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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媒介载体与记忆呈现--以沈阳市铁西区的工业变迁为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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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文编号:el2019110122071119406
  • 日期:2019-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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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沈阳市铁西区建国以来的工业变迁
铁西,因地理位置位于南满铁路西侧而得名,工业是铁西区的灵魂。沈阳市铁西区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机械加工基地和基建配套工业基地,素有“共和国的装备部”、“东方鲁尔”之称。铁西区的工业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日本侵华时期,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沦陷,日本通过操纵伪满傀儡政权逐步垄断铁西工业。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为满足战争需要,日本政权用武力强征铁西区,使之成为其军工产品的生产基地,建立了殖民地工业。
1948 年 11 月 2 日沈阳解放,铁西区工人阶级以“主人翁”的姿态恢复工业生产,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把沈阳铁西工业区列为重点发展对象,投入大量资金帮助沈阳工业发展。“一五”计划时期,我国在苏联的帮助下,优先实施了 156 个重点工业项目建设,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二战结束后,苏联将从德国拆除的装备整修后作为著名的“156 工程”援华,其中有三家就建在铁西区。历经“一五”、“二五”时期的建设,沈阳市铁西区形成了以机电工业为主体,国有大中型企业为骨干,涵盖机械、化工、制药、冶金、轻工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基地,为新中国形成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铁西区也因此被誉为“共和国的工业长子”,与此同时,铁西区的工人们也凭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与情怀,从建立新中国的重要工业基地到六七十年代支援“三线”的工业建设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铁西区的工业发展繁盛之时也获得了足够的阶级荣耀,被尊称为“工人阶级老大哥”。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国家的发展路径也逐渐从依赖计划经济转向依赖市场经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长期处于计划经济模式下的沈阳铁西工业区,各种矛盾和问题相继呈现,直至进入 90 年代,市场竞争日益加剧,铁西工业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压力:冗员、债务和企业办社会成为国有企业头上的“三座大山”,特别是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失衡的产业结构,使铁西区逐步陷入举步维艰的发展境地,成为“东北现象”的典型代表。到了 90 年代末,大部分工厂陆续倒闭关门,工人失业下岗,历经转型阵痛的铁西区工人们也在发展的困境中艰难跋涉。也正如 Hurst 在《社会主义后期的中国工人》中所说,“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中国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社会转型,影响尤其严重的是那些社会主义的胜利者——工人,他们发现在社会主义后期阶段他们自己却失业了。①”在铁西区工业发展的兴衰起落中,铁西区的工人也历经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转变过程。于现实层面而言,工厂破产,工人解散。计划经济时代工业的发展大量依靠资源能源消耗,缺乏技术创新,导致东北的石油、煤炭严重枯竭,形成进口依赖,大量企业资不抵债、萧条破产,1986 年 8 月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正式宣布破产,成为中国第一家破产倒闭的企业;沈阳 30 万产业工人中 13 万工人下岗,主要就集中在铁西区,当时的铁西区被戏谑为中国最大的“工人度假村”。于心理层面而言,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被奚落了,计划经济时期集中建造的工厂曾赋予他们工作、带给他们荣耀、成为他们的习惯,而如今,一座座工厂即将倒闭、一座座工厂正在倒闭、一座座工厂已经倒闭,同样坍塌的是工人阶级在当时业已形成的“老大哥”地位,20 世纪 80 年代市场机制引入后,物质的迅猛增长也标识着“一切以利益为原则、以经济为杠杆”的观念大行其道,“金钱至上、拜物盛行”的时代局促尖锐的刺向了工人阶级在大规模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所凝聚的集体主义精神,“无私奉献、自力更生、严守纪律,服从调动,爱厂如爱家”的精神传统被消解、被抽空、被弃置、被遗忘、被再次遗忘,正如当时人们所戏说的那样,“老大靠边了、老九上天了”,工人们所面对的不仅是失业后的经济困难、生活窘迫,更是过往辉煌逝去与传统信仰崩塌的精神浩劫,在时代的滔滔洪流中,物质的废墟或许可以重建,而工人们精神的废墟却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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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家媒体叙事中的“铁西区”记忆——《人民日报》主流报刊媒体的记忆呈现

