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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论文摘要
论文摘要范文参考案例一：我国债券合同中交叉违约条款研究
交叉违约是指将债务人在其他合同关系下发生的违约行为作为债务人违反本债务的前提,当发生约定事项从而触发本债务的违约时,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约定采取救济措施,如提前到期和提供增信措施等。交叉违约条款早些年多应用于国际贷款协议中,近几年开始出现在我国债券市场领域。交叉违约条款的加速到期功能使得债券持有人得以在债券合同到期之前提前主张自己的权利,从而在实现债权时避免自己落入比其他债权人更不利的地位,条款的预警与保护作用深受债券市场投资者的欢迎。然而目前我国债券合同中的交叉违约条款发挥的效用仍十分有限,实践中持有人往往通过主张不安抗辩权或预期违约以防止自己损失扩大并取得所购债券提前兑付的利益。关于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两种制度到底何者才能作为交叉违约条款的法律基础,学术界早有争议。鉴于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在性质、功能及救济方式等方面的差异,通过对比,将预期违约作为交叉违约条款的法律基础较为合适。受限于《示范文本》的效力层级,交叉违约条款的使用并无强制效力,基本完全由发行人在拟定债券合同时自主选择是否采纳,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交叉违约条款的适用。此外,债券合同中多为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如何通过条款的解释挖掘条款的真实意思也值得深究。因而必须从增信角度为发行人提供使用交叉违约条款的动力,同时明确条款使用的最低标准以及当部分采纳条款时应当参考的其他标准。交叉违约条款的解释应当平衡债券合同标准化解释与当事人合意,应当考量市场期待,同时要求发行人承担默示诚信义务。触发交叉违约的债务性质、违约性质、起算金额及主体范围需要进一步明确。可根据不同发行人的信用采用不同标准界定债务性质;对于瑕疵履行等无碍合同目的实现的违约行为不应纳入触发情形之中,但其他债务的预期违约应当纳入;固定起算金额可根据发行人净资产水平进一步细化,动态起算金额应明确所参考的是何种财务报表以及是否有审计要求;将附属企业、关联企业列入触发主体之中的前提是必须对其概念严格界定,兼顾必要性和可行性。行之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是交叉违约条款发挥效果的前提,目前《示范文本》中对于信息披露的规定尚不完善,实践中也存在发行人拖延披露信息的情形。持有人会议对发行人的约束力有限,对散户型债券持有人的利益保护并不到位,持有人会议决议的效力问题我国法律亦未明确。必须统一债券市场信息披露规则体系,推进债券市场统一执法,提高信息披露违法成本,保障交叉违约条款功能的实现。明确持有人会议对全体持有人及发行人的效力,兼顾保护少数派持有人的利益。交叉违约条款对发行人的债务管理能力要求更高,其加速到期功能会加剧发行人的流动性压力,导致偿债危机。受限于处置程序、处置措施等因素,持有人利益反而可能更难实现。条款的设置应当摒弃绝对的投资者保护理念,代之以平衡双方利益的理念,同时明确条款各组成部分的适用依据,严格规范条款的适用条件。
论文摘要范文参考案例二：上海当代设计教育研究（1949年-2019年）
一门成熟的学科必然拥有一套完整的运作系统,这个系统内除了对自身发展的关注外还应当对其历史有一份真实的、客观的、描述完整且权威可信的梳理。本文将上海当代设计教育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主要阶段:首先是上海解放初期对新式教育的初步探索,研究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起至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上海设计教育在经过政府对上海地区的民办、公办设计教育机构统一规划和管理后而形成的较为完整并具有强烈的现代色彩的工艺美术体系。其次是对文革初期的上海设计教育和上海文革期间的两种主要教学模式以及文革末期上海设计教育进行讨论,发现虽然上海的设计教育秩序在此时已经完全被打乱了,但它并没有停滞,而是换了一种依附于”七二一大学“和”半工半读学校“的形式存在。再者是对上海设计教育在改革开放时期,1977年高考恢复至1999年上海高校扩招的这二十多年期间,上海设计教育随着上海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变以及国外”三大构成“课程的引入对上海设计教育的恢复、转型和发展的帮助。最后,针对二十世纪信息时代加速发展时上海设计教育在面对新时代、新环境、新目标所做出来的前所未有改变。本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入手,以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两条技术路线相结合,通过定性研究法、定量研究法、田野考察法、文献研究法、相关分析法等方法,以科学、客观、严谨的态度对这70年期间上海设计教育中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体制、专业设置等方面进行研究,从事实出发系统的探讨上海设计教育发展脉络和目的,通过对其间演变规律提出新的建议和想法从而形成一份可靠、可考、客观、严谨、真实的新材料。
