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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火补土”法之火的中医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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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文编号:el2018052422240517000
  • 日期:2018-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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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篇中医论文,中医治疗的积极面在于希望可以协助恢复人体的阴阳平衡,而消极面则是希望当必须使用药物来减缓疾病的恶化时,还能兼顾生命与生活的品质。(以上内容来自百度百科)今天为大家推荐一篇中医论文,供大家参考。
 
前言
 
中医学关于火的概念比较复杂,从哲学角度看有阴阳之火、五行之火,还有八卦的离火;从中医学理论来看既有生理的火,即人体正常的阳气,还有病理的火,病理的火又分虚实,实火即脏腑阳气的亢盛,外感六淫、痰湿等等都是实火,而气血亏虚则导致虚火的形成。“益火补土”法从最初以在哲学观念上发展成的五行学说的指导,到后来明清温补大家学术思想的影响,再到近现代临床对于该法的大量运用,众医家将最初火分君相的自然哲学观引入中医学,对于该火的理解出现了诸多争议,继而有了心阳、肾阳和脾胃阳气等不同观点,可谓是百花齐放。但是在中医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明清时期温补学派兴起,创立了命门学说以后,后世医家不再从五行的角度解释“益火补土”法,而是从临床的角度出发认为该火应当为肾阳。从古至今“益火补土”法之土未出现过争议,其被定义为脾阳亦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本文就不再赘言。但是对该火何时从五行的角度定义,何时又对其用藏象学说解释,古人并未说明。笔者研究了各个时期代表医家的学术思想以及临床施治,认为中医学是在不断争鸣当中发展的,而学术争鸣深深扎根于辨证论治之中。“益火补土”法之火的含义众多,却在临床运用中屡获良效,究其原因无不体现了医者基于中医学整体观念,四诊合参,灵活辨证的结果。明清时期延续了金元的争鸣之风,尤其是命门学说的盛行与温补学派的形成,使得“益火补土”法不再独以五行学说为尊,而是将藏象学说作为理论指导,扩充了火的内涵,通过该法所治疗疾病的病种也得以增多。因此,可以认为明清是火理论发展的关键时期。那么“益火补土”法之火是如何从以五行学说为指导演变为以藏象学说为依据的呢?这正是中医学理论需要阐明的问题。
本文以明清为界,整理了古今体现有“益火补土”法的一些代表性文献以及现代数据库中的文献,比如先秦时期的《黄帝内经》,隋唐时期的《备急千金要方》,宋金元时期的《伤寒九十论》、《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素问玄机原病式》、《脾胃论》、《丹溪心法》,明清时期的《景岳全书》、《医门法律》、《薛氏医案》、《临证指南医案》等等,梳理了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火理论的发展及演变过程,大致分析出了“益火补土”法所适应的病证、常用药物,并针对“益火补土”法中火之奥义从君相二火与土的关系来进行探讨,以求澄清“益火补土”法的真正含义,为临床施治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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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代医家对火的认识
 
1.1自然哲学影响下“火”理论的萌芽
“火”理论起源于我国传统文化思想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周易》。先秦时期盛行神仙方术,人们对于长生不老的过度渴求促进了炼丹事业的兴盛和发展。而炼丹之理源自周易,尤以八卦的思维方式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颇深,因此源于自然界的火被赋予了哲学含义。“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先有水而后有火,八卦中离卦象征水,坎卦象征火,坎离的相交互合则为水火的相济。与此同时,火被抽象为阴阳与五行之别,八卦之水火相互既济、阴阳之水火互根互用,与五行概念一起,形成了水火间既对立又统一、既相反又相成的模式,对“火”理论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首次将周易理论的天地、水火、阴阳联系到人体脏腑,书中载:“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初步形成了“火”的理论,并且用“天人合一”的观点解释了阴升阳降、水升火降等自然规律,即“升已而降,降者为天;降已而升,升者为地,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素问·六微旨大论》),既体现了中医学人与自然是统一的整体观念,又为后世阐述心火下降、肾水上济提供了理论依据。《内经》以壮火、少火来定义火的正邪两面,“壮火之气衰”,指壮火削弱正气,使正气不足;“少火之气壮”,说明少火增强正气,令其旺盛。据统计,全书共出现“火”字达240余次,但其更是从五行的角度强调脏腑间的生克关系。《素问·金匮真言论》载:“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其类火……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其类水。”心在五行为火,肾在五行为水,水克火,形成了单方向的肾水克心火的生理关系,过克为乘,反克为侮,由此可以推出心与肾的生理病理联系。其中运气七篇共出现“火”143次,多指六气之火,占《内经》火论的一半以上,并且“君火”出现11次,“相火”出现达15次,为二火之首载。“少阴君火,主春分后六十日;少阳相火,主夏至日前后三十日也”,少阴君火与少阳相火同属天之六气,纯者为“君火”,烈者为“相火”,分别指代不同季节所形成的不同气候。而《素问·天元纪大论》以“君火”来命热气,暑气则为“相火”,其本义初为对热气和暑气进行明确的划分,却被其后的医家用来区分火的两种属性。“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心如古代君主发号施令一般调控着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和精神情志活动,心火旺则血脉运行通畅,脏腑协调,精神情志得安;心火不足则血脉不通,脏腑失调,精神难安[1]。相火如辅佐君王之宰相,在帮助心正常活动的同时亦保障了脏腑气血经络的正常作用。因此《素问·天元纪大论》将其总结为:“君火以明,相火以位”。基于此认识,后世医家赋予君相二火不同的含义用以解释“益火补土”法中火与脾土间的关系,并广泛指导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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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对火的认识从自然哲学向医学过渡
受社会环境与政治局势的影响,隋唐时期形成了儒释道并遵的局面。这一时期的医家在养生防病与疾病的诊治方面开始强调火的作用,人们对于火的认识也从基本概念向功能属性转移。大多数人逐渐认识到火在人体内的温煦作用,《儒门事亲·刘河间先生三消论》载:“水多火少为阴实阳虚而病寒”,指明火的不足可导致人体温煦功能下降,出现寒证,此寒乃阴阳关系的失调,是水与火的失衡。《备急千金要方·心脏脉论第一》指出:“心者火也,肾者水也,水火相济”,火属热,用水凉之,能减少火热过旺造成的伤害;水本寒,以火暖之,不至于过寒使脏腑受损,水火间相互作用促进了心肾间的稳态,进一步完善了藏象学说中的心肾相交理论。并且此期“火”理论被充分应用于解释人体生理病理之变化,甚至出现了对人体体质的辨别,如《外台秘要·石发若热解折下石方四首》有载:“凡土火二形人,性躁气高,而肥盛多火气”,形容过食肥甘者多为火性体质,此类人多易于急躁、发怒。宋金元时期,中医学“火”的理论迎来了崭新阶段,产生了历史性的变革[2],各位医家从君相二火的角度对“益火补土”法进行探讨,特别强调了相火之于人体的重要作用。陈无择将火分君相,认为相火供给人体每天的能量消耗,君火则为万物产生的根源,故其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君火论》中指出:“五行各一,唯火有二者,乃君相之不同。相火……人之日用者是也……君火……万物之所资始”,对后世医家有着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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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君相二火与土的关系.............12
2.1君火与土的关系——君火为土之母......12
2.1.1益君火温脾土,助脾运化.......12
2.1.2益君火助脾土生血、行血.......12
2.1.3益君火调摄情志病........13
2.1.4分清君火虚实,土虚宜补.......14
2.2相火与土的关系——相火为土之母......15
2.2.1益先天相火,补后天脾土.......15
2.2.2相火脾土共同参与水液代谢.............16
2.2.3相火宜补,温煦脾土....17
 
