何推动了信仰者集团的出现。第五章指出信仰者集团内部在意识形态和策略上的分歧：支持对阿拉伯人使用恐怖手段的人和反对此种行为者，大多数领土主义者坚决反对和平进程和放弃犹太人定居点，甚至为之诉诸暴力。作者对原教旨主义现象的结果及其对阿以冲突的影响持悲观态度，认为它是 “实现阿以全面和平解决方案的有效谈判的最大障碍”。本·古里安大学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研究所教授迈克尔·费奇（Michael Feige）的著作《定居在心中：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原教旨主义》（Settling the Hearts: Jewish Fundamentalism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②是对信仰者集团建立的定居点进行了20年研究的成果。本书共13章，涵盖了定居活动的诸多方面。费奇将信仰者集团定义为“带有某种弥赛亚主义和极端右翼政治观点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运动”。这本书的标题——“安顿人心”——借用了信仰者集团一位知识分子领袖约尔·宾努拉比的一篇文章。宾努认为，信仰者集团成功地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建立了部分定居点，但他们未能将自己的意识形态植入以色列人民的心中。1993年的和平进程和2005年从加沙地带撤出就证明了这种失败。费奇的书重新审视了信仰者集团的定居点项目和遗产，以及该运动试图（但失败了）“深入人心”的话语性和象征性策略。
三、信仰者集团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活动
（一）1974-1977年工党执政时期：擅自建立
1973年“赎罪日战争”的战时总理果尔达·梅厄在战后引咎辞职。尽管工党政府在战争中的表现非常糟糕，但还是在六月份的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获胜，选择了1967年战争的英雄、前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来领导这个国家。拉宾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阿以冲突，而不是诉诸武力，因此他反对在犹地亚和撒玛利亚建立定居点，以缓解紧张局势，为双方和平谈判提供筹码。这与信仰者集团反对在未来的和平谈判中放弃任何领土的立场背道而驰。该集团决策机构内部秘书处强调，当前的任务是动员公众舆论反对工党政府从1973年战争中占领的叙利亚土地上撤退。反过来，这被视为在和平谈判背景下反对工党政策的斗争的开始，即从以色列自1967年以来占领的领土上撤出。②因此，信仰者集团成立伊始，便开始阻挠任何具有领土妥协倾向的政府决定，反对以色列与埃及签订和平协议，并违反了当时拉宾政府禁止私自扩建定居点的政策，在塞巴斯蒂亚和俄弗拉建立了非法的前哨站。
1974-1977年间，信仰者集团在没有政府授权的情况下建立非法定居点，直接违反了当时的工党政府政策。由于工党内部关于定居点问题一直存在分歧，所以并没有采取坚决措施进行阻止和拆除，并停止了从两个定居点卡杜姆（Kadum）和埃隆·莫雷（Elon More）撤离定居者的尝试，从而默许了信仰者集团的非法行径，也给了其发展壮大之机。但这个时期，该集团的活动被大多数人认为是非法和不负责任的，包括一些可能在意识形态上认同它的人。1975年9月，以色列与埃及达成了第二次脱离接触协议。与此同时，约旦河西岸的信仰者集团在“赎罪日战争”后聚集了力量，并在1974年至1987年间在大量阿拉伯人口附近建立了小社区。世俗的以色列政府反对这种行为，但很少使用武力驱逐定居者，定居者援引犹太复国主义对家园的权利来保卫自己。尽管如此，直到反对党利库德集团于1977年上台时，他们的人数不到4000人。
五、信仰者集团及其定居活动的影响
（一）形成阿以和平进程的严重障碍
从某种意义上讲，以色列的历史就是犹太定居点在巴勒斯坦地区不断增加和扩展的历史。巴勒斯坦问题的本质就是被占领土问题。因此，在巴以和平进程中，犹太定居点的去留及其幅度，将是和平能否实现的一个关键因素。
信仰者集团及其意识形态继承者一直站在反对和平进程的最前列，同时也一直是反对各种和平倡议的最有效示威者，以阻止任何形式的领土撤退，以永久吞并被占领土为最终目标。他们在各大城市组织大规模抗议活动，在最显眼的十字路口和公共场所张贴他们的口号和广告牌，并在右翼派别中建立了一个旨在阻止履行和平协定的游说团。②尽管和平作为一种价值观并没有被信仰者集团所否定，但其对和平的宗教观念是神秘的、弥赛亚式的，本质上不是政治的。因此，它们不准备作出任何形式的领土牺牲或让步，以换取阿以冲突的和平解决。此外，在领土上作出让步被认为会推迟最终的救赎以及永久和平的到来。与过去几十年来以色列的所有其他抗议团体相比，以信仰者集团为代表的定居运动组织是呼声最高和最活跃的，有能力在必要时动员数以万计的支持者进行公开抗议。
