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论文哪里有？本文以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为研究对象，从“治理”和“参与”的内涵出发，阐释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意涵，梳理本文可借鉴的经典协同治理理论、参与式治理理论和公民参与阶梯理论。
第一章绪论
第五节创新性
尝试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和考察，本研究的创新性尝试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的创新和研究内容的创新两个方面，具体如下：
一、研究视角的创新
其一，本研究试图从宏观视角分析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保障效用，从微观视角分析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资本赋能效用，从组态视角分析公民阶梯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因素耦合效应，从社会幸福感视角评估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效果。形成了基层社会治理中“制度保障行为”“资本赋能行为”“多因素耦合行为”“行为效果评估”的系统画像。
其二，学术界对于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测量多落脚于公民参与的总体维度，或公民制度性参与和非制度性参与两个维度。本研究结合公民参与的中国特殊性，将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式或类型划分为制度性参与、协商性参与、反馈性参与，或制度性参与、非制度性参与、对抗性参与（主要为游行、示威、抗议、罢工、罢课等，结合中国现实的政治体制以及公民参与实践，将该参与类型单独列出）。此外，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行为还可能呈现出由低到高的阶梯式形态，虽然美国学者谢里•安斯坦（Sherry Arnstein）提出了公民参与阶梯理论，但是基于中国的现实情境，结合多时期、多场景、多案例分析的实证研究鲜有涉及，本研究刻画了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程度由低到高状态下不参与、象征型参与和实质性参与的三个阶梯，丰富了中国场景下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测量维度。
第三章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演进历程、逻辑基础与特征事实
第一节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演进历程
公民参与从来不是新鲜事物，尤其是西方国家关于公民参与的研究可追溯至古希腊民主政治学说，公民参与普遍被认为是实现良善治理和维护公民权利的重要保障，尤其是罗伯特·B·登哈特夫妇（Robert B.Denhardt，Janet V.Denhardt）提出新公共服务理论，注重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公民的价值。相较于西方国家公民参与的发展历程和实践现象，中国语境下的公民参与既有普遍意义上公民参与的共性，更具有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中国式特点。纵观中国公民参与的历史，中国封建社会统治下的公民参与极度匮乏，公民始终处于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之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建立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性质，但真正意义上公民全面、广泛参与政治生活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性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伟大命题。因此本文总结和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十一届三中全会：政治动员型公民参与
新中国成立，人民翻身当家做主，在百废待兴的艰苦中国，中国共产党贯彻“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的方针，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参与到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来。这一时期的公民参与呈现出政治性和动员型参与的属性，成为公民参与的初级形态，政治动员型参与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所实施的一种贯彻国家意志，发动人民群众，汲取社会资源，实现社会管理，最终夺取革命胜利的“非常规运动”手段。新中国成立之初仍沿用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成功经验，借助基层组织网络和工作队，深入基层社会，组织和发动最广泛、最底层的人民群众，如建立贫农协会、妇女协会、生产队、民兵队、互助组等基层组织，并通过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对传统乡村社会关系和等级秩序进行重构，如乡村政治精英与“基本群众”相互制约，使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高度统一。该时期的公民参与呈现出了高度的政治性、乡村性和频繁性，有学者统计，自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之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67次政治运动（胡鞍钢，2008），如土地改革运动、农业集体化运动、人民公社、大跃进、整风整社、农业学大寨、上山下乡等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影响深远的群众运动。
第五章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微观视角下的资本赋能效用