2君相二火与土的关系
 
2.1君火与土的关系——君火为土之母
 
2.1.1益君火温脾土,助脾运化
心是君主之官,主导并调节着其他脏腑的功能活动,因此《幼科发挥》有载:“心火者,君火也”。而《素问·六节藏象论》早已点明脾概念因其内涵和外延的广泛性,涵盖了胃、大小肠、三焦和膀胱,以上都为“至阴之类”。心通过经络与小肠相连,小肠的受盛化物依赖心火的作用,心火循经络下达小肠,方能保证小肠能接受通过胃下传的食糜,然后在脾气的作用下对其进一步消化,分离出清浊。陆渊雷释义脾为“小肠之吸收[7]。”近代更是有学者认为“脾气散精”、“营之居也”以及水谷精微的吸收与输布无不与小肠相关。饮食物经过胃的腐熟作用后被转送给小肠,小肠分出清与浊,清者向上输于脾,在脾的作用下被转化为心血,再供给小肠保障其生理功能的正常发挥[8]。心火过多地下移于小肠,导致小肠里热炽盛,不能分清别浊,继而出现尿道灼热、小便赤痛等小肠实热的病理现象,甚者灼伤血络,出现尿血。对于心经火热炽盛者,可通过泻小肠火来治愈,与“脏实者可泻其腑”的治疗原则相一致。由于小肠分清别浊功能体现的是脾主运化这一方面,因此泻小肠之火亦即泻脾,又进一步证实了五行学说中“实则泻其子”这一观点。“腑虚者可补其脏”,小肠不能化物也就是脾的运化功能亏损,可以通过补益心阳的方法来实现温补脾阳、促脾运化的目的,又反过来印证了“虚则补其母”的治疗原则[9]。《古今医案按·泄泻》以温脾阳兼利水化饮诸法治一人久泻,罔效,后改为益心气兼补脾药治愈,体现了君火能生脾土,助脾运化。#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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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益火补土”法最初是根据五行的相生规律而确立的临床治法之一。目前对于“益火补土”之火有多种理解方式,第一为心火,第二为肾阳,第三为脾胃阳气(本脏之火)。“益火补土”从五行相生规律来看,本义是指心火,自从明清温补学派兴起,创立命门学说以后,尤其是张景岳提出肾阴和肾阳为五脏阴阳的根本,“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之后,后世医家从临床的角度出发将“火”修正为肾阳,因此“益火补土”法又称为“温补脾肾”法。为了从五行学说解释“益火补土”之火为肾阳,明代医家多从《素问·逆调论》中“一水不能胜二火”将火分为君相二火,君火即心火,相火即肾阳。譬如朱丹溪就据此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并创立了“相火论”。然而《内经》中此二火本指肝、心之火。木生火,生的是君火,即临床常见的心肝火旺。火生土,即相火生土,据“虚则补其母”的原则,脾阳亏虚则补相火即肾阳。表面上看,这种解释似乎从五行角度解决了“益火补土”的理论障碍,但如果说肾阳属于五行之火,那么水只能是肾阴,中医的五行学说是单方向的相生相克,即常胜的五行学说。肾阴肾阳乃肾的阴阳属性,二者为阴阳关系,不存在相生与相克,只存在对立制约和互根互用。如果说将对立制约理解成相克,那么肾阳制约肾阴即为反克,反克为侮,不符合阴阳关系。肾阴肾阳是阴阳关系,而不是五行关系,所以肾阳不能放于五行之火。张景岳认为水火二字尤为紧要,但就中国古代哲学而言,水火有阴阳之水火、五行之水火、八卦之水火,这三者中间存在着共性,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就目前收集的文献来看,明清医家对于水火的解释较为混乱,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的解释不吻合,五行学说无法解释“益火补土”,“益火补土”法只能以藏象学说作为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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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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