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记《大公报》记者社会网络的界定与分类
1.1 新记《大公报》记者社会网络的界定
1.1.1 新记《大公报》记者群体概述
1902 年，英敛之在天津创办《大公报》，迄今为止，它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大公报》的发展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02 年至 1926 年，是英敛之办报时期；第二个阶段是 1926 至 1949 年的“新记公司”时期；第三个阶段是建国后完成改革重组、归属人民的《大公报》时期。其中，新记《大公报》成绩斐然，在其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926 年，吴鼎昌出资，胡政之、张季鸾以劳力入股，三人合作创办新记公司，由此开始了新记《大公报》办报时期。创办之初，三位领导人分工合作，专心办报。吴鼎昌白天在银行工作，晚上到报社，与胡政之和张季鸾交流想法、探讨新闻；胡政之掌管报社各项经营，负责报社人事任用和调度，参与编辑工作；张季鸾则主要负责报社编辑和言论部分，三人共同开创了新记《大公报》的事业。
本文着眼与新记《大公报》记者社会网络变化分析。记者这一概念，《辞海》中狭义解释为从事新闻采访报道的专业人员，广义解释为所有新闻从业人员，包括编辑、采访、评论人员等等。因为新记《大公报》采取编辑部和采访部“内外互调”的人才培养方式，大部分编辑都从事过新闻记者工作，故本研究中记者的概念采用广义定义，泛指新记《大公报》所有从业人员，包括记者、编辑、评论人员等等。现对新记《大公报》记者群体做简单概述。
1.1 新记《大公报》记者社会网络的界定
1.1.1 新记《大公报》记者群体概述
1902 年，英敛之在天津创办《大公报》，迄今为止，它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大公报》的发展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02 年至 1926 年，是英敛之办报时期；第二个阶段是 1926 至 1949 年的“新记公司”时期；第三个阶段是建国后完成改革重组、归属人民的《大公报》时期。其中，新记《大公报》成绩斐然，在其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926 年，吴鼎昌出资，胡政之、张季鸾以劳力入股，三人合作创办新记公司，由此开始了新记《大公报》办报时期。创办之初，三位领导人分工合作，专心办报。吴鼎昌白天在银行工作，晚上到报社，与胡政之和张季鸾交流想法、探讨新闻；胡政之掌管报社各项经营，负责报社人事任用和调度，参与编辑工作；张季鸾则主要负责报社编辑和言论部分，三人共同开创了新记《大公报》的事业。
本文着眼与新记《大公报》记者社会网络变化分析。记者这一概念，《辞海》中狭义解释为从事新闻采访报道的专业人员，广义解释为所有新闻从业人员，包括编辑、采访、评论人员等等。因为新记《大公报》采取编辑部和采访部“内外互调”的人才培养方式，大部分编辑都从事过新闻记者工作，故本研究中记者的概念采用广义定义，泛指新记《大公报》所有从业人员，包括记者、编辑、评论人员等等。现对新记《大公报》记者群体做简单概述。
早期新记《大公报》人员精简，结构简单，除了三大领导人外，还包括王佩之、杜协民、李子宽、金诚夫、何心冷等人。随着报社的发展，记者队伍也在不断壮大。许萱伯、曹谷冰相继进入报社；1929 年，张季鸾将王芸生引入报社；同年，徐铸成被胡政之发掘，调入《大公报》做新闻记者；1930 年，费彝民、赵恩源也相继进入报社。上海版发行后，《大公报》重心开始南移，报社聘请在北京《晨报》工作的张琴南、许君远任编辑；李纯青由范长江介绍，进入报社担任日文翻译。抗日战争期间，新记《大公报》香港版、桂林版、重庆版相继创办发行，杨刚、李侠文、马廷栋等一批优秀的新闻记者进入港版《大公报》；1943 年，黎秀石进入桂林版《大公报》，担任国际要闻编辑，后成为著名战地记者；朱启平和吕德润进入重庆《大公报》，分别成为太平洋舰队随军记者和驻印度、缅甸战地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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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记《大公报》记者社会网络的分类
如上所述，新记《大公报》所形成的社会网络，从形式上来说，表现为报社内部的社会网络和报社外部的社会网络。每位记者都是关系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把他们连接在一起就构成了《大公报》内部社会网络，内部社会网络又可以分为领导者与记者、记者与记者的关系等形式。外部社会网络包含内容更为广泛，包括报社与新闻线索人、同行、社会各界交往等各个方面的内容。
1.2.1 记者内部社会网络
1.2.1.1 领导者与记者的关系
社会网络中的中心人物，在网络中具有丰富的资源和较高的声望，往往是网络中的权威代表人物。吴鼎昌出资，胡政之、张季鸾以劳力入股，三人合作创办新记《大公报》，是报社当之无愧的领导者。
