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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写什么内容模板一：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研究
环境规制是实现经济绿色增长的重要途径,在我国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变,提高资源利用率和控制污染排放的传统绿色增长模式已经不能应对我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现阶段绿色增长更强调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的目标,亦即促进社会平等、改善居民福利与实现环境可持续都将成为绿色增长的重要指标,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具有相似环境和福利目标的条件下,能否通过环境规制促进经济绿色增长?二者间的关系如何?环境规制如何促进绿色增长?这些极为紧迫的现实问题需要从理论和政策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对此,本文借助对国内外经典理论与文献的梳理和评述,以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的测度为基础,将环境、经济福祉和社会平等纳入本文的分析框架,采用多种计量模型,系统地分析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影响的内在逻辑,并从具体的环境规制政策出发,考察我国环境规制对经济绿色增长的真实影响。论文具体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本文在回顾经典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理论、明晰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的理论内涵和阐明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增长机理机制的基础上,立足于环境治理的源头,采用环保投资度量环境规制;借助工业废水处理率、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工业烟（粉）尘去除率和一般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计算的综合指标表示污染减排强度,从环境治理末端测度了环境规制水平;同时,基于环境规制类型,采用环保法规数、排污费征收额和环境信访数分别衡量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的规制效果;进一步,将社会福祉纳入绿色增长的评价体系,从经济增长、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平等三个层面测度了绿色增长现状和水平。结果发现:样本期间内,我国环保投资、环保法规数、排污费征收额和环境信访数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且东、中和西部的论文摘要写什么内容？有没有模板范文？论文摘要讲求简单、客观，可以让读者快速了解到论文的研究课题意义以及研究的结论。本文为大家提供了5篇经济论文的摘要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你。环境规制强度呈现“高-中-低”的分布格局;而我国东、中和西部地区污染减排强度呈现“西部>中部>东部”的格局,并且中西部的污染减排强度明显高于东部。绿色增长水平的测度结果显示,样本期间内我国绿色增长水平总体表现为上升趋势,且地区之间的经济绿色增长水平差异明显,东、中和西部表现为依次降低的态势。第二,依据前述环境规制和绿色增长水平的测度结果,我们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分析环保投资和污染减排强度对绿色增长水平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水平影响的空间特征差异。SDM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我国环保投资和污染减排强度能够显著提高各省域的绿色增长水平,并能通过溢出效应显著提升邻近地区的绿色增长水平;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本省和邻近省份的绿色增长水平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与命令型环境规制相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水平的空间溢出特征则有所不同,表现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不利于本省绿色增长水平的提升,且对邻省绿色增长水平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可见,在环境规制措施的实施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影响的差异化特征。第三,实现绿色增长的基础之一是保证环境的可持续,提高绿色经济效率是我国未来发展的目标。本文补充环境可持续的绿色增长维度,采用DEA-Malmquist模型测度我国绿色经济效率,并通过构建面板平滑转移模型（PSTR）,研究环保投资、污染排放强度、以及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非线性特征。结果表明:环保投资、命令控制型和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始终表现为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均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增强而不断减弱;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方面,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增强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而污染减排强度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则呈现“倒U”型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多数省份均没有越过环境规制强度的门限值;中部地区约一半省份越过环境规制强度的门限值;而西部多数省份已经越过该门限值,说明我国在环境规制强度方面存在省际间的不均衡特性。第四,绿色增长从属于包容性经济增长范畴,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体现社会充分平等的要求。本文基于社会平等维度,借助熵权法计算了绿色增长进程中我国的社会福祉,并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居民健康和就业在环境规制影响社会福祉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并进一步对比了该类效应在地区之间的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居民健康支出和就业率的中介作用在环境规制影响社会福祉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从全国范围看,环境规制并未显著促进社会福祉的提高,原因在于环境规制通过降低居民健康支出进而提升社会福祉的正向中介作用被环境规制降低第二产业就业率进而降低社会福祉的负向作用抵消;从分地区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环境规制通过减少居民健康支出、提高第二产业就业率,显著地提升了社会福祉,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居民健康也在环境规制影响第二产业就业率的过程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社会福祉,居民健康支出未起到明显的中介作用,而第二产业就业率在环境规制对社会福祉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效应。