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新闻媒体论文，新闻媒体亦称大众媒体，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出现的一个概念。一般来说，新闻媒体包括纸质媒体（报刊）和电子媒体（广播、电视）两种。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作为“新电子媒体”的网络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媒体类型。（以上内容来自百度百科）今天为大家推荐一篇新闻媒体论文，供大家参考。
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
“对一个欧洲人来说，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1，当西方人进入一个充满异域色彩的国度，记忆和想象成为构建“中国”形象的方法。而这些记忆和想象被贴上了意识形态和文化异化的标签。在 13 世纪，中国正处于昌盛的大蒙古国时代，蒙古人的铁骑横跨亚欧大陆，反观西方正处于黑暗的中世纪时代，那时的中国在西方人的眼中是大汗的大陆，是人间乐土。在《马可·波罗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的著作之中，详细阐述了对东方文明的帝制王权的向往，塑造了一种完美的中华帝国形象，象征着西方人对权利与秩序的维护，对先进文明的憧憬，对君权的想象，对孔子道德的赞颂，在乌托邦的精神建构中，他者成为一种文化的镜像。17 世纪，西方开始资本主义革命，思想领域涌现启蒙运动，确立现代文明精神，18 世纪开始工业革命，西方科学技术得到大大地提升，殖民扩张的步伐延伸至东方的每一个角落，中国这一曾经被描述为曼妙的国家沦为愚昧无知的存在，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把中国描述成一个“可悲的民族”，约翰·格雷牧师（The clergy John Gray）宣称中国的“是最易于滥用权力的不负责任的专制政体。”2当西方成为一种衡量的标准，用既定的框架评定东方的文化。这种被凝视的形象建构不仅仅是通过文字，更是诉诸于图像的力量，毕竟相比文字来说，图像更加具有在场感、真实感和即时感，作为一种人人都能理解的图像的语言，制作方式和拍摄方式更为简易，照相机的图像呈像细致，在影像的世界“真实”再现现实，成为一种记载记忆的形式，记载着一个时代的兴衰，又成为一种承载想象的机具，拟象出西方人眼中带着东方烙印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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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现状
摄影与中国形象的研究范畴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后殖民主义的理论研究，一是摄影史学研究。
1.2.1 后殖民主义研究
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在文化考察历程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江苏人民出版社自1988 年起，刊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囊括了费正清、魏斐德、史华兹、杜赞奇、谢和耐等 150 位海外著名学者的代表性著作，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刊出凤凰文库·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刊出 47 本系列丛书，除此以外，其他出版社也积极刊出传教士的来华著作、西方学者的汉语语言研究、有关中国形象、人种、习俗、文化的书籍，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持续的贡献，从中，可以把西方人对中国的报道与研究著述，大致分为以下几类：在海外中国研究的书籍中，或以游记性的叙述方式阐述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或以史学考证的方式研究中国社会制度、风俗、哲学思想。1978 年，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在《东方主义》中指出，19 世纪西方国家眼中的东方是没有真实根据，凭空相象出来的东方，成为后殖民主义的一部代表性著作。自此，后殖民主义理论成为具有强烈隐喻性的政治话语，亦是一种具有文化批判性和审视性的学术思潮，具有深刻的理论基础，主要分为三个部分：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提出文化霸权理论、法侬提出（Franz Fanon，1925-1961）的民族文化理论、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提出的“话语”与“权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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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的历史流变
