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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新闻媒体网络传播力评估模型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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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文编号:el2019021211352818629
  • 日期:2019-02-02
  • 来源:上海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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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篇新闻媒体论文,新闻媒体亦称大众媒体,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出现的一个概念。一般来说,新闻媒体包括纸质媒体(报刊)和电子媒体(广播、电视)两种。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作为“新电子媒体”的网络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媒体类型。(以上内容来自百度百科)今天为大家推荐一篇新闻媒体论文,供大家参考。
 
1. 绪论
 
1.1 研究意义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社会也呈现出媒介化的发展趋势,传播活动已成为每一个社会主体得以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作为管理者的政府为了更好地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也必须得适应社会化传播的需要。在新媒体传播语境下,弥散式的、双向的、去中心化传播取代了点对面、单向为主的灌输式传播。根据 CNNCI 发布的第 41 次《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7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7.72 亿,普及率达到 55.8%。显然,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因而,政府网络传播的效力也成为政府传播力最重要的体现。政府网络传播力主要包含两层意思:首先是政府网站自身平台的,包括 PC 端和手机客户端的应用;其次是通过第三方平台拓展的传播力,主要是媒体和相关机构的微博、微信。虽然新媒体拓宽了政府传播的渠道,但是由于政府在传播活动中专业运营人才的缺失,互联网意识的缺乏,使得传播效果并不理想,并且网络传播的特点也增加了政府舆情管理的难度。因此,面对变化了的传播环境,面对互联网上的热点事件,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大数据挖掘技术来全面收集网络舆情,分析其发展的走势;另一方面,政府也要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来进行研判,科学地处置,主动引导舆论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充分发挥舆论传播的“首因效应”。由此可以看到,虽然新媒体给政府传播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但技术手段的应用可以让政府更好地进行管理。在大数据时代,公众的浏览记录是可以被数据化的,因此,政府网络信息的传播也是可以数据化的,因此通过大数据的挖掘,政府的网络传播在理论上也是可以测量的,而通过建立的评估体系,我们可以检测、分析和评估政府网络传播的效能,在弄清楚政府网络传播机理的基础上,也会找到目前政府网络传播存在的问题,进而帮助政府建立常态化的网络信息传播管理体系,力求做到在信息公开和网络传播中做到对症下药。本研究将运用信息科学、传播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和方法,通过理论分析,借鉴目前的评估模型和指标以及目前新媒体的发展趋势,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政府网络传播力评估模型的理论框架。而这一理论模式和评价体系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能科学地测量与评估政府网络传播力,为政府网络传播力的提升施策。因此,本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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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现状
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概念,“传播力”受到业界、学界和管理部门的重视。2013 年 1 月4 日,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要“提高媒体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此后,在官方文件中,传播力的提法频频出现,与“公信力”“影响力”并列。2014 年 8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着力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1。2016 年 2 月 19 日,习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重要工作,要“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可见,提升主流媒体的传播力,是党和国家最高层关注的重大现实课题。新闻传播学界对传播力的理论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十多年前。通过梳理发现主要从两个角度出发去界定传播力的内涵:一是从不同的主体着手进行界定;二是从传播力本身的内涵与外延去界定。从传播主体角度来说,一是以刘建明的观点为主要代表的学者,把传播力实施的主体界定为传统的大众媒介,刘建明认为,传播力其实是媒介传播力的简称,具体来说是指媒介传播的实力以及媒介搜集信息内容、公开新闻报道、对社会公众产生影响的能力2。但是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发展,在人人都拥有麦克风的时代,传播的主体已泛化,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传播的主体,因此也就有了第二种的研究的主体。以郭明全、匡导球等为代表的学者将企业等社会姐织视为传播的主体,这些社会组织通过运用传媒来实现自身目的。他提出,传播力是指媒体通过整合各种传播方式与传播渠道,提升信息扩散能力,以达到尽可能好的传播效果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构成包括传播的信息量、传播速度、传播精准度、传播的覆盖面及传播的效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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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网络传播发展与评估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媒介传播方式也发生了改变,相应的在政府的网络传播中,也由早期的政府信息公开转变为移动社交时代的双向的、互动式的政府传播,政府和公众在传播活动中日益处于平等的地位。那么其演变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呢?
 