第五,为了客观地反映我国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的真实影响,我们以2007年实施的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分析了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大气和水污染层面的污染减排整体效果、动态持续性效果以及该制度对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的实施显著降低了我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和工业氨氮排放量,即样本期间内该制度在污染减排层面呈现有效性;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对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化学需氧量存在持续的减排作用,但对工业氨氮的减排作用仅表现在制度实施初期,表明相比于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水排污权交易的减排效果有限,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对废气和废水治理方面应更加具有针对性;现阶段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的实施并未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表明该制度对于短期内实现绿色发展目标并不显著。客观评价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的影响,是现阶段我国合理制定环境治理政策、提高居民福祉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就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的影响展开了一定的理论探索和系列的实证研究,补充了我国环境规制和绿色增长的相关研究。本文认为,全球经济发展进入了“绿色”竞争时代,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积极发展绿色技术、打造“绿色软实力”、在环境变化过程中动态调整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增长的协调统一、加强环境保护信念并构建新发展理念下的绿色增长体系、注重环境保护与社会平等,才能走出一条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新绿色增长道路。
论文摘要写什么内容模板二：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理论分析与计量研究
经济增长收敛（Economic Growth Convergence）的经典含义是指欠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在长期内向发达经济体追赶与靠拢的过程。经济增长收敛假说始于Solow（1956）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其主要包含三个核心问题:第一,是否存在收敛,即对收敛的存在性进行判断;第二,为什么会出现收敛,即对收敛机制进行分析;第三,如何能促进收敛,即对收敛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这是一个重要但又十分复杂的问题,首先,收敛性回答的是经济差距缩小的问题,这是任何一个经济体不得不重视的现实问题,在过去半个世纪,经济学家一直在试图剖析经济体间收入差距的形成及其背后的成因,而收敛性假说则成为了近二十年来在总量层面分析收入差距的主要工具。其次,经济增长收敛涉及不同的经济增长理论,且不同的理论对收敛结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关于收敛性假说,学术界至今仍未给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框架与实论结论,这正是收敛性研究的复杂之处。经济增长收敛理论对于理解收入差距的未来变动趋势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其为欠发达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经济差距的缩小,以及经济体内部区域之间经济差距的缩小,提供了一种形象的描述。与此同时,经济增长收敛理论还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能够为政府的政策实施提供理论支撑与现实依据。事实上,关于经济增长收敛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所关注的焦点问题。近年来,中国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发展进入了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在内部面临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外则面临着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水平跃升的考验,这两大挑战均对应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收敛性问题,前者是关于中国内部各区域之间的收敛性问题,而后者则是将中国作为一个个体考虑其与世界范围内其它国家之间收敛性的问题。基于此,本文重新审视了中国内部与外部的收敛性特征,并从“横向收敛”和“纵向收敛”两大角度展开了系统的研究。首先,“纵向收敛”主要研究一元经济体向自身稳态逼近的收敛过程;而“横向收敛”则研究多元经济体之间相互追赶,向共同的稳态收敛的过程。根据研究主体的差异,这一部分又可细分为两个层面。其中第一个层面主要研究中国内部各区域之间的横向收敛特征,本文从“数量”和“质量”两个角度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展开了研究;而第二个层面则主要研究全球经济体之间的横向收敛特征,本文对“资本收敛机制”和“技术收敛机制”两大收敛机制进行了验证,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进行判断。首先,本文从全国整体层面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收敛的阶段性特征。笔者首先通过经济增长收敛理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路径进行识别,并借助门限回归模型判断中国当前的收敛阶段;随后进一步利用含潜在门限变量的时变系数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索金融和技术两大驱动因素对于中国在实现收敛跃升过程中的作用,结果发现: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正处于中等收入的收敛曲线上,继续沿现有曲线收敛难以顺利向高收入阶段跃升,中国只有转变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才有可能顺利成为高收入国家,因此,为了顺利实现向高收入水平跃升,需要促进科技与金融的深入融合,继续挖掘两大因素的潜能。