2.1 “光荣”记忆与工业中的“女性”书写(1949—1966 年)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沈阳市铁西区作为国家工业重点发展地区,凭借工业成就成为工业报道的聚焦点。在《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中,沈阳市铁西区作为“共和国的工业长子”以其工业建设的“巨大”成绩以“老大哥”的身份为其他地区提供“经验”,创造着工业“辉煌”,对于该时段的报道文章进行文本细读时不难发现,《人民日报》对于东北沈阳市(铁西区)的报道修辞包含着大量褒义性修饰语,构成了铁西区在该时段的“光荣”记忆。
在新中国建设时期关于沈阳市铁西区的工业报道中,不乏大量褒义性修辞话语,例如“巨大成绩、伟大贡献、光辉、榜样、先进经验”等,成为铁西区工业发展的一段“光荣”记忆。例如:
“四月初旬,沈阳市发生了一件哄动东北工业界的大事件——沈阳冶炼厂十天完成了四月份的矿石产粗铜、电铜的生产任务,并在四月十日超过了该厂一九五零年前半年该项产品的生产计划。这事件发生在全国胜利后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前夕更具有重大意义。它是一个光辉的榜样,一个有力的号召。全东北数十万解放了的工人阶级,必将像自己光荣的冶炼厂弟兄们一样,提前完成并超过一九五零年的工业建设计划。”《高涨着的东北生产建设》(1950.5.10 第 2 版)
“东北区国营工矿企业推广先进生产经验,是有重大成绩的。几年以来,东北工人阶级奋不顾身地努力工作,虚心向苏联学习,连续创造了许多先进生产经验。这些先进经验对于提高工矿企业的设备能力,增加产量,改进质量,降低成本;提高工人技术水平,改变工矿企业的生产面貌,都起了巨大的作用。”《东北区国营工矿企业怎样推广先进经验》(1952.7.18 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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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革”期间铁西区对外展示中的“现代化”修辞(1966—1978年)
《人民日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于沈阳市铁西区的工业报道较少,该时段对于沈阳市铁西区的报道主要集中于沈阳市作为我国重工业基地及其工人阶级认真贯彻毛主席的系列指示,而对于铁西区的报道中,则主要集中在了 1972年,分别为《妇女成为革命和建设的可靠力量》(1972 年 3 月 13 日第 4 版)、《中柬战友情谊深》(1972 年 5 月 17 日第 3 版)、《艾尼总理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在沈阳参观》(1972 年 7 月 27 日第 3 版),凸显了铁西区作为迎接国外来宾的重要工业基地并得到外宾的一致肯定与赞扬。
其中《妇女成为革命和建设的可靠力量》一文为新华社转载朝鲜刊登于《劳动新闻》上的文章,朝鲜媒体视角中,中国妇女在革命和建设中不再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对象,而是工厂、人民公社和企业管理的主人,成为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可靠力量。其中沈阳机器厂的尉凤英同志在解放后,在充满希望的生产岗位上边工作边学习,成为了该工厂的工程师。在朝鲜媒体视域中,中国女工甚或工人阶级及全体劳动人民是解放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力量。
在《中柬战友情谊深》、《艾尼总理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在沈阳参观》报道文章中,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英?萨利特使及艾尼总理和他率领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代表团分别到访参观了沈阳市铁西区重工人民公社粉末冶金厂,并都表达了对于该地区、该工厂的肯定与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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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体生命记忆中的“铁西区”——“人”作为媒介所呈现的集体记忆.................20
3.1 个体记忆作为集体记忆的感性标尺..........................20
3.2 “成为工人”——一种人生的理想................................21
3.3 “工人之痛”——职业病作为生命的代价............................22
4 物质载体中的“铁西区”记忆——中国工业博物馆作为“记忆之场”.................29
4.1 中国工业博物馆:文化记忆的表征...........................29
4.2 博物馆叙事与“记忆之场”..................................... 31
4.3 中国工业博物馆与记忆留续................................33
5 结论................................35#p#分页标题#e#
5.1 记忆再现:官方与民间的叙事分野..............................35
5.2 记忆实践:有限的记忆实践空间.................................37
5.3 记忆维系与延续:“流动”、“中断”与“凝结”.......................... 39

4 物质载体中的“铁西区”记忆——中国工业博物馆作为“记忆之场”

4.1 中国工业博物馆:文化记忆的表征
中国工业博物馆作为沈阳市工业记忆的有形历史遗存,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在发展进程中一个鲜明的历史符号,它坐落于沈阳市铁西区卫工北街与北一路交汇处,前身为由沈阳市铸造厂生产车间改扩建而成的铸造博物馆(2011 年开放),在此基础上历经两次扩建,2011 年 5 月 18 日中国工业博物馆一期开放,包括三个展馆:通史馆、机床馆和铸造馆;2013 年 9 月 1 日中国工业博物馆二期开放,包括铁西馆、汽车馆、铸造馆、通史馆、机床馆和冶金机械展区。其建馆原址沈阳原铸造厂翻砂车间于 2008 年 6 月被评为辽宁省第八批省级保护单位,收录为辽宁省城市主要工业遗产之一。《下塔吉尔宪章》中明确规定:“工业遗产是具有历史价值、社会价值、社会意义、建筑或科研价值的工业文化遗存……为工业活动而建造的建筑物,所运用的技术方法和工具、建筑物所处的城镇背景,以及其他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形象,都是工业遗产的形成部分,它们应该被研究,它们的历史应该被传授,它们的含义和精神应该被探究并告知公众。”①中国工业博物馆正是通过系统地收集、保存、梳理与整合这些工业遗存,对它们进行重新的规划和展示,试图形象地再现沈阳市的工业发展轨迹,以博物馆自身的叙事方式,作为记忆的载体“以物证史”,重新凝聚与识认出铁西区之于特定工业年代的集体记忆。与此同时,中国工业博物馆也因其以“博物馆”作为记忆载体的特殊性,籍由博物馆的稳定性、持久性以及权威性,历时性层面的观者在博物馆中所获得的是相对稳定的“共识”性记忆,博物馆所“中介”的记忆也由“集体记忆”上升为一种“文化记忆”,1992 年,扬·阿斯曼(Jan Assmann)在《文化记忆——人类早期文明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认同》文章中,提出并解释了他对“文化记忆”的理解。扬·阿斯曼在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的概念基础上,强调了记忆的文化维度。扬·阿斯曼认为,哈布瓦赫忽视了文化在人们记忆和回忆活动中的作用,片面强调了当下对过去的塑造,没有充分探讨过去对当下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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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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