从结构上来看，报社形成了以吴、胡、张三人为核心的辐射型网络群体。新记《大公报》将一大批优秀的记者聚拢起来，形成一个以业缘为主的记者群体。吴、胡、张是报社的领导者，决定办报方针，总揽报社事务，是报社的中心人物。《大公报》领导人坚持“唯才是举”，只要认为合适的人才，就会想方设法地招揽进报社。进入报社的记者被分配至各自岗位，在固定的结构、职位中，完成自己的工作。报社领导人以身作则，报社记者围绕在他们周围，以他们为榜样，共同推进《大公报》事业的进步。
从情感关系来看，《大公报》领导人与报社记者处于一种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之中。《大公报》领导人总是不遗余力地提携、扶植后辈，传授专业知识，提升他们的业务水平，是他们新闻业务上的“老师”和“指导人”。如徐铸成刚做政治新闻时，张季鸾对其总是悉心指导，交代具体任务，告诫其关注重点、采访中可能出现的变动等等。张季鸾也常和徐谈论写评论的“要诀”以及文章写作方法，向其传授新闻评论方面的写作技巧。胡政之也悉心教王文彬写社评，为其修改、发表评论文章。同时，报社领导人与记者的情感关系也非常亲密。抗日战争期间，重庆受到日军的大轰炸，张季鸾住在朋友康心如家，但每次躲空袭，他都要坐车到《大公报》的防空洞，和报社同仁待在一起，以表明和他们是一家人，遇到困难，要一家人共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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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记《大公报》记者内部社会网络变化特征
第三章 新记《大公报》记者外部社会网络变化特征..........................20...............................
1.2 新记《大公报》记者社会网络的分类
如上所述，新记《大公报》所形成的社会网络，从形式上来说，表现为报社内部的社会网络和报社外部的社会网络。每位记者都是关系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把他们连接在一起就构成了《大公报》内部社会网络，内部社会网络又可以分为领导者与记者、记者与记者的关系等形式。外部社会网络包含内容更为广泛，包括报社与新闻线索人、同行、社会各界交往等各个方面的内容。
1.2.1 记者内部社会网络
1.2.1.1 领导者与记者的关系
社会网络中的中心人物，在网络中具有丰富的资源和较高的声望，往往是网络中的权威代表人物。吴鼎昌出资，胡政之、张季鸾以劳力入股，三人合作创办新记《大公报》，是报社当之无愧的领导者。
从结构上来看，报社形成了以吴、胡、张三人为核心的辐射型网络群体。新记《大公报》将一大批优秀的记者聚拢起来，形成一个以业缘为主的记者群体。吴、胡、张是报社的领导者，决定办报方针，总揽报社事务，是报社的中心人物。《大公报》领导人坚持“唯才是举”，只要认为合适的人才，就会想方设法地招揽进报社。进入报社的记者被分配至各自岗位，在固定的结构、职位中，完成自己的工作。报社领导人以身作则，报社记者围绕在他们周围，以他们为榜样，共同推进《大公报》事业的进步。
从情感关系来看，《大公报》领导人与报社记者处于一种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之中。《大公报》领导人总是不遗余力地提携、扶植后辈，传授专业知识，提升他们的业务水平，是他们新闻业务上的“老师”和“指导人”。如徐铸成刚做政治新闻时，张季鸾对其总是悉心指导，交代具体任务，告诫其关注重点、采访中可能出现的变动等等。张季鸾也常和徐谈论写评论的“要诀”以及文章写作方法，向其传授新闻评论方面的写作技巧。胡政之也悉心教王文彬写社评，为其修改、发表评论文章。同时，报社领导人与记者的情感关系也非常亲密。抗日战争期间，重庆受到日军的大轰炸，张季鸾住在朋友康心如家，但每次躲空袭，他都要坐车到《大公报》的防空洞，和报社同仁待在一起，以表明和他们是一家人，遇到困难，要一家人共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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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记《大公报》记者内部社会网络变化特征
2.1 从先赋性关系向业缘关系拓展
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可以用“差序格局”②来概括，费孝通先生将中国传统关系形象的比喻为石头扔进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波纹，由内向外延伸，特别强调了亲缘、地缘关系在网络中的中心地位。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传统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社会，人存在于各种关系之中，关系即为伦理，伦理始于家庭，又不止于家庭。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亲缘、地缘、学缘等因素构成了人们交往的基础，属于先赋性关系。先赋性关系是一种强关系的连接，一般产生于家人、亲属、同乡、朋友之间。
