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论文哪里有？笔者认为根据2019年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ODA民意调查，其中有51%的东南亚民意反馈日本是对于其国家未来重要的合作伙伴，对日本的认可程度也超过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援助大国。1国际援助的领导权不仅是由援助体量制约，更是表现在援助国对舆论、议题设置中所接收到的受援国反馈的影响力当中。
1.绪论
1.2.2国外研究现状
1.关于大战略理论的研究
约翰·柯林斯(1978)认为大战略是一门运用国家力量的艺术和科学，是通过暴力与非暴力等手段，对战略对象国实施所需要的各种程度的控制，以实现国家安全的利益和目标，大战略所寻求的远不是战争的胜利，而是持久的和平。1保罗·肯尼迪（2005）从广义上认为真正的大战略必须以一种内在的连贯方式，同等地关注战争与和平，甚或更为关注和平，这既为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也为和平年代的稳定性更好的整合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目的。2利德尔·哈特（2010）认为大战略的目标为协调与指导国家一切资源以达到战争的目的，他主张战略的眼界得以战争为限，大战略的视线则需超越战争而看到战后的和平。3布莱恩·N·格罗夫斯（2010）认为发展大战略的关键是需要富有影响力的国家领导人透过历史深思国家根本的战略思想和所需要的政治目的，然后对相关各方面的目标进行整合。4理查德·卢梭（2012）阐释出战略在军事事物中的性质和作用，并认为战略是连接军事力量和政治目的的桥梁。5小理查德·D·胡克博士（2014）认为大战略可以被简单的理解为为了保护国家而对力量的使用，并指出大战略并不限于“国家安全”的方面，还涉及到“国家发展”的层面。
3.新世纪前日本对东南亚ODA的战略建构
3.1日本对东南亚的战略目标
1.福田主义的战略基石
日本对东南亚的战争赔偿既有战后补偿的因素，同时也是因为日本国内因“朝鲜特需”导致的生产停滞，急需开拓对外市场应对国内的生产局面。“朝鲜特需”指日本在朝鲜战争中从美国手中所获取的战争装备订单。美国因朝鲜战争的需求向日本购置军需用品，以及大批美军官兵在日本轮番修整时产生的“服务费用”，共计超过36亿美元。1这笔资金是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强心针，也是日本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深层思考，及原材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的探索。由此，日本选择将资本物资作为对东南亚的赔偿援助。日本的赔偿援助自1954年对缅甸赔偿协议为发端，以1959年对越南的赔偿协议签订实现对东南亚赔偿援助的基本完成。日本对东南亚国家产品实物的赔偿主要是有日本政府移交给日本企业推进，由日本公司直接向索赔国提供对等的产品输出和劳务合作。日本这一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援助模式在帮助东南亚国家实现战后的社会重建过程同时，也让东南亚对日本贸易强输出产生反感。日本的跨国企业将东南亚的廉价劳动力应用于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将高技术工业产品从日本输出到东南亚，这便让东南亚国家在受援过程中对日本产生不对等的依赖。另外，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扩张以振兴本国输出、确保资源供给为重点，东南亚国家的利益相对受到损害，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矛盾堆积逐渐白热化。1974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访问东盟五国时相继遭遇以学生、市民为主的反日浪潮。
4.新世纪后日本对东南亚ODA的战略推进
4.1日本对东南亚的战略目标
在国际形势变化之下，很多发达国家通过ODA强化针对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严重问题的措施。另外，政府之外的各类国际机构都会对发展中国家通过援助加深相互的合作。在国际环境的变动下，日本也对ODA的大纲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国际环境的竞争趋势以及在此之前对东南亚地区的付出成本。
1.日本ODA的国家利益战略目标
日本驻联合国代表须永和男曾坦言：“回顾历史，公平的说日本的ODA自开始实施以来，一直是确保国家利益的首要工具。”1国家利益的字眼出现ODA的政策领域当中，ODA的战略当中出现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战略侧重。国家利益的阐释进一步烙印在2003年ODA的大纲对外援助当中。2003年日本ODA作出相应的调整，主要强调两个主要目的：一是为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做贡献；二是通过实施ODA有助于保持本国的安全与繁荣。2针对第一个目的，日本要想展现大国姿态便要区别于其他国家对国社会所作出贡献，凭借其贡献值在国际社会中赢得赞誉与认可，从而获取国际社会的汇报助推日本国家战略的目的。尤其是2001年9·11事件所引起的全球恐慌，国际社会对于和平的渴望也成为日本确定此目标的重要因素。第二个目的所表现出的ODA战略性与机动性更加明确，目的的指向性更加明确的对标日本经济低迷状态下所需的安全与繁荣。90年代后期的日本经济形势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尤其是在“广场协议”的签署之后。
4.2日本对东南亚ODA战略的手段
4.2.1经济与军事并驾齐驱的战略手段
“经济走廊（Economic corridor）”衍生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的概念。大湄公河次区域（GMS）是由日本在1992年凭借其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进一步提出的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这一经济合作机制涉及中国与湄公河五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将交通、能源、人力资源开发等设为重点合作领域。而亚洲开发银行由日本与美国一手主导建立的第三方援助投资机构，两国更是以出资比例和投票权重占据该组织话语主导。在1998年10月由亚洲开发银行举办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第八次部长会议上，亚开行提出对GMS经济走廊的定义认为是次区域范围内生产、投资、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有机地联系为一体的经济合作机制。1与会专家进一步指出，经济走廊的诞生是地区国家希望通过激活地区主要道路或交通走廊沿线的经济活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冲击。2随着21世纪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提出，日本也在次区域合作机制中进一步发展次区域的经济走廊合作路径，试图与中国在湄公河次区域内形成战略对冲。2002年11月的首届大湄公河次区域领导人会议上，明确将“GMS经济走廊中的南北经济走廊、东西经济走廊、南部经济走廊界定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旗舰”项目。”
结语
总体而言，冷战结束之后的日本在前期建构的“经济大国”基础上，以战略援助的ODA形式逐步调试在东南亚的战略节奏。ODA作为经济分流的手段支持国家大战略的目标，日本主要是在全球时代的背景之下不断调配手段的形式。从全球的热点课题中寻觅适合日本切入的契机，如日本对东南亚的环境ODA便是在响应时代发展的主旋律之下奠基其自身的发展模式和建构对象。通过已有的开拓未知的，已有的便是在赔偿援助之上与东南亚形成的以ODA为基础的经济合作，未知的则是全球热点议题在对象地区的开拓。对于大国的战略目标而言，日本所实现的是在该领域的议题话语权。“政治大国”的后盾是经济实力，日本以东南亚的经济腹地——大湄公次区域为中心，通过ODA建设GMS经济走廊，实现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贯彻联通。经济实力的支撑是战略推进的锁点，也是国家军事拓展的保障。ODA大纲的改革步步紧扣日本军事向外求索的姿态，以经促政逐步演化为经济政治化，经济战略化。日本在低政治领域的经济举措中逐步向高政治领域的政治战略过渡，其中，ODA战略纽带联系的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反馈起到一定的杠杆平衡作用。日本对东南亚的ODA战略推进中，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民调显示出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是大于其他境外援助大国。同时，根据2019年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ODA民意调查，其中有51%的东南亚民意反馈日本是对于其国家未来重要的合作伙伴，对日本的认可程度也超过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援助大国。1国际援助的领导权不仅是由援助体量制约，更是表现在援助国对舆论、议题设置中所接收到的受援国反馈的影响力当中。2可以看出，日本通过援助实现对东南亚的一定程度的话语主导，这也是其国家战略推进的对应力量。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