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哪里有？笔者认为八十年代“纯文学”在中国语境中的生成、发展是一种历史的建构，文学设法从政治意识形态中独立，完成它的自足性构想，这本身就具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进入以消费主义文化为主导的九十年代，“纯文学”所反抗的对立面由政治转向了市场，文学在新的历史境遇中失去曾经的轰动效应。
第一章 破旧立新：1980年代“纯文学”话语生成的历史语境
1.1 时代规范下的文学制度建构与调整
新时期文学的发生是建立在对由来已久的极“左”路线的反叛基础上的，以过去的“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作为对立的他者，建构了一个重新起源的历史神话。通过分析新时期作家及批评家对文学的思考及实践，会发现他们有意使新时期文学与“现代化想象”接轨的历史动力是文艺政策的改变，文艺工作者对旧的文艺思想及错误的文艺政策的反思在文学体制的话语规约下稳步前行。八十年代的“纯文学”话语并不是一个超历史的“本质”，而是在一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逐步建构起来的概念，因此考察文学的自主性过程首先要研究文学制度的演进和分化。正如陶东风、李松岳指出的，文学艺术的自主性的建构依赖于历史发展中的社会转型。只有笼罩在文学上空的极“左”阴影消散，文学走向自主才变得可能。八十年代的“纯文学”诉求的达成根本上还是归因于当时中国社会的结构性转型和社会目标的变革，重视“纯文学”建构的特殊社会语境才能超越一般化的经验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局限，对“纯文学”本身的考量也更具历史反思能力。
第二章 形式突围：1980年代“纯文学”理念与“先锋”文学实践的相互缠绕
2.1“文学现代化”焦虑下的突围
新时期以来，很多理论家通过把“十七年文学”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对立面，来揭露其僵化、教条、非审美的一面，从而确立了新时期文学的合法性。如果说刘再复是在文学与政治相对立的基础上发掘出了一个异于“十七年文学”的主体，那么鲁枢元则借用西方现代派资源引出了“向内转”的实际操作理论，“向内转”的叙述为后来的“纯文学”实验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曾经的极“左”政治灾难在人民内心深处留下了严重的“内伤”，特殊历史时期狭隘地把文学理解为对社会现实政治“镜映式的”反映，遮蔽了文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伤害了文学的自律性。经历浩劫之后的反省、忏悔心理为文学的“向内转”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作家以一种叛逆式的姿态展现出个人内心精神的复杂性，深化对“人”自身的认识。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验的破产必然会导致作家重新寻找文学发展的出海口，远离政治的“现代化想象”催生了以“形式意识形态”终结“文学意识形态”的先锋文学。
第三章 “去政治化”：“纯文学”知识范式影响下的“重写文学史”实践
3.1 现代化想象和世界性视野
“文学性”问题在20世纪中国的革命实践中被遮蔽已久，经由30年代的“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乃至发展到极端的“文革文学”的一系列规训，文学的写作与评价越来越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而失去了本身的自主性。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想也影响到了文学评价，发现那些被某个时代、某个权威政治压抑的文学成了“重写”的目标。19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重写文学史”潮流延续了八十年代初的历史重评与价值重估，并与现代性话语和世界性视野耦合，以其特殊的话语实践参与并形塑了八十年代的文化活动，表征了知识分子参与历史书写的主体性。八十年代经过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文学”的发掘，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启蒙、关于推进现代化的历史话语，“重写文学史”思潮实际上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图景，影响了九十年代及当今的文化构成，很多文化事件的讨论都有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影子，譬如1994年轰动一时的“经典大师排位”事件，把茅盾从文学经典大师库中剔除这一行为的背后是审美史观压倒政治史观的表征。以一种更加开阔的历史视野重新考察“重写文学史”活动的历史性和复杂性，能够超越于一般的理论认识层面，对以“文学性”和“历史性”为主导的文学史想象有更深层次的把握。
3.2 “审美原则”的价值与偏颇
通过对“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发生语境及话语机制进行考察，会发现其中渗透着研究者个人对于文学史书写的观念与态度。不管是对于接续世界文学的现代化诉求，还是对于无功利的审美的偏至，都与知识分子渴望借助文学研究来表达人文关怀与介入现实的愿望有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重写文学史”也是知识分子参与历史建构的一种的方式，因“文学史研究”更重视“史”的观念维度，面对文学文本产生的政治氛围、生产制度等复杂历史语境，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与思维视野影响着历史叙述的面貌。考察《重写文学史》专栏中“主持人的话”和刊载的文章，会明显发现“重写文学史”学人在探寻一种新的审美范式，以告别过去的“政治标准第一”的文学史倾向，这也满足了他们对于“纯文学”的文学史想象的追求。可以说，“审美原则”成为了“重写文学史”倡导者所持重的评判文学作品价值的标准，颠覆了过去单一的从政治维度对文学作品作出阐释的文学史写作，但同时我们也必须发现“审美原则”作为具有实际操作价值背后的偏颇之处。“没有‘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对‘语言’、‘形式’的过度‘排斥’，也就没有80年代文学对‘纯文学’，对‘审美注意’的极端追捧；另一方面，它是80年代话语方式生成的产物，可以说，只有在80年代那种二元对立的话语模式中，‘审美原则’才会成为一种‘片面’但是又‘深刻’的理论方法得到研究者的青睐，当然，这种选择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学策略’的意味。”①评价文学作品无论是从审美性的原则还是思想政治的原则，都可能会造成片面的叙述，这也是撰写文学史的两难困境。八十年代曾兴起一股“美学热”思潮，为重新发现“人”的价值和“去政治化”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其中最为强调的是中国必须要决绝地抛弃固有传统而走向现代化。而“审美”正是美学领域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重写文学史”倡导者正是通过“审美”这一话语策略来进行其“非政治化”的实践，意图重新建构起属于知识分子话语范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结语
整理历史的过程会帮助我们明晰更多丰富生动的历史细节，特别是认识更多话语表述中含混的部分。作为一个在转折与断裂的八十年代中引起极大反响的概念，“纯文学”的生成、发展都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当代中国追寻现代性的痕迹。它丰富了人们对“文学性”的认识，也促进了文学观念及写作方式的革新，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影响了写作者和读者的文学观念及审美趣味。
文学观念的发展与变革都与一定的历史语境相关，只有追溯“纯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将其作为一个历史性的命题，才能“遭遇”历史阶段的特定问题，考察它被建构的过程。这也是本文选择从“纯文学”的生成、发展这一角度进入八十年代文学研究的原因。一方面对“文学性”的认识促生了一代学者的文学想象与知识探索，另一方面，八十年代“纯文学”的“幽灵”依然飘荡在之后三十多年的现实上空，影响着人们的文学趣味和价值判断。“纯文学”理念留下了八十年代追逐“现代性”的理想激情，并且经由“纯文学”这一叙事话语，很多个人、无意识、自由、解放等命题都裹挟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还原八十年代自身的多重张力有助于我们对转折与断裂的历史时期进行去弊性的反思，不至于囿于一些本质主义的概念，从而获得一种历史性的认知。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