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可以用“差序格局”②来概括，费孝通先生将中国传统关系形象的比喻为石头扔进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波纹，由内向外延伸，特别强调了亲缘、地缘关系在网络中的中心地位。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传统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社会，人存在于各种关系之中，关系即为伦理，伦理始于家庭，又不止于家庭。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亲缘、地缘、学缘等因素构成了人们交往的基础，属于先赋性关系。先赋性关系是一种强关系的连接，一般产生于家人、亲属、同乡、朋友之间。
新记《大公报》早期成立时，记者之间的先赋性关系十分突出，主要体现在地缘和学缘关系上。《大公报》注重任人唯贤，因亲缘关系进入报社工作的，只有很少的几例。如吴鼎昌的内弟陈泗波，留学英国，1928 年底因吴鼎昌的关系进入《大公报》；掌管人事权力的胡政之也向报社安排过几位亲戚。先赋性关系中，报社记者地缘关系更为明显，如社长吴鼎昌、总经理兼副总编辑的胡政之都来自于四川；早期组织班子中，很多报人多来源于国闻通讯社，因此报社记者中南方籍报人较多，如李子宽、金诚夫、何心冷、许萱伯等都是江苏人；《大公报》复刊初期，张季鸾也曾向报社引用一些陕西同乡。
在先赋性关系中，学缘关系也成为《大公报》人早期聚合、交往的重要途径之一。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大学教育开始兴盛，加之留洋风气的盛行，传统的学缘关系突破了封建时期的单一化模式，更为复杂和多元。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都在日本留过学，徐铸成回忆，“他们三人，在早年同在日本留学时就认识”③，早期学缘关系为后来三人合作创办报社创造了可能。学缘还成为报社记者加强联系的关系纽带，如萧乾从燕京大学毕业后，进入报社，因与来自南开、清华、北大的几位舍友意气相投、年龄相仿、背景相似，迅速打成一片，自成“大学生派”①。学缘关系也为报人进入《大公报》起到了“搭桥”作用，如许萱伯与李子宽、金诚夫同是北京大学同学，许萱伯由金诚夫介绍进入国闻通讯社做新闻记者，后调《大公报》馆任要闻编辑；萧乾和杨刚是燕京大学同学，后来萧乾出国做驻外记者时，向胡政之推荐杨刚负责《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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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赋性关系中，学缘关系也成为《大公报》人早期聚合、交往的重要途径之一。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大学教育开始兴盛，加之留洋风气的盛行，传统的学缘关系突破了封建时期的单一化模式，更为复杂和多元。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都在日本留过学，徐铸成回忆，“他们三人，在早年同在日本留学时就认识”③，早期学缘关系为后来三人合作创办报社创造了可能。学缘还成为报社记者加强联系的关系纽带，如萧乾从燕京大学毕业后，进入报社，因与来自南开、清华、北大的几位舍友意气相投、年龄相仿、背景相似，迅速打成一片，自成“大学生派”①。学缘关系也为报人进入《大公报》起到了“搭桥”作用，如许萱伯与李子宽、金诚夫同是北京大学同学，许萱伯由金诚夫介绍进入国闻通讯社做新闻记者，后调《大公报》馆任要闻编辑；萧乾和杨刚是燕京大学同学，后来萧乾出国做驻外记者时，向胡政之推荐杨刚负责《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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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从家长制向平等交流的方式转变
民国时期，虽然经过了辛亥革命，但是几千年的封建等级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传统的高权力距离文化依然存在。新记《大公报》作为一个“大家庭”，具有传统社会中的尊卑等级，内部管理也体现出家长制领导的特点。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作为报社的“家长”，是报社的领导者，具有绝对权威地位。
民国时期，虽然经过了辛亥革命，但是几千年的封建等级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传统的高权力距离文化依然存在。新记《大公报》作为一个“大家庭”，具有传统社会中的尊卑等级，内部管理也体现出家长制领导的特点。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作为报社的“家长”，是报社的领导者，具有绝对权威地位。