中国早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龙、青花瓷、丝绸这种典型符号凝结了西方人的期许和想象。中国形象由最初的某个符号变成了符号群，在这个符号诸方面，整个社会处于竞争、对抗的不断往复，在想象与现实的冲击、磨合之中，东方根据西方的需要像一条变色龙一样不断地变化。虽然文章研究的是摄影图像中的中国女性形象，但视觉化的呈现方式下必然暗藏着长年累月的经验塑造过程，巴柔把这种固定的形象看作是社会集体的想象物。因此，如果抛开这种长期经验塑造过程中的中国人形象，而是单一的研究西方摄影师拍摄中国女性的图像必然就会使得图像视觉分析成为孤证，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偏颇性，因此，本文在阐述西方摄影师眼中的中国女性形象之前，先阐述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的历史流变。在中国近代史范畴，本文粗略的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分为三个阶段：天朝上国的赛里斯人、破败王朝的“黄祸”、香格里拉的公民。
2.1 天朝上国的赛里斯人
被誉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希腊语：ΗΡΟΔΟΤΟΣ）在《历史》（创作于公元前 5 世纪）中写道：“东方文化是一切文化和一切智慧的摇篮”，指出中国是“北风以外”的国度，希腊人认为“北风以外的人”是被太阳神阿波罗所宠爱的人，对中国人的想象具有梦幻一般的色彩。公元前 114 年起，中国的丝绸途经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等地，传向罗马，中国被称为“赛里斯”（Seres）这一名字源于希腊文，即赛尔（Sere），也就是希腊语中的“丝”，“赛里斯”是“产丝之国”的美称。西方人将中国人称为“赛里斯人”，用富裕和昌盛来形容中国，中国人的善良和勤劳给西方传教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517 年葡萄牙在澳门建立贸易站，1600 年英国女王批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私下的贸易往来将瓷器、丝绸、珠宝进入欧洲市场，17 世纪后期，带着中国风格的物品成为欧洲上流社会的风靡之物。在摄影术尚未发明之时，西方人通过版画、文字塑造他者的中国形象，约翰·内吴豪夫（Johan Nieuhoff）1656 年出使北京，1665 年完成插图图书《游记》，刊登出南京塔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1804 年约翰·巴罗（John Barrow）出版《中国游记》，刊出自己穿戴中国服饰的绘画作品，表现出对中国式物品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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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破败王朝的“黄祸”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起，工业革命在西方兴起，完成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革新，西方的强大使得西方人看东方的角度也由憧憬变为鄙夷，清王朝是一个腐败的封建王朝成为西方人对中国的共识，英国外交家乔治·马戛尔尼（GeorgeMacartney，1737—1806）在 1793 年率领使团访华时，称中华帝国是破败不堪的旧船。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形象更是一落千丈。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西方与中国的关系进程，被学者称为“时代的蔑视。”这种蔑视被黄祸论体现得淋漓尽致，1895 年，德皇威廉二世（德语：Wilhelm II vonDeutschland，1859－1941）命令画师画了一幅油画，名叫《黄祸》，在画中将东方比作恶神驾驭的恶龙，将德、俄、英等 7 个西方国家比作神明，举起刀剑抵御东方的武力威胁。“黄祸论”由俄国无政府主义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1814—1876）提出，他在《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1873 年）中提出“来自东方的巨大威胁”，并且将“黄祸”追溯至 4 世纪西迁至欧洲的匈奴人。1899 年 ，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这是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农民运动，传教士普南·威尔在《北京随笔》中记载下义和团运动的恐怖景象：“妇女们完全吓呆了，守护的士兵开始战栗……我们身处但丁描写的地狱中”。1当黄种人成群的聚集在一起，带着头巾，挥舞着大刀，冲向教堂，砍下教民的头颅，黄祸凝结成一种恐惧，形成一种强烈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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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被凝视的中国女性..........13
3.1 封建形象：女性作为附属的视觉信码.....13
3.2 典型形象：女性作为阶级界定的视觉信码......24
3.2.1 街拍社会底层人士：边缘人注定卑微...........25
3.2.2 战争破败景象中的难民妇女........27
3.2.3 带枷锁的女囚形象......29
3.3 照相馆设计摆拍：仪式化的双重趣味 ............30