与此同时，对最终目标的固有信念已经蔓延成暴力和极端行径。对于更年轻和更激进的团体来说，最初的合法抗议已经让位于非法行为。1995年，伊加尔·阿米尔暗杀了总理拉宾，使极端主义行为达到高潮。阿米尔以宗教理由为自己辩护，“将神圣的犹太财产交给非犹太人的人”和“谋杀或协助谋杀犹太人的人”——应该被处死。③除了肢体暴力，非肢体暴力行为在后奥斯陆时期变得越来越明显。例如使用犹太人在二战时遭到大屠杀的图像激起民族情绪，将政府官员与和平进程的支持者贴上“叛徒”的标签，呼吁将阿拉伯-巴勒斯坦居民“转移”出以色列，以及许多人默认对拉宾总理的暗杀是一种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重演的行为。当受到舆论指责时，宗教团体总是争辩称使用暴力的仅限于少数激进分子，其中的 大多数人都是右翼的卡赫”（Kach）党或者“山顶青年”（Hilltop youth）组织的成员，他们采取了比信仰者集团的创始人一代更激进的立场。
（二）加速以色列政治力量的重组
尽管1977年工党下台的主要原因是自身的腐化、分裂以及“东方犹太人”的不满，但是，对待信仰者集团扩建定居点问题上的分歧则加剧了工党分裂，也削弱了工党在以色列政坛的威信。①无论是在 1977 年之前作为执政党还是在1984年至1988年间作为民族团结政府成员，工党内都有一些强硬派，他们认同在被占领土上的最低限度的定居政策，并拒绝广泛的领土撤退的选择。②信仰者集团建立之初便得到了当时“强硬”的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的帮助，他为该集团的第一批前哨定居点提供了军事保护。
在全国宗教党内，信仰者集团的影响力迅速上升，促使该党一改之前在国家内外事务中的保守、温和形象，特别是在被占领土问题上，其态度变得十分强硬。该党立场也由中立倒向右翼阵营。“鹰派”阵营的其他政党包括泰西亚党(Tehiya)、佐梅特党(Tsomet)和莫莱德特党(Moledet)、全国联盟（the National Union）等政党相继成立并迅速崛起。这些政党采取了极端右翼立场，支持在整个西岸和加沙地带广泛定居，反对以领土妥协或撤军为前提的任何形式的和平协议。持强硬立场的右翼势力影响明显扩大。对政治斗争中宗教层面的关注给以色列国内的世俗右翼带来了问题。后者结合圣经中描述的国土历史与国家安全，为其保留对被占领土的控制权而辩护，但不认为保留被占领土是高于国家法律和民主程序的神圣命令。自成立以来，信仰者集团的领导人不断试图与世俗右翼联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建立宗教-世俗右翼联合政党，如Hatechiya和佐梅特党。③在主张“以土地换和平”的左翼阵营，以工党联盟(Alignment)为主导，还包括变革党(Shinui)、统一工人党(Mapam)和公民权利运动(简称CRM)等鸽派政党。④1978年，与信仰者集团相对应的“现在就和平”（Peace Now Movement）运动应运而生。
结语
信仰者集团选择了一种宗教价值作为最终的救赎之路，并选择政治行动作为实现其目标的唯一手段。阿里埃勒·沙龙回忆说，有人问他信仰者集团的成员都是些什么人？他回答说:“他们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我们差不多，只是比我们更认真。”①虽然信仰者集团在1980年代末以后不再作为一个正式组织存在，但它已深深扎根于以色列的宗教和文化土壤，对以色列政治和社会的影响不容小觑。最直接的体现是煽动起了经久不衰的定居运动思潮。截至2012年，大约有 34.1万以色列人生活在定居点。截至2015年，已有几十万以色列人生活在约旦河西岸。自1967年战争以来，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人认为是未来国家核心的土地上建立了大约140个定居点。除了得到授权的定居点之外，一些定居者未经政府许可还建立了数十个偏远的村落。
信仰者集团等定居运动制造的被占领土犹太定居点问题横亘在巴以之间，对巴以乃至阿以和平造成严重阻碍。信仰者集团认为定居“以色列地”是弥赛亚降临的先决条件，而巴勒斯坦则是圣地的更大一部分。自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订以来，犹太定居点阻碍了所有旨在解决巴以冲突的努力，而其支持者作为政府和体制框架的一部分，是影响直至今日的巴以冲突的主要因素。此外，信仰者集团所引领的极端宗教势力的崛起对以色列作为现代民主国家的正常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议会中的宗教政党团结起来，影响国家的民主决策和理性外交。尤其是对于和平政策的出台与相关协定的履行。《奥斯陆协议》使以色列实际上接受了分治原则，即放弃部分圣地，从“大以色列”的中心地带撤退，这违背了信仰者集团原教旨主义思想的前提，推迟了弥赛亚的到来。该协议因此受到国内极端宗教势力的反对，逼迫以色列政府持续违背该协议。2022年，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在联合国发言时强调，国际上有关巴勒斯坦的决议已经有数百项之多，但几乎均未得到执行。他表示，巴勒斯坦不接受成为《奥斯陆协议》的单方面履约方，由于以色列的违约，该协议事实上已不复存在。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