论文摘要范文参考案例三：高管过度自信、高管社会网络与并购绩效
并购作为企业优化资源配置、快速成长壮大的重要方式,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中国的并购市场上,并购交易的金额和数量逐年增加。然而,现实数据表明,活跃的并购市场并没有带来企业价值和绩效的提升,反而导致企业并购绩效的下降。为什么许多企业会作出有损企业价值的并购决策呢?行为金融学认为过度自信的心理特征会使高管作出非理性行为,进而影响企业的绩效。近年来”社会网络与公司财务“交织的现象越来越成为热点,社会关系网络也越来越成为企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高管通过在不同企业间的兼任行为而构建的高管社会网络也必然会对企业的并购绩效产生影响。因此,研究高管过度自信的心理特征和所属的社会网络如何影响企业的并购绩效就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论文以行为金融学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为出发点,立足于高管”非理性“以及”网络镶嵌“视角对企业并购行为展开研究,探究高管过度自信如何影响企业的并购绩效,以及高管社会网络是否会对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并购绩效的关系发挥调节作用。文章回顾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关于高管过度自信、高管社会网络以及企业并购行为的研究文献,阐释了论文研究所需的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提出了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并购绩效关系的研究假设以及高管社会网络作为调节变量对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并购绩效关系之间作用的研究假设。文章选取2013-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完成并购的1532个样本作为研究对象,以企业并购绩效作为被解释变量,高管过度自信作为解释变量,高管社会网络作为调节变量,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检验了论文假设。此外,论文还对研究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并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并购绩效呈负相关关系。（2）高管社会网络具有调节作用,能有效削弱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并购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会议是高管社会网络发挥调节作用的重要路径,高管会议次数越多,高管社会网络的调节作用越强;相比于国有企业并购,高管社会网络在非国有企业并购中的调节作用更加显著;相比于跨省企业并购,高管社会网络在同省企业并购中的调节作用更加显著。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对于修正高管过度自信的心理特征,建立、完善和发展高管社会网络,进而提升企业的并购绩效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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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范文参考案例四：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空间动员模式研究 ——以上海市J社区为例
