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论文哪里有？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人间》所呈现的“民族的祖国”“民众的祖国”“文化与政治的祖国”三种祖国形象背后的不同话语的互动。首先，这三种形象有着时序上的区分。
第一章 绪论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人间》杂志研究
当前两岸对于《人间》的研究已有一定数量，呈现出多元的研究视角，但也可以依据侧重点不同而大致归为两类。
其一，主要是探讨《人间》新闻实践背后的思想史，如左翼批判、民族主义、宗教理想主义等。
杨丽在其硕士论文中首先指出了此前关于《人间》的研究与讨论中左翼的视角被遮蔽了，因此该研究致力于勾勒出《人间》杂志的台湾左翼思想传承以及如何在实践中利用这一思想资源。①李娜研究了《人间》的少数民族报道是如何反映出其理想主义的信念。②陈美霞探讨了《人间》杂志是如何在民族分断的时代，通过对大陆风光的摄影报道、对台湾老兵和返乡探亲的报道以及大陆文学的引介等实践，坚守其家国情怀。③而在陈美霞的另一篇论文，则结合消费社会批判和现代性理论，分析杂志是如何关注环保、大众消费与传统生活方式的没落、资本主义与城市化等问题，反思台湾经济奇迹的负面效应。
贺照田深描了《人间》杂志之前的陈映真80年代精神史的转折，指出在对大陆革命的想象破灭之际，陈映真思想完成了两次重构。⑤一者为民主、民族主义的重构，以中共革命为中心转变为以“中国人民”为中心；一者为理想主义重构，从“出走宗教思想以左翼理想主义为中心”转变为基督教思想和左翼思想的相互塑造。在贺照田一文中《人间》是其分析的结束之处，是两次重构后的结果，是重构后的精神与其左翼思想之间的平衡结果。因而《人间》是作者分析的结束，也是后续新的分析的开始。
第三章 民族的召唤：两种灵魂，一个身体
第一节 祖国风光：五千年历史的舞台
“民族”作为具体时间-空间下的产物往往包含了贯通古今的历史叙述、共享的文化和共同的疆域。而在近代民族主义运动中，民族之建构又和基于特定领土的主权国家的建立息息相关。①因此，关于民族意识的建构，除了民族语言、神话与历史的确立与推广，知识分子往往还致力于调动大众关于民族领土的一种想象。安东尼·D.史密斯发现，阿拉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曾通过将自然空间赋予历史意义，以及将历史遗迹自然化，来推动民族共同体的形成。②换言之，祖国大地上的自然景物成为了民族标识，只有共享同种文化和历史的成员才能领悟其中的历史内涵。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也曾用“朝圣”一词来形容美洲移民如何通过反复的旅行而凝聚出共同体意识，将地理空间转化为想象的“祖国”。③要言之，“地理”既是现实中民族历史发生的舞台，又因其跨越时间的特点而和处于流变中的语言、文化不同，成为共同体想象民族历史的重要参照物。因而对风景的“朝圣”之旅成为民族意识形成不可或缺的要素。
中国也存在类似的自然-历史相互转化的话语，譬如“山水”这一自然空间既可以是文人表达出世的超越性追求，同时也可以是怀古的历史场所。④但古代中国对自然的历史性建构更多地被包含在杜赞奇所区分的“文化主义”的理念中，而不是“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前者对于中国的想象与认同是基于延绵不绝的文化的优越性。
第五章 文化与政治：共同的使命
第一节 祖国的文学
诸如陈映真、尉天骢、王拓等台湾乡土文学作家往往坚定地将台湾文学视为反帝、反资本主义的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然而在白色恐怖时期，由于国民党自身的战败创伤，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传统和新中国时期的文学在岛内被禁止，使得台湾文学传统出现了一片真空。①彼时，岛内文学除了本土作家以外，就是以“中国作家协会”为代表的来自大陆的作家们。②而从乡土文学论战的经过来看，后者显然是反共的立场。但在论战中崛起的这一批新世代的本土作家承接了左翼文学传统的潜流。譬如陈映真曾谈及鲁迅带给他的文学启蒙，以及在台北旧书店偷偷阅读巴金、老舍、茅盾等作家的经历。③然而，70年代末大陆的历史转折与对文革的批评又给他们造成了思想上的震惊。带给他们左翼文学启蒙的大陆作家们却在革命中受到了迫害，这促使他们更多地要去了解社会主义祖国的历史，并且关注祖国文学在80年代的转向。
