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硕士论文哪里有？本文在对疫情前期谣言进行内容研究的同时，将研究重点放在谣言信息的防控措施上，并且能够兼顾到疫情防控常态下时期，谣言信息的防控现状。
第 1 章 绪论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1.4.1 关于谣言的研究
陈学屏先生（1939）作为国内研究谣言问题的先驱学者，提出”与新闻、历史等通过语言文字陈述的内容一样，谣言作为文字陈述，在内容上与其相通“。在对于谣言特征的研究上，张雷（2007）认为”虚假和欺骗性并不是谣言的全部特征“。同时，他也概从三个方面来概括谣言的总体特征：其一，情绪感情组成部分，主要由诸如忧虑、惶恐等较强效度情感成分构成；其二，谣言的演化过程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积累沉淀；其三，谣言有着分化群体、群体激化的作用。①姜胜洪（2012）则在对于谣言的研究过后，提出了谣言的”特定指向性“，认为谣言是其虚假性未被相关主体查证为”确有其事“之前，就得以大面积传播的有特定指向性的内容。其创新点，在于根据以往学者对于谣言虚假性和传播性研究的基础，创新地提出谣言具有一定的目标指向性特点。①关于谣言传播的研究中，孙嘉卿(2009)发现，灾难性、突发性事件发生时，谣言往往相伴而生，在媒体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谣言通过踏上新兴网络媒体平台的快车而实现迅猛传播，其风险和危机性有时更甚危机事件本身。②殷俊（2016）则从谣言群体传播的心理动因因素来进行分析，认为从众和趋附心理是谣言风险传播和泛滥的关键因素。同时，他研究发现突发性风险事件下，负面因素的扩张大体上和公众的需求密切关联，公众渴望一定的确实信息来帮助维护自身的安全和利益不受损害，加之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更方便从他人处寻求内容来满足自身信息需求，从而轻信谣言。③郭光华（2004）根据突发性事件下”同侪压力“对于谣言传播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群体压力往往会造成”同侪压力“，从而使得公众盲目趋附于他人，导致自我思辨能力的下降。社群化的信息交换，也会相应的强化居于强势地位的意见，使得谣言传播更具有”意见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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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新冠疫情期间辟谣平台的谣言防控
3.1 新冠疫情期间辟谣平台概述
新冠疫情期间，应对谣言风险泛滥，媒体平台相继开通谣言治理平台，以打击谣言，这对服务于公众，帮助其避免谣言风险具有很好的意义。辟谣平台可以通过辟谣报道来安抚公众情绪，提升公众对谣言的认知度，普及健康类的防控知识，形成社会共识,凝聚公民力量，在谣言泛滥的情况下起到舆论引导的作用。
由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主办、新华网承办的中国互联网辟谣平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辟谣专区“，腾讯主办的”较真“实时查证辟谣平台，是疫情期间曝光、治理谣言的中流砥柱，具有辟谣权威性强、受众范围广，时效性快等诸多优势。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AI 技术的进步，新冠疫情期间，辟谣平台的运营过程中，也相继把技术因素植入其中，技术治谣成为辟谣平台规模化的重要基础。平台能及时捕捉到互联网中散落的谣言，有效地进行分类、提交给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查验。同时，基于技术的帮助，使得辟谣和与公众之间的风险沟通变得更加便捷，大幅度削减了谣言传播的生命力，压制谣言的生存空间。
图 3-1 新冠疫情期间 1 月 20 日至 2 月 28 日的网络谣言数量，数据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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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新冠疫情期间谣言风险防控的优化策略
5.1 相关查证平台对于辟谣报道的优化策略
5.1.1 完善专业辟谣人员的选择和培养机制
辟谣查证平台的人员对于谣言事件的报道一般都经过了专业的查证，从腾讯”较真“事实查证平台的谣言样本来看，查证的事实深度和准确性都较为优秀，但也有一定问题的存在。
从辟谣查证者数量上来看，较为精确的统计过后，发现查证者人数就在 35 人以上，且内部之间查证的数量、教育背景和职业特点等也具有比较大的差别。有的查证数量多的人员，例如专家”云无心“，查证次数超过 47 次，却有很多的查证者只有区区数次，这样的差异可能源于缺乏专家具体负责的分类区域，也无法确定查证内容是否完全符合查证者的专业性。辟谣平台应该从查证数量上”做减法“，在查证人员的专业区域上”做加法“，进一步从细化查证者负责专业分类，不断深挖专业的垂直领域，争取做到对于谣言的”各种类型分管“。例如，尽量减少出现一位专业查证者公布不同类型辟谣报道，用个人简介的方式标注该专家的谣言查证范围与教育背景的契合度，这样可以无形中提高公众的信任度。同时，每位查证的专家需要争取把晦涩难懂的医学求证用更加通俗易懂的方式报道出来，敦促查证者在自己的领域中不断开拓创新、悉心求证，让公众能既看得懂，又信得过。