第一节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可持续生计资本：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客观能力
“治理”概念传入我国后更是形成了中国语境下的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等公共治理形式。近年来“基层社会治理”更是契合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愈发强调公民参与作用。基层社会治理参与作为政治参与的一种存在范式，近年来呈现出多样化形式，包括投票、选举的制度性参与和讨论政治问题、反映社会问题等非制度性参与和维权、游行等对抗性参与。公民参与的概念是一个从单一到多维，从狭义到广义逐渐发展和丰富的过程，单一和狭义的公民参与是指公民政治参与，主要指参加投票选举等政治活动，多维和广义的公民参与则是指公民为实现自身政治权利、维护自身利益或出于公心而参与基层治理活动。现代公民参与作为一个概括性术语，描述了人们的关注、需求、利益和价值观被纳入公共事务和问题决策中的活动（Jo and Nabatchi，2021）。因此学者们将公民参与划分为制度性参与和非制度性参与两种类型，尤其是民主基础的完善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制度性参与作为公民表达意愿、维护权利、影响政府决策的参与方式成为以投票选举等制度性参与方式的重要补充（Norris，2001）。但是维巴等在《参与与政治平等：七国比较》一书中指出，“公民参与包括选举、竞选、合作活动、因社会议题联系官员、因个人事务联系官员”（Verba et al.，1978），维巴和尼在《美国的参与：政治民主和社会平等》一书中也强调，“公民参与是公民与政治家们之间的直接联系以及‘社区活动’，但不包括暴动、抗议、叛乱等暴力行为”（Verba and Nie，1987）。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所强调的公民参与和西方语境中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它植根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因此结合已有研究，本文从制度性参与、非制度性参与和对抗性参与三个维度测量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行为，其中对抗性参与是一种消极，不利于和谐稳定的参与方式，尤其是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下，对抗性参与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较不提倡的和少有发生的公民参与方式。
第七章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效果评估：社会幸福感效应
第一节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效果评估与社会幸福感的理论阐释
（一）效果评估的理论阐释
“效果评估”亦称“绩效评估”，效果（绩效）评估最先运用于企业管理领域，随着绩效评估理论的研究深入以及企业绩效评估方法的成熟，绩效评估逐渐运用于政府管理领域。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展，理论界和实务界主张将企业管理中的市场机制引入到政府管理中，绩效评估便在西方各国政府中得以广泛推行和应用，对于发现和解决政府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外对政府管理绩效评估方法的研究很多也很成熟，其中，2000年欧盟提出的通用评价框架（CAF）是欧盟较为流行和实用的一种评估方法；美国德克萨斯州在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中引入了平衡计分卡的思想，俄勒冈州运用标杆管理法对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进行评估；英国撒切尔政府设立了“3E”（Economy，Efficiency，Effectiveness）绩效评估指标。在登哈特夫妇“新公共服务”的影响下，公民在政府管理绩效评估中的作用与价值受到重视，广大公民也参与到绩效评估过程中，公民满意度成为衡量政府管理绩效的关键性因素。一些国家公共部门开始构建政府管理公民满意度测评模型，例如：美国的ACSI模型①、瑞典的SCSB模型②、韩国的KCSI模型③和欧洲的ESCI模型④等。随着社会治理性难题和隐形治理风险的增加，绩效评估已经成为提高政府效能、监督政策执行情况和官员履行日常监督责任的有效工具（Hood，1991）。
第八章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未来展望
第二节主要政策建议
从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现状看，虽然公民参与的制度基础日益完善、公民参与的经济支撑愈发强劲、公民参与的社会民主越发生机、公民参与的文化共识逐渐形成，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制度脱实向虚、执行乏力、兼容性差，公民参与意愿低、参与能力弱、参与个体差异化，行动中的精英俘获、利益共谋、集体行动困境等。从宏观视角下的制度保障效用看，决定“能不能”参与的问题。从微观视角下的资本赋能效用看，决定“谁能”参与的问题。从组态视角下的耦合效应看，普遍存在着多种组合因素，其中“谁愿”参与也是影响公民高参与度的关键要素。因此，“能不能”参与、“谁能”参与、“谁愿”参与决定着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水平。从评估视角下的社会幸福感效应看，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效果显著，需要进一步提高公民参与水平，推进公民从不参与或象征型参与向实质性参与转变。纵览以上主要结论，本文基于政府和公民两个主体提出几点可供参考的政策建议。
一、转变基层社会治理整体范式，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共建共治共享是民主参与的高级形态，其本质既是一种民主形式，又是一种治理工具。急需基层社会治理关涉行动者共同利益，其复杂性和历时性决定着基层治理活动不能以一劳永逸的行政指令实现善治，而需要行政主体与公民合作共同促成高质量政策调适。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良性互动和理性选择。基层治理实践中公民广泛参与需要转变基层社会治理整体范式，这是认知理念、实践过程和目标价值的多维统一。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