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2 研究现状
1.2.1 有关单位的研究
在对单位的概念进行界定时，本文采用了路风对于单位的定义：“单位是我国各种社会组织所普遍采取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是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基础” [7]。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不存在，在其他国家中也看不到。而单位之所以被看作是一种制度，是因为它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形态，建立在主流意识和价值观之上，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组织形态，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结合下的成果[8]。
在探寻中国单位制度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其起源和演进过程。关于单位制的起源，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见解，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单位产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前后，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政治经济上的困难，在对形势做出判断后，单位制产生。有关单位制的起源，有学者基于对相关史料的分析，指出单位制最早起源于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制度。
单位的“根据地”传统。刘建军将单位制的制度来源追溯到了根据地时期的制度创新及其实验，他指出革命战争年代时，根据地诞生了各类的组织形式，这些组织形式已然具备了建国后单位组织的某些特征，因此将根据地时期诞生的组织看作是单位最初的雏形，是有一定道理的[9]。持相似观点的还有路风，他认为：“单位的雏形产生于革命根据地最初的经济、社会和文教组织，并在建国之初，随着党的组织系统向一切社会组织的延伸而被最后确立起来”[10]。根据吕晓波的研究，他认为供给制，以及共产党军政单位在根据地自力更生的经济活动，都是单位制最重要的起源，他指出正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作为功能实体的单位在共产党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下出现了雏形[11]。
持单位制度最早起源于革命根据地观点的研究不在少数，但也有学者对此观点持不同的态度。有学者指出由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在建立单位制度的实践过程中，不可能将源于乡村的根据地制度简单且直接的移植到城市企业单位中，在此过程中需要选择一种的“中介”性质的组织形态用以过渡，从历史上看，东北地区最早取得解放战争胜利，从而成为最早实行计划体制的地区，由于其所具有的特殊性，客观来说，东北地区充当了这类“中介”的作用[12]。以上研究都认为，单位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往往与政治体制的发展相伴。
微信使用对咸阳市三线企业H厂职工群体社会关系的影响目录
第三章 二代职工群体的微信使用行为
3.1 二代职工使用微信的契机
H 厂地理位置偏僻，厂内居民接触到新事物的机会有限，即使微信在 2011 年就被腾讯公司推出，但在笔者访谈过程中发现，二代职工群体接触到微信已经在 2013 年左右了，除了 20 位访谈对象外，笔者还询问了其他的二代职工，他们接触微信的时间大多都在 2013 年至 2015 年间，这或许与 2013 年起中国智能手机普及率的大幅增长有关[86]。在这种大背景下，先前远离大城市和先进媒介技术的 H 厂人也逐渐换上了智能手机，这使得二代职工接触微信成了可能。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依托于智能手机的微信得到了更大规模的用户群体。据相关资料显示，2013 年中国的微信活跃用户数量增幅达到惊人的1104%[87]。
在智能手机之前，H 厂内的人们主要通过电话和短信相互联系，用“v 网”[88]短号与对打电话或发短信是厂内居民的主要通讯方式，由于“v 网”业务的优惠性，即使现在人们接触到了新型的即时通讯工具，短号还是在 H 厂居民的通讯活动中占着重要的地位。
张 RX 在 2014 年左右第一次接触到了微信，她说自己买智能手机不算最早，智能手机最开始“兴”[89]的时候，价格并不便宜，厂里有一小部分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先买了，先买智能手机的人在那时起就开始加彼此的微信好友。张 RX 身边的好朋友在换了智能手机后也下载了微信，并一直劝张 RX 也换智能手机，但是生性简朴的她想等到旧手机用坏再换，后来 2014 年换了新的手机。在换新手机之后，张 RX 让女儿教她一些基本操作，还顺便下载了一些“大家都会下的”软件，其中就包括微信。张 RX 用手机号注册了微信后，通过同步手机通讯录添加了一些同事和朋友。在 2014 年的时候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同事换成了智能手机，关系好的朋友之间可以组建微信群，张 RX 说最开始进群的时候大家都带着一股“新鲜劲儿”，除了工作时间，几乎每天微信群里都有人在互相问候和聊天。（张 RX，0517）