其次,本文对经济增长“数量”的收敛性进行研究,笔者首先将空间相关性加入到Mankiw-Romer-Weil收敛模型中,得到了空间收敛理论方程,随后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中国省际间的收敛性和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本文还采用双区制空间杜宾模型对中国省际空间溢出效应的非对称性及其对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进行探究,结果发现:中国省际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中国的省际经济增长整体满足条件收敛规律,然而,中国省际之间的空间溢出无论在体量上还是方向上均具有非对称性特征,且这两大非对称性对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不尽相同。现阶段中国正处于增速换挡期,增速下滑的弱势省份会在区域内其它类似弱势省份间形成明显的下拉溢出,而这一溢出对强势省份的影响相对有限,在这两种效应的耦合作用下,中国经济出现了阶段性的区域极化现象。再次,本文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收敛性进行研究,笔者首先利用层级动态因子模型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建模,以得到各区域以及各省份的因子;随后,借助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识别区域间经济增长质量的联动机制;最后通过计算C-M同步化指数分析了区域间的收敛特征,结果发现:现阶段中国四大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东部先行,中西部跟随和东北部相对独立的三元结构,而从区域内的同步化水平来看,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内的省级经济增长质量已初具俱乐部收敛特征,呈整体一致向好态势,这在极大程度上缓和了个体异化引致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隐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东北地区内部省份间均存在着独有的制约因素和增长桎梏,并未表现出收敛特征。然后,本文对经济增长的“资本收敛机制”进行分析,笔者首先对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特征进行了理论阐释,并通过技术差距的动态演变推导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随后通过动态面板门限模型对理论分析结论进行实证检验,具体得到以下结论: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双门限效应,首先,金融水平较低的国家无法实现经济增长收敛,但其稳态增长率会随着金融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其次,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一个国家向前沿增长率收敛的可能性将会增加;最后,对于已收敛于前沿增长率的国家,金融发展对该国稳态下的相对产出增长率存在正向影响但最终趋于消失。最后,本文对经济增长的“技术收敛机制”进行分析,笔者首先借助非线性时变因子模型分析各国的俱乐部收敛情况;随后进一步通过技术前沿收敛模型探索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路径,以对各国向高收入国家收敛的本质条件进行判断,结果发现:各国在向高收入水平收敛过程中所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在长期内是非稳定状态,但这种非稳定状态并不容易被打破,需要具备相应的收敛条件才能实现跃升,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各国向高收入水平收敛的关键,经济体在低收入水平阶段,可通过技术模仿提升TFP,在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水平跃升阶段,需在技术模仿的同时利用全球技术边界提升带来的技术溢出拉动TFP增长,在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跃升阶段,需由外部驱动向自主创新驱动转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本文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维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特征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分析。从国内区域层面的收敛性分析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整体上满足条件收敛规律,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格局仍未真正改变,差异化的发展战略仍需重视;而从国际层面的收敛性来看,当前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必然会经历经济增速的回落期与调整期,实现向高收入水平收敛需要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论文摘要写什么内容模板三：高速铁路对中国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影响研究
近20年来,中国高铁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截止到2020年底,中国铁路覆盖大约90%的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总里程14.6万公里,其中高铁总里程达3.9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高铁技术更是引领全球、独占鳌头。高铁打破了中国区域空间格局,重构了城市间的经济关系,推动了资源要素的重新配置,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开通高铁的城市数量越来越多,探究高速铁路对中国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影响成为重要课题。本文简要梳理了高铁对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影响的基础理论,包括运输成本理论、区域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增长极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赫希曼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理论、空间依赖性与异质性定律。总结分析了高铁对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影响机制,分别是投资拉动效应机制、集聚效应机制、扩散效应机制和廊道效应机制。基于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实证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研究方法,分别从高铁对区域通达性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高铁对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差距演变影响、高铁对区域经济溢出效应与空间结构变化影响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其中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差距主要分析的是高铁对沿线城市经济空间格局产生的影响,通过对溢出效应的研究,进一步分析高铁沿线城市对其周边区域产生的影响。中国幅员辽阔,高铁对不同范围区域产生的影响会存在差异,将城市按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探究高铁对不同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影响的异质性。