这一时期的祖国文学的新潮流在《人间》第27期的一篇访谈中得到最为集中的表述。④采访者李黎在台湾成长，于70年代赴美留学，期间曾参与保钓运动，1980年在大陆出版小说集。虽不属于《人间》的核心采编团队，但同属台湾统左派知识分子。而受访者刘心武在1977年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视为是大陆“伤痕文学”之滥觞，1987年担任《人民文学》主编期间，又因刊登马建的小说引发社会争议而遭到停职。1987年9月刘心武访美，这一访谈正是在其访美期间完成的。在这一篇12页的访谈中，80年代的大陆文学可以凝练出三个主题：一是文学界的思想解放；其次则是对于知识分子主体性的关注；最后则是“人道主义”的时代主题。
第二节 祖国的未来：知识分子的共同使命
尽管陈映真与大陆的思想潮流存在着潜在的分歧，但在这一时期《人间》所呈现的更多是共识。在80年代这一共识可以是双方共享的人道主义话语，也可以是共同的民族认同。但如前文所述，前者往往内涵了一种对立的态度。对于台湾的自由主义精英来说，恰恰是在两岸人道主义现状的比较中，台湾被视为是进步的，大陆是落后的。如台湾《自由时报》总编辑颜文闩即认为，大陆报道文学作家刘宾雁和陈映真同为“人道精神的实践者”，前者在大陆被视为英雄，后者则在台湾边缘化，反而说明了大陆的较为封建和台湾社会的多元化。①需要指出的是，颜文闩的观点反映了台湾社会的文化霸权是如何作用的——将作为反对力量的陈映真收编为“多元社会”的边缘，从而证明自身的“包容性”与优于大陆的“文明性”。而对于大陆的一些知识分子来说也恰恰是在人道主义话语中，西方是文明优越的，中国大陆则是专制封建的。上一章所讨论的经济上的现代-落后的结构在此被进一步转化为文化意义上的。
因此《人间》所主要呈现的是基于中华民族认同的共同使命，而这一使命则在形式上弥合了《人间》与大陆知识界尚未完全显露的分歧。1988年元月王拓来到北京，作为首个到访的台湾作家，王拓受到了北京文化界的空前欢迎。《人间》第29期的《王拓在北京》记录了这一两岸知识分子的盛会。②在北京不到半个月的时间，王拓先参加了包括了刘宾雁、刘再复等作家、学者们的朗诵会，随后又受邀来到北京大学演讲。之后还出席了海峡两岸作家和学者文学座谈会，刘宾雁、方励之、戴晴、陈鼓应等众多两岸文化界人士参与。通过与北京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们的接触，王拓感受到了80年代后期大陆文化界的热情与活力，以及知识分子对自己作为历史的引领者和启蒙者的想象。王拓曾在79年卷入到美丽岛事件中而被捕入狱，因而面对当时大陆的异议知识分子的经历，恐怕也不能不与之共情。
结论
本研究以以文本分析为方法，研究了86篇台湾《人间》杂志的祖国报道及其祖国形象建构和背后的不同话语互动，通过《人间》杂志的四年勾勒出这一时期两岸社会思想的动态。研究首先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和历史文献，分析了《人间》杂志的内外环境。研究指出，《人间》杂志以及发行人陈映真是作为台湾左翼承上启下的一环；而在新殖民地的台湾社会中，左翼的《人间》杂志面临着与国民党的亲美反共宣传与分裂主义倾向的党外杂志的竞争；这三个行动者所面对的则是当时台湾新兴的中产阶级。这些构成了《人间》报道的社会背景。
基于此，研究又进一步分析了《人间》所呈现的“民族的祖国”“民众的祖国”“文化与政治的祖国”三种祖国形象背后的不同话语的互动。首先，这三种形象有着时序上的区分。在解严前，由于两岸社会交流的隔绝，《人间》这一时期的内容多为风光摄影和历史介绍，以此来召唤台湾中产阶级的民族意识，因此这一时期呈现为风光旖旎的、多元的中华祖国。解严后，在两岸初期的接触中，政治经济上的差异能够被更为直接地意识到，因此《人间》从“民众”的视角出发，呈现的是超越隔阂、密不可分的民众的祖国。而随着《人间》团队与大陆文化界的交流增多，开始关注大陆的思想、政治的动向，因此最后呈现的是两岸知识分子共同为之奋斗的文化与政治的祖国。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