3.3.1 贵族审美新趣味：民主肖像？设计摆拍？............32
3.3.2 被凝视的交际花：欲望的挑逗 ............34
第四章 新国人形象：女性作为公民的视觉信码...........37
4.1 女学生：追求知识的国民之母............ .............37#p#分页标题#e#
4.2 现代新娘：自由恋爱的先锋............40
4.3 摩登女郎：西方时尚的复制............42
第五章 复数的女人味：女性作为符号的信码 ............45
5.1 梳妆：分身照 ................45
5.2 裹足：对身体的规训....................48
5.3 纺织：制造与世隔绝的内闺..............50
第六章 “他者”的凝视：谁的机器？为了谁，反对谁？
法国学者让·马克莫哈将“他者”定义为: 它是异国异族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1事实上，作家通过文字创作形象，摄影师亦通过图像创造形象，他者形象建构是意识形态下的主观想象，在记忆和想象中相互拉扯和平衡。摄影术作为视觉的传播，成为构建他者形象的一种观看方式，正如让·吕克·戈达尔所说：“摄影发明。为了谁？反对谁？”
6.1 机器等于话语
话语（Discourse）占据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深刻地影响社会进程中的变化。作为一种文本形式或口头形式的阐述方式，表达意图，塑造价值，福柯指出“知识是在详述话语实践中可以谈论的东西”2，话语均由知识来确立，“知识是由话语所提供的使用和适应的可能性确定的……不具有确定的话语实践的知识是不存在的，而每一个话语实践都可以由它所形成的知识来确定。”3“话语即权力”，人类通过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这一哲学渊源，可追溯到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的“语言即思”，指出本体论主体间性思想。1970 年，福柯第一次提出话语与权力的关系：很明显，话语绝对不是一个透明的中性要素，话语其实是某些要挟力量得以膨胀的良好场所，在他看来，话语是知识的一种，而知识是建立在一定权力基础上的生产，话语在语言与言语的结合中，生成复杂的具体形态，与权力的生产过程、权利相互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权利通过消极的方式限制话语的范畴和话语单位、话语对象、话语表达，也以积极的方式在创造话语的范畴和话语单位、话语对象、话语表达。关于观念、形象、实践的建构本质上是话语的建构，而这种建构不仅是抽象出对某物、某事、某异域的界定，也需要生产出这种称为知识的话语，从而引导人们所谈论的话题、活动，影响社会制度。对于照相机的影像来说，景框的取景范畴、布光、构图、光影作为摄影话语的单位，通过删除、排列、组合、解构的方式完成与权利的共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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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摄影虽是一种祛魅的发明，但当摄影术传入中国之时，西方摄影师对中国女性的凝视却处于西方与东方、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的模式之上，摄影者的意图是将被凝视者、被拍摄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侵占。从而使得摄影者与被拍摄者形成关系的连接，这事关知识、话语、对抗，摄影镜头使得中国女性这一典型群体被侵占、被凝视、被控制，视觉的本质是色情的，男性对女性的观看成为异域风情的情趣挑逗，镜头的本身是存在话语权的争夺，在图像的界定着他者的距离，这是文明与野蛮的暴力抗争，是他视和我视的文化认定，是记忆和想象的话语挣扎。西方摄影师带着非我族的情感色彩，用图像的力量沿着文明的断层线界定着东方和西方的冲突和矛盾，用图像的话语表达着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分裂或统一，而这种表达在图像的表面真实下掩藏着意识形态、文明差异的异化，这种异化源于西方摄影师对我族文化的认同和肯定，对西方现代化文明的普世价值和人道主义精神的认定和伸张。霍米·巴巴认为西方和东方的对立并不是绝对的对立，而是在空间中动态生成的多元的领域，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相互融合，而形成第三种文化空间。西方摄影师将镜头对准中国的摩登女郎、教会女学生等作为公民的群体正是体现西方文化对东方人的改造。殖民与摄影交织成一种暧昧的关系，影像从来都不是一个平面或者说是只有表征的载体，每一张照片都是在“语境”中进行话语建构的，这之间存在着双重的主观解释。机器等于话语，图像在界定中产生话语的互动，在西方摄影师的他者凝视下，东方女性这一群体成为西方的集体想象，在性别和异域的双重他者之中塑造出第三世界的新类型的中国女性。在殖民扩张背景下，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存在一个谈判与妥协的空间。一方面是帮助东方女性的完成自我认同，塑造新时代女性形象，另一方面，将镜头对准未开化的或野蛮的东方女性，展现出西方人对东方的野心和政治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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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