最后,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将高铁对各城市产生的影响效应进行归类,具体分析各城市在高铁网络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本文的核心内容及结论包含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高铁开通显著改善了区域通达性水平并促进了高铁沿线城市经济一体化,通达性作为中介变量在高铁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同时,高铁对不同类型区域的通达性及经济一体化会产生异质性影响。首先,基于各城市开通高铁的时间节点,选取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和经济潜能两个衡量指标,测算各城市2003年-2018年通达性水平及变化情况,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显著改善了各区域的通达性水平,2008年后呈现显著上升趋势,但各区域通达性水平存在异质性。其次,基于2003年-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控制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以高铁开通与否的政策虚拟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选取城镇化水平、政府财政支出、外商投资、产业结构、城市基建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和工资水平作为控制变量,通过回归分析得到结论:高铁开通对沿线城市经济一体化能够产生显著且正向的影响作用,且高铁对各地区经济一体化影响程度存在异质性。最后,将通达性作为中介变量,对全样本城市以及各类型城市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发现通达性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起到了间接影响效应,即通达性作为中介变量在高铁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第二,高铁开通显著促进了沿线城市经济增长并拉大了高铁沿线城市间的经济差距,劳动力流动作为中介变量在高铁影响区域经济差距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同时,高铁对不同类型区域的经济增长及经济差距会产生异质性影响。理论上,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的区域,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区域经济差距越显著。首先,基于2005年-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对高铁开通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数据进行比较,以高铁开通与否的政策虚拟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选取城镇化水平、政府财政支出、外商投资、城市基建水平、居住人口、研发经费和教育支出作为控制变量,通过回归分析得到结论:相对于未开通高铁的城市,高铁开通显著促进了沿线城市经济增长,高铁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并且这种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同样使用双重差分方法,以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投资为被解释变量,实证分析高铁对区域经济活动布局的影响,发现:高铁开通显著促进了第三产业发展和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但并未发现对第二产业产生显著影响。验证了高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投资拉动效应,同时表明高铁主要通过影响沿线城市的第三产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其次,基于2005年-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分析,选取各城市经济增长率离差作为被解释变量,以高铁开通与否的政策虚拟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选取城镇化水平、政府财政支出、外商投资、城市基建水平和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控制变量,通过回归分析得到结论:相对于未开通高铁的城市,高铁开通显著拉大了高铁沿线城市间的经济差距,且高铁对不同类型城市经济差距的影响程度存在异质性。最后,将劳动力要素流动作为中介变量,对全样本城市以及各类型城市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发现高铁主要通过影响劳动力要素流动进而拉大高铁沿线城市经济差距。第三,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并且存在区域异质性。上述研究结论主要针对的是高铁沿线城市经济空间格局变动,通过对溢出效应的研究,进一步分析高铁沿线城市对其周边区域产生的影响,如果存在溢出效应,则高铁也会影响沿线城市周边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变动。分别构建四个空间权重矩阵:相邻距离空间权重矩阵、普通铁路连接下的时间距离空间权重矩阵、高速铁路连接下的时间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基于2003年-2018年的面板数据和空间权重矩阵,选取空间误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以各城市GDP作为被解释变量,劳动投入量和资本投入量为解释变量,选取城镇化水平、政府财政支出、外商投资、产业结构、城市基建水平、研发经费和教育支出作为控制变量,通过回归分析得到结论:一方面,如果不考虑空间效应因素,将会导致高估资本投入量、城镇化水平、外商投资、城市基建水平和教育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另一方面,普通铁路和高速铁路连接下的时间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的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比另外两个空间权重矩阵得出的溢出效应结果显著,并且高铁联通下的溢出效应略高于普铁联通下的溢出效应,表明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能够显著增强城市间经济溢出效应,高铁开通可以有效促进沿线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高铁对不同类型城市经济增长产生的溢出效应存在差异。第四,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将高铁对各城市产生的影响分别按集聚效应、扩散效应和廊道效应进行归类,具体分析各城市在高铁网络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根据内向点度中心度、外向点度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变化值数据,整理出高铁对各城市经济空间格局变化产生的影响效应,包括集聚效应、扩散效应和廊道效应。首先,产生集聚效应的城市共121个,例如长沙市、扬州市、南京市、常州市、宜昌市、烟台市、宁波市、镇江市、上海市、重庆市、合肥市等,这部分城市在高铁网络中逐渐发展为区域核心城市,但是也要谨防虹吸效应,避免产生经济极化现象。