2.1 从信息公开到移动社交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民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主体,有获取政府信息和表达自身诉求的权利,同时也享有参与管理国家的活动的权利,在这一背景下,政府的信息公开作为保障公众参政议政、知情权、表达权的重要的制度性安排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信息公开制度最早诞生于西方,由于西方媒体对于严苛的新闻审查制度不满,于是有了信息公开的要求和主张。随后,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进程在世界范围内推展开来,美国 1967 年颁布了《信息自由法》、澳大利亚 1982 年颁布了《情报公开法》、韩国 1997 年颁布的《公共机关信息公开发实施令》等。由此可见,政府信息公开是信息社会、法治政府建设的必要条件。权威数据表明,目前世界上已经有近 70 个国家施行政府信息公开法或者是信息自由法。为了适应信息化社会的需求,于 2008 年 5 月 1 日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标志着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开始走向法制化的轨道,在政务公开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并且该条例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信息公开的主体主要是各级人民政府和行政机关,而公开渠道主要是政府网站、政府的书、报、刊等载体。早期的政府网络传播主要是通过政务信息上网实现的,网站几乎只是充当传递“电子公文”的角色,发生变化的只是信息传播的载体。随着传播生态的变化,信息呈现几何数级的增长,原来的信息沟通与传播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公众的需求。于是国家也进一步完善了政务服务工作的细则与规范。2016 年 11 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首次明确提出,对涉及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务舆情,最迟要在 5 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在 24 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地方和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带头主动发声。这体现了在新媒体时代政府对于舆情管理的重视,也看到了新媒体在政府传播中的作用。那么究竟如何利用好新媒体为政府网络传播助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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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传播力评估的必要性
政府的传播与其管理活动息息相关,良好的信息传播是促进政府管理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以至于有人说“管理就是传播”,仔细来说这句话也并非全无道理,在我国政府向着服务型政府转型的过程中,政府与公众之间良性的互动依赖于信息公开服务,如果说大众媒体是公众利益的“看门狗”,那么政府信息服务及网络传播就应该成为为公众服务的“导盲犬”57。但是光有传播活动是不够的,还需要了解传播做得怎么样,因而就有必要对政府的传播活动进行评估,如果不对传播力进行测量与评估,也就无法了解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也就无法改善政府的管理与传播活动。通过文献的梳理发现,近年来学界对于电子政务的研究颇多,在中国知网键入“电子政务”为全文搜索,从 1999 年开始学界就有了电子政务的相关研究,并且从 2001 年开始以井喷式的方式增长,且文献研究数量一直较为稳定。中国人大教授张成福将电子政府定义为政府有效利用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对政府机关、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提供自动化的信息及其他服务,从而构建一个有回应力、有效率、负责任、具有更高服务品质的政府58。由此可见,电子政务是政府传播活动中利用新的传播手段顺势而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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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估模型的理论框架....18
3.1 信息生态理论.............19
3.2 层次分析法理论.........24
3.3 评估模型的构成.........26
4.指标评估与权重的确定...........27
4.1 一级评估指标的确定........... 27
4.2 二级评估指标的确定........... 27
4.3 权重确定与模型检验........... 34
5. 结语.......39
 
4.指标评估与权重的确定
 
评估指标的确定是一个客观分析论证的过程,需要借用一定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来完成,并且根据研究的对象的不同对指标也要进行合理的调整,在一个传播活动中需要的指标可能并不适用于评估另一个传播活动。
 
4.1 一级评估指标的确定
根据第 3 章的分析,政府网络传播生态主要由传播主体、传播信息、传播技术和传播环境这四要素所构成,那么本文的评估指标也将从这四个维度来建立。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信息通讯技术、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两微一端”已经成为政府信息传播的主要平台,那么传播平台中必然涉及到传播的内容和传播的技术,因此传播信息和传播技术这两个维度可以通过政府传播的自建平台“两微一端”平台和以聚合类新闻平台为典型代表的他建平台等传播终端来进行评估,而这些指标是可以定量测评的。而对于传播主体的评估则通过一些定性的指标进行评估。而传播环境主要是指政府相关的传播制度,如信息公开制度、新闻发言人制度、应急管理制度,对于各级政府来说是一个常数,因此没有必要进行检测。因此,一级指标可以划分为传播主体与传播终端两个标准进行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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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研究从信息学、传播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角度入手,通过对文献以及理论的梳理,本文所要研究的政府网络传播力,既包括定性的测量,由于主观性较强,可以通过专家打分的方式来实现,而定量的评估,可以通过大数据挖掘与分析技术进行检测与测量的。随着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开通政府微博、政府微信、政府 APP,互联网平台成为政府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成为推动政务改革的重要力量。如何合理地利用政务新媒体的优势,打造以用户需求为中心,以公众参与、双向互动为平台,以优化政府信息传播,提升政府的传播力,真正实现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目标,是当前各个政府部门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信息生态学是研究人、信息、技术和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理论,可以为信息环境下的组织、信息技术和信息对象这一生态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新的解释框架。因此,本文以政府网络传播为研究对象,结合信息生态学理论,深入研究政府在其主要传播渠道政府微博、政府微信、政府 APP、聚合类新闻平台的传播力。与目前大多数效果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侧重于对政府传播的前端进行研究。也就是说,此前的研究大多是对用户的研究,而本文的研究主要是对传播主体政府及其传播渠道的研究,这也是本文的创新点所在。通过对前辈评估体系研究的总结,结合权威机构的指标体系构建数据以及目前互联网、新媒体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一套新的关于政府网络传播力的评估模型。以政府微信、政府微博、政府 APP 以及聚合类新闻平台作为一级指标来建立政府网络传播力的评估指标体系。通过对前辈研究的总结,结合权威机构的指标体系构建数据以及目前互联网、新媒体的发展趋势,以及对业界和学界专家的 36份问卷的统计,确定指标的构成以及权重的占比。社会化媒体时代,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重构了现代公共领域,二次传播在政府网络传播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所以在终端的测量中加入了对于媒介平台这一二级指标,这也是本文基于新的传播环境下论文的创新点所在。此模型确定以后将交由南方报业大数据舆情研究中心权威检测机构进行验证,对于不科学的指标和权重进行修正,同时进一步完善指标体系,并将其应用与政府网络传播力的评估,从而找到政府的传播症结所在,更好地提升政府网络传播力。政府传播能力的评估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本文研究只是起到了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日后能有时间能对政府传播力评价体系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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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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