2015 年的羊年春节联欢晚会首次开创了与微信的合作。据腾讯相关数据报告，2015年除夕全天微信红包收发总量达 10.1 亿次，央视春晚微信摇一摇互动总量达 110 亿次，峰值达 8.1 亿次/分钟[90]。与春晚这类大型综合性文艺晚会的合作，将微信及微信红包推向了更多的中国人。同年 5 月，微信零钱用户突破 3 亿，微信支付逐渐成为微信用户习惯的支付方式，微信钱包中的多种缴费渠道在方便用户的同时也提高了商户的效率。访谈对象孟 XS 之所以下载微信，就是被其方便快捷的生活功能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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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权力的平移与颠覆
5.1 权力的平移
一方面，在等级分明的单位制度中，权力始终渗透在人与人的日常交往中，在微信出现后，这种权力渗透也进入到了单位微信群的日常互动中。另一方面，在微信使用的过程中，作为长辈的二代职工依旧试图在代际关系中行使自己的教化权力。
5.1.1 科层制微信群的权力网络
在网络社会崛起的背景之下，成员相对固定、结构严谨、规则齐全、权责分明的科层制组织为了工作之便，会成立网络虚拟社群。这类“科层制微信群”依托线下科层组织建立，对员工加入群聊有着硬性要求，所以不论员工是否自愿都必须加入微信群中[107]。在 H 厂职工所加入的各个单位微信群中，单位领导在虚拟空间内也依旧担任着群内“领导者”的角色，而在一个单位下不同车间的分群中，科长、班长的地位也显然要高于普通的车间职工，他们多承担的是上通下达的任务，比起级别高的领导他们与普通职工的关系更为亲近。
1、“大红包”与“小红包”
红包习俗最初起源于汉朝，是中国社会十分重要的一项民间习俗，承载着中国的春节文化，一般由家中年长者在除夕之夜发给各位小辈，表示自己在新的一年中对晚辈的祝福。中国传统社会中，发红包是一项传达祝福特别仪式，起初仅存在于春节，后来红包的使用范围不仅扩展至各个节日，也出现在婚嫁、升学等重要事件中。
微信的红包功能于 2014 年正式上线，经由央视的马年春晚将其推上一个巅峰式的流量爆发，微信红包在各类节假日尤其是在春节期间为人们互相赠送，其具有现象级的流量也引发了移动端支付的热潮，“红包社交”在当下已成为微信受众最习以为常的方式之一，“发红包”不再仅仅是单纯的新年仪式，当下在人们的生活中处处可见的“微信红包”，正在潜移默化的改变着当下人们的社交方式。
由于 H 厂是有保密性质的军工企业，各个单位的工作群组准入十分严格，笔者作为研究者难以进入各个单位的群聊，但在访谈过程中，很多访谈对象主动将自己的手机群聊展示给笔者看，其中包含工作群，在展示的同时也为笔者讲解各个群成员的身份角色。在此过程中，笔者发现这些大大小小的工作群平日里主要的交流内容集中在工作下发及上报、通知及反馈上，而到了节日尤其是春节时，平日里只谈工作的单位群也会出现发红包的热潮。
H厂整体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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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语
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不断发展，媒介技术更新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新媒介技术在介入人们的社会生活后，迅速占领并深入渗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改变人与人社交方式的同时，也悄然改变着人们之间的关系，有关这类问题的研究一直是新闻传播学及社会学等学科关注的重点，学界不断涌出着大量的相关研究成果。目前来说，多个学科和研究领域对微信的研究均有涉足，有关微信对特定群体关系的影响研究也成果颇丰，但是研究单位内职工群体社会关系的并不多，三线企业作为一个特殊的单位，对其职工群体社会关系的研究更是不多，将微信使用与三线职工群体社会关系相结合的研究目前基本还未有过。
目前已有的单位研究成果中，对单位内社会关系的研究还未产生一个结论性的成果。在梳理相关文献后，本文认为可以从情感、权力、利益三个层面入手，探讨微信是如何对原本只存在于线下的职工群体社会关系产生影响的。在此之前，由于三线企业并不为太多人所知，本文对三线建设、H 厂的历史和现实情况都做了较为详细的叙述。
在历时一年的田野调查后，本文首先对厂内二代职工群体的微信使用行为作了简单的归纳，主要得出以下结论：二代职工群体使用微信动机与很多因素有关，例如购买智能手机的费用降低、来往县市区的交通越来越便捷、加入单位群属于硬性要求、微信所带的功能方便了职工生活等。这些因素并不是单独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同时作用的。在使用微信的过程中，作为中年人的二代职工，已掌握微信的基本功能，并能在此基础上结合各功能进行使用。是否为“厂内人”的“圈子”准入标准旧存在，这个标准并不是绝对，可拥有“厂内人”身份确实可以比“厂外人”得到更多的信任，在二代职工群体运用微信进行交往的过程中，中国熟人社会中的交往法则（例如‘换人情’、‘给面子’）依旧存在，由于厂内人与人之间的熟悉，很多人将已有的业缘关系转换为一种类似于血缘的关系，生成一种拟亲缘关系。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