其次,在分析产生扩散效应城市的过程中,同时观察产生受益效应的城市,可以看到哪些城市成为了受益区域。多数城市既具有扩散效应又具有受益效应,通过可视化地图可以看到各城市间如何相互影响,对于各城市未来发展具有指导意义。最后,对于产生廊道效应或过滤效应的18个城市来说,在高铁网络发展过程中逐渐被边缘化,即高铁开通后,部分城市原本的区域优势丧失,或者导致原本处于边缘地位的城市更加边缘化。它们分别是:大同市、长治市、朔州市、吕梁市、赤峰市、巴彦淖尔市、盘锦市、大庆市、台州市、威海市、菏泽市、江门市、武威市、张掖市、酒泉市、石嘴山市、吴忠市和克拉玛依市。在这些城市未来发展过程中,要积极探索城市发展机遇,谨防高铁带来的过滤效应。第五,结合上述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在探究高铁对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影响的过程中,发现高铁虽然能够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却也拉大了区域经济差距,并且劳动力流动作为中介变量在高铁影响区域经济差距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与此同时,虽然部分城市在高铁网络中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城市,但也容易产生虹吸效应,不利于区域经济发展,部分城市在高铁网络中逐渐被边缘化,产生廊道效应。这些问题在未来高铁发展过程中都应予以考虑,为此提出以下政策思考:一是继续完善高铁交通网络,但也要根据城市发展情况进行科学规划,避免过度延伸;二是合理配置资源,谨防部分高铁网络中的核心城市出现虹吸效应;三是对于出现边缘化趋势的城市,积极探索城市发展机遇,转变城市发展战略;四是在高铁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转变各城市传统行政理念,积极探索区域综合治理模式;五是努力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避免人才外流。
论文摘要写什么内容模板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数理思想及其发展研究
运用数理分析方法分析经济现象、论证经济规律、推断结论或定理已经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工具。习近平十分重视数学发展,并对马克思的数学研究给予极高评价,多次强调现代数学工具对分析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提到,马克思写下了数量庞大的数学等学科笔记,并引用恩格斯的话讲,马克思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而习近平在“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中肯定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撰写的《21世纪资本论》并指出:“他用翔实的数据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得出的结论值得我们深思”。现实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明显不足,而习近平为“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指明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发展的方向。首先,马克思对数学有丰富的研究,数理分析方法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理逻辑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属性之一,马克思研究数学的目的在于撰写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借助数学方法科学抽象了政治经济学主要理论,并借助数理逻辑推动政治经济学理论建构,这一过程是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具有“量”和“质”统一性和数学的根本属性决定的。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马克思数学研究的进阶路径符合人对事物认知的一般规律,马克思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是其钻研数学的根本前提,马克思开创了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研究数学先例,在研究高等数学中推动唯物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实践统一。马克思为高等数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时代贡献,马克思推动了高等数学的发展,提出“无穷小量”与“0”之间的辩证关系,独创了求导法,系统梳理了“神秘微积分”“理性微积分”“纯粹代数微积分”的特点和不足,敏锐发现了代数学向微分学转化的环节,创造性提出马克思微积分关键理论、辩证方法、通用公式,揭示了微积分的本质,突破了初等数学向高等数学跨越的关键理论。其次,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再生产理论、转形问题以及平均利润、生产价格、地租理论等蕴含着丰富的数理思想,体现了严谨性、简易性、可推理性特点,据此完成了经典数理分析表达,研究其数理分析的发展逻辑具有明显的时代假设前提、问题局限和意识形态差异,可进一步切合实际针对假设条件、计量单位、公式模型进行数理表达重构。第一,马克思对商品价值量和劳动生产率的定义和计算蕴含了“大数定律”思想,运用平均值规律的数理性质,阐释了价值规律的科学性,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过程中,敏锐发现货币转化为资本体现的“无形增值”,存在特殊商品才能使流通成立的等价逻辑,从数理逻辑发现了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根本载体,体现了数理“剪刀差”和传递的数理思想;马克思阐释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转形问题都是建立在不断赋予“质”和“量”的内在数理含义上的,都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从数理的角度推进了理论逻辑的展开。第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数理分析是以初等数学公式、文字逻辑及举例实现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经典剩余价值论、再生产理论和转形问题的数理表达体现了严谨性、简易性及可推理性特点。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观点、马克思所属时代基本前提假设,尝试建立了经典劳动价值论包含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生产总量数理模型”、“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及其变化之间的数理模型”、“部门生产率与价值量变化之间的数理模型”、“企业劳动生产率变化与价值量变化的数理模型”、“个别企业劳动生产率变化和该企业单位劳动时间形成价值量变化之间关系的数理模型”等;尝试建立了经典剩余价值论所包含的“马克思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模型”、“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模型”、“超额剩余价值生产模型”等;尝试建立了“经典简单再生产”、“经典扩大再生产”、“经典价值转形问题”、“平均利润和平均价格”、“商业资本”、“地租”等理论的数理模型。