腾讯”较真“查证辟谣平台实行的”团队邀请制“，通过邀请具有专业背景、查证能力的人员进入较真团队，广泛邀请包括新闻媒体、学者等各领域的拥有专业背景的人士。据较真平台数据统计，现有平台内涉及化学、医疗等各领域的专业查证员超过 100 位。疫情期间，聘请的查证团队包揽了超过 43.2%的辟谣报道。
从辟谣查证者的专业背景来看，团队内主要为非公立医疗机构的从业医疗人员，他们具有较高学历背景但未注明任职单位；一些专业研究领域的人员；一些未做任何介绍的、只标注“腾讯较真查证团队“的人士等。从整体上来看，比较缺乏知名医疗单位的医学专家，业内知名的权威人士，因而需要加大各个有关辟谣主题医学领域的人才引入，提高辟谣平台自身的专业形象和业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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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提升和优化新闻发布会风险沟通效果策略
5.2.1 注重情感沟通和互动，满足公众对谣言风险沟通者的角色期待
面对谣言风险的时候，风险舆论管理和引导者，也就是新闻发言人，需要更加重视对网络公众舆论的倾听和搜集，更习惯通过对话，而非单向化传播的形式，来回应公共诉求并有效化解结构性紧张，在温和理智的社会情境中，网络谣言的生命力会被极大的削弱。
辟谣时也要注意情绪的表达。风险事件中的网络谣言是一种群体感染下的情绪表达，单纯的堵截和封闭并不能铲除谣言滋生的心理基础，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公众的恐慌和不满心理，加大谣言的风险性，所以舆论管理者要重视公众在不同阶段的情绪表达，从情绪疏导的角度来开展辟谣和发布信息的工作，拓宽公众情绪表达的空间和渠道，防控好谣言得以蔓延的公众心理动因。同时，舆论管理者在解释事实的同时还要尽量表达出与公众”共情“的情感态度，引导公众情绪有序的解压宣泄，以此来控制集聚性焦虑等负面情绪的产生。
新闻发布会向公众进行信息公开和辟谣时，要运用”情感框架“的方法，运用情感的力量响应公众的信息需求，实现必要的情感互通，采用渐进的方式，因地适宜的发布有关信息，并且能充分地强调有关部门在疫情发生过程中的应急防疫措施，充分缓解公众的焦虑情绪。这既能为频度高、时间紧的政府新闻发布提供合理的压力缓冲带，也是有关部门尊重公众心理承受力的彰显，能有效避免公众恐慌心理，抑制谣言风险的蔓延。这可以为频繁、紧急的政府新闻发布工作提供适度的压力缓冲时间，也是疫情谣言防控过程中，以公众心理状态为中心的、以公众心理承受范围为底线的工作原则彰显，有效地避免了公众的恐慌，减少了谣言风险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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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突发性卫生公共事件较易滋生谣言风险，谣言和不实信息往往成为影响疫情防控进程和社会稳定的”信息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前中期的谣言数量最多也较为典型，相比较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的谣言，此阶段谣言的风险性更大。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前期辟谣平台的谣言和辟谣文本的分析，可以更好地体现出谣言传播的代表性特征和肃清谣言的辟谣总体规律。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公众生活安然有序，绝大多数地区长期无任何确诊病例，只有极少数的地区因境外输入、冷链传播等因素而短时复发。这些地区中，由于疫情的突然复发，公众会或多或少产生忧虑、恐慌等心理，成为谣言滋生的结构性紧张心理因素。其主要特征是具有较强破坏性的谣言数量少，但流传于公众交流网络中、具有一定潜在风险的”细散“谣言数量多，谣言成型的议题因素大多契合于区域疫情复发的现状特点，具有迷惑性。
随着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的顺利实施，通过辟谣各方主体的共同努力，此时的谣言的风险影响很容易会被理清。其中除了辟谣平台的”中流砥柱“作用，主流信息公开渠道在压制谣言生存空间，消除谣言风险危害方面都起到了尤为突出的作用。防控新闻发布会作为最为权威的主流信息渠道，通过新闻发言人向公众传达疫情防控的最新进展，介绍防控的最新工作部署，发布辟谣的相关信息通报，能在最短时间内，以信息公开的方式将能具有辟谣作用的内容输送到各个社交媒体的传播渠道上。接着，借助社交媒体的传播能力，发挥好”风险沟通“的能力，进一步通过信息的供给和交流，解答好公众的疑惑，解释好公众的疑问，削弱谣言的可信因素，从而帮助公众正确地规避谣言的风险。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