新记《大公报》早期发展主要依靠“家长”的“精英”管理，属于传统的“能人管理时代”。报社领导人对于报社重大事项的决定拥有最高决策权，如早期报社评论由三位领导人撰写，代表报社意见；“星期论文”专栏的创办，是张季鸾提出想法并具体策划的；“九一八”事变后，张季鸾、胡政之确立了报社“名耻教战”的编辑方针；《大公报》创办上海馆，也是报社高层领导决策的结果。在报社内部的家长制领导下，“家长”的权威是绝对的、不容置疑的，领导者注重权威的树立，以显示出领导与下属的“等级差距”，如身为老板的胡政之不苟言笑，对下属比较严格，报社同仁想要打牌或者做其他“越轨”行动，都要躲着他。《大公报》领导者还极力维护自己的权威，对于下属职员对权威的挑战，处理毫不留情。如胡政之对“掼纱帽”、威胁上级的记者向来态度强硬、严肃处理，张季鸾也因曹世瑛没有按要求刊登鼓吹其票友的照片而批评曹无视上级权威。#p#分页标题#e#
随着报社的现代化发展和制度的完善，新记《大公报》也不再单纯靠传统的能人领导和权威领导来进行管理，而是更加注重现代化的制度管理，领导人做出决策时，也更加注重与报社同仁沟通交流、集思广益，征求报社成员的意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如《大公报》上海版创刊，胡政之前往日本考察后产生了创立研究部的想法，于是召集吴子修、李子宽、杜文思等成员，前后召开几次会议，征求意见，落实研究部计划；抗日战争胜利后，各版《大公报》相继复刊，报馆规模迅速扩大，出现了数版并存的情况，胡政之多次与王芸生、曹谷冰、金诚夫等成员讨论报社如何管理及发展的问题；香港版《大公报》时期，胡政之每周举办一次编辑部座谈会，各编辑人员轮流负责，大家在大会上就时事交流看法，发表意见，畅所欲言；抗战胜利后，报社社评委员会形成制度，领导人和报社成员通过交流和探讨来确定社评议题，保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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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记者新闻采集网从先赋性向自获性拓展 ...................... 20
3.2 记者与同业组织、团体的交往趋向多元化 .............................. 22
第四章 新记《大公报》记者社会网络变化的原因................................ 25
4.1 内部影响因素 ................................ 25
4.1.1 现代化报业管理实践的影响 ......................... 25
4.1.2 领导者受中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 ................................. 26
第五章 新记《大公报》记者社会网络变化的影响................................33
5.1 积极影响 ............................................. 33
5.1.1 对记者的影响 ........................................ 33
5.1.2 对报社的影响 ........................................... 34
第五章 新记《大公报》记者社会网络变化的影响
5.1 积极影响
5.1.1 对记者的影响
社会网络中，网络资源对于网络中的行动者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作为资源的社会资本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个人利用社会关系网络位置所占有的社会资源以获得额外的期望收益”①。从微观方面来说，新记《大公报》的声望及其网络资源为记者扩大自己的个人连带、提升自身声望和地位提供了强大的资源动力。
新记《大公报》的网络资源扩大了报社记者的社会连带，丰富了记者的人脉关系。报社记者通过《大公报》丰富的网络资源，结识了诸多重要人物，为他们的事业和发展提供了必要帮助。如早期跑政治新闻的徐铸成在张季鸾的引进和介绍下，到太原采访时结识了李书城，并将这一关系维持下来，等到《大公报》汉口版发行时，身在武汉的李书城还常常向徐铸成透露内幕消息，月旦人物、分析时局。身为客卿的陈纪滢在《大公报》编辑副刊的过程中，与老舍、沈从文、矛盾等一流作家建立了关系；抗战初期，陈纪滢利用《大公报》记者身份和采访便利，在云集了大量政治人物和社会名流的武汉，和蒋百里、冯玉祥、郭沫若等人接触、交友，搭上了关系，这些都依赖于《大公报》记者的名牌，后来陈纪滢成为国民党“立法委员”及“中央评议委员”，担任台湾笔会中心主任，都与他在《大公报》的经历、获得的名声以及积累的人脉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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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对现代报业发展的思考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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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对现代报业发展的思考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