第三,辩证探研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再生产理论和转形问题的发展逻辑和路径体系看,西方学者虽看似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理表达解析内容,但也暴露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数理发展的意识形态偏见问题,西方学者过于强调数学工具的重要性,经常出现“数理逻辑大于理论逻辑”的错误,而国内学者的研究基本集中在对西方学者研究述评和经典理论的数理建构上,还缺乏比较系统、全面的创新。第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的现代重构必须基于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规律、新变化、新现象,以此对现代假定条件、计量单位与公式表达体系进一步重构,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观念、方法前提,切合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推进数理模型建构。最后,科学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要科学看待数学工具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发展的能动作用,辩证分析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的演进逻辑,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属性和时代需要的角度出发,创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数理分析研究,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的科学性、解释力,形成科学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有效路径、方法体系,不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论文摘要写什么内容模板五：中国碳排放交易试点的环境、经济、技术效应研究
二氧化碳排放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作为最大的碳排放体,中国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对实现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具有重要影响。碳排放交易体系是通过市场自由交易碳排放配额以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关键性政策工具,主要包括覆盖范围、总量设定、分配机制、交易机制、履约与抵消机制和监测、报告与核查机制。为有效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国政府于2013年开始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湖北和深圳七个地区全面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项目,计划于2017年12月开始逐步扩展至全国范围,届时交易总量将远超目前最大的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本文主要从环境、经济、技术三个维度建立了评价中国碳排放交易试点实施效果的研究框架。首先,梳理了讨论环境规制效应的国内外文献,从环境、经济、技术维度总结了评价碳排放交易实施效果的研究;其次,介绍了碳排放交易的理论基础,主要利用“波特假说”理论和绿色经济增长理论提出技术创新是促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实施路径,分析了碳排放交易的环境、经济、技术效应的作用机制;然后,阐述了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基本制度要素,通过对比国外和中国的碳排放交易试点体系,为未来逐步建立的国家级碳排放交易体系提供了启示;最后,利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和包括非期望产出的Biennial 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从环境、经济、技术三个维度分别研究了中国碳排放交易对试点地区的整体影响和覆盖的高排放工业子部门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与工作如下:（1）中国碳排放交易试点实现了环境效益,碳排放交易试点地区和覆盖的高排放工业子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分别下降11.6%和13.7%。技术因素和创新因素是促进减排的关键,例如环境治理、能源效率、研发结构和研发强度均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人口规模、人均GDP、城市化率和贸易强度是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2）中国碳排放交易试点在地区层面产生正向经济效应,但是进一步将试点地区覆盖的高排放工业子部门作为研究对象发现GDP下降4.0%,并没有实现环境和经济的完全“脱钩”。碳排放交易促进覆盖的高排放工业子部门完成减排目标的基础上,付出的环境治理代价可能影响了正常的生产活动,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由于碳排放交易试点地区包括了覆盖的高排放部门和未覆盖的其他部门,碳排放交易将社会资源分配到更有效率的低碳环保部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覆盖的高排放部门的发展,但是实现了社会整体资源的有效分配。（3）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引入评价碳排放交易试点的技术效应维度,研究表明中国碳排放交易试点实现了技术进步。碳排放交易试点地区和覆盖的高排放工业子部门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增加2.3%和9.7%,其中分解项技术变化指标分别提升4.0%和21.2%,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加的关键。本文利用包括非期望产出的Biennial 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算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效率变化指标与技术变化指标,代入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讨论了中国碳排放交易试点的技术效应,这是较为新颖的评价政策实施效果的研究思路。综上所述,中国碳排放交易试点是一项有效的减排工具,显著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虽然并未促进试点地区覆盖的高排放工业子部门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低碳“脱钩”发展,但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分解项技术变化指标显著提升,表明中国碳排放交易试点促进了技术进步。结合“波特假说”理论和绿色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认为中国碳排放交易试点激发出“创新补偿”效应,但是并没有完全弥补覆盖的高排放工业子部门环境治理的“遵循成本”。因此,未来应该持续扩大碳排放交易试点的覆盖范围,加大技术创新投资,进一步激发“创新补偿”效应,根据不同地区和部门的发展禀赋和经济结构差异制定扶持补贴政策,为中国国家级碳排放交易体系顺利落地提供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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