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离不开居民的参与,居民参与是社区抗击疫情的关键动力来源。但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单位制动员模式逐渐式微,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接触的社区面临着人员流动大、社会动员难度大、组织化程度不高等问题。单位制动员模式的这些动员困境在实际的社区应急管理动员过程中影响着政府的抗灾救灾工作。另一方面,社区又不得不保持其独立性,保护业主居住场所的财产安全。我国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在社会运行中逐渐起到决定性作用。以商品住房为主要用途的居民社区逐渐成为主流性居住场所,社会契约成熟、居民个人财产得到了有效保护。但因而也造成了当前基层社会组织化程度不高的问题。因此,如何在保障社区居民的个人合法权益不被侵犯的前提下找到一个合理的组织化载体,代替单位为组织化载体的动员模式,使其发挥应急性、临时性且高效率的应急动员功能,成为摆在政府决策者的一个任务。上海市J社区的基层应急动员的成功实践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新思路。本文借鉴和引用了”资源动员理论“和”空间治理理论“,通过深入调研上海市J社区应急动员的实践情况,发现上海市J社区在应急动员过程中利用网格、封闭小区、封闭楼组等空间载体进行资源整合和人员动员,因此笔者将上海市J社区的动员模式概括为空间动员模式。笔者通过构建”空间—组织—行动者“的分析框架分析上海市J社区应急动员的策略及其产生的动员效果,从而认为空间动员模式主要是指在社区网格（包括小区、楼组）这一基本治理单元内,社区基层组织（社区居委）通过链接社会力量、整合上级行政力量以及发动社区优势资源,在”网格“内形成的一种动员力与组织力,从而发动和动员社区辖区内的所有组织和个体,形成社区、驻区单位、社区居民三方共同防疫的组织化结构。空间动员模式凭借其社会再组织化的价值属性,通过划定最小治理单元、嵌入服务帮扶机制、共享网格信息进行空间治理;通过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项目双向认领机制、行政组织”在场“动员进行社区空间内的组织动员;通过塑造”家园观念“、”在域责任机制“进行社区空间内的积极行动者动员。经过深入分析,本文认为,虽然空间动员模式是临时性的应急安排,但通过一体化网格建构基于”生活“空间的风险共同体、情感共同体、生活共同体所组成的防疫共同体却有可能是新时代基层社会再组织化的一种重要实现路径,也是我国面向高度风险社会的一种重大治理战略。在这一过程中,空间体系的构建、空间价值的重塑、空间机制的运转以及空间内服务的赋能都是重要的决定性的要素。
论文摘要范文参考案例五：口译实践活动中”吉尔口译模型“的应用 ——以”首届线上中日机器翻译论坛“模拟会议为例
在新冠疫情全球爆发的背景下,大量会议、论坛转至线上举行。会议模式的变革带来了会议口译的新特点和新挑战:口语性、即时性、专业性的特点得以保留,现场性特点消失;交传质量可能受到网络信号影响、发言人可能被他人干扰、译员无法察觉到讲话者的非语言动作,同时认知资源消耗增加,既需要处理接收到的视觉和听觉等信息并进行协调,又要排除屏幕造成的生理不适。”首届线上中日机器翻译论坛“就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以线上会议形式举办的,其内容涉及机器翻译的发展状况和不足,以及人工翻译的未来等相关讨论。机器翻译具有成本较低、效率较高且使用便捷等优势,具有极佳的发展前景。但机器缺乏理解及抽象思维能力,只能”直译“不能”意译“,且诸多领域内的术语语料库目前仍然空白,因而实际翻译效果不佳。即使如此,翻译界关于机器翻译将要取代人工翻译的讨论也愈发激烈,从而引发了翻译界的不安。该会议明确了机器翻译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探讨了人工翻译、计算机辅助翻译和机器翻译相结合的新翻译方式,有利于消除译者的不安情绪,并实现译者工作形式的转变。本篇实践报告研究内容与以往的现场会议交替传译不同,笔者将视角转换至新的会议形式——线上会议,基于对”首届线上中日机器翻译论坛“的模拟交替传译实践,首先对实践内容和任务流程进行说明,之后以吉尔口译模型为指导,结合该模型下的交传精力分配模式和理解等式理论,以影响口译效果的三大因素——（1）双语能力（2）言外知识（3）精力分配为角度,结合相关文献理论,对本人实践转写材料进行案例分析,探讨笔者在口译实践中的收获和不足。其中,双语能力层面将围绕源语和目标语的单词量储备,语句结构等问题展开讨论;言外知识层面将细化为专业知识、情境知识、百科知识三个层面寻求口译策略;精力分配层面将分析发言速度,信息量以及精力分配不均导致的口译产出问题。研究最终得出三方面结论:（1）双语能力、言外知识和精力分配影响口译产出的准确性、流畅性、完整性;（2）双语能力提高到一定程度后,不再对口译产出效果产生太大影响,但言外知识积累越多,对口译产出效果的有利影响越大,因此需重视言外知识的积累;（3）当某部分精力分配达到译者所能承受最高容量时,可寻求其他容量的缩减以谋求所需容量小于整体记忆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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