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论文哪里有？本研究发现，农集区的精细化治理是以村党组织为核心，调动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从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村庄秩序。
1. 绪论
1.2 研究述评
1.2.1 国外精细化治理研究
精细化治理或者精细化最初是以企业实践的形式出现的，后来才逐渐上升到学术研究中加以认识，因此国内外并未有系统的完整的关于精细化治理的研究，现有研究也较为零散和碎片。我们所谈到的精细化治理在学术意义上更多是以社会学理论与生产管理实践结合的理论形象出现的，那么以此为脉络需要首先把握精细社会的相关观点。
学术研究中对精细社会的理解主要集中于早期社会学家对社会属性的探讨。具体来看，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将社会划分为工业社会和军事社会这种二元的社会，并且指出工业社会强调的是社会契约和公平正义，因此鼓励第三方力量的增长，同时希望政府、社会和公众之间能够进行对话协商①，这种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了精细社会所需要的法治和多元治理的思想。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关于官僚制的叙述中实际上表明他所认同的科层制从另一个层面具化了精细社会的要义——官僚制所具有的高效率和现代理性使其在应用时可以保证官僚队伍的规范性和稳定性，此外通过官僚制可以促使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朝精细的方向推进①。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按照社会内部关系是否紧密提出社会是机械还是有机团结两个命题，其中有机团结代表着现代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社会进步与社会分工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高度的社会分工能够使整个社会联系地更加紧密，进一步促使劳动往职业化和精细化的方向发展②，从而为精细社会的推进提供相应的人才。这些从社会组成或劳动分工的角度的讨论侧面建构了关于精细社会的一些设想，其中提到的多元共治、社会分工等思想也为今天的治理理论所吸收和倡导。
3. 邛崃市H村农集区概况
3.1 案例选取的典型性分析
个案所具有的典型性是个案关于某一类共性的集中体现，是个案所必须具有的属性。为了确定个案的共性，研究选取了集中性类型的个案选择，即所选择的个案集中了某个类别现象的主要特征和属性，成为该类现象的典型载体。H村在2016年前是典型的散居、小农生产方式为主的村落，2016年后作为“成都市农村电子商务试点村”，成立了“成都农村电子商务协会邛崃农村电商学院”以及“电子商务创业园”，以党建为抓手，利用“为村”平台、依托家庭农庄的打造与农村电商产业的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被评为“中国美丽乡村百佳示范”、“成都市先进基层党组织”、2021年度“百佳示范社区”等。在此过程中H村不断探索运用党建的统合作用提升党组织的号召力和行动力，同时对乡村社会进行整合，促进产业与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基于此，研究以H村作为党建统合推动精细化治理的经验样本，剖析党建统合的路径，进而提炼出具有推广价值和借鉴意义的党建统合精细化模式，推动乡村治理与技术平台的有机融合。
5. 党建统合乡村精细化治理的分析与解释
5.1 党建统合乡村精细化治理的解释
H村由党组织运用技术平台和整合社会的方式来推动乡村精细化治理的机制，相较于普遍意义上的精细化治理更加关注乡村社会中党组织的作用，相较于政策话语中的党建引领机制更侧重探讨技术、社会与党之间的相互作用。
党建统合乡村精细化治理内在地包含了党组织作为链接技术平台与乡村社会的枢纽，与技术平台和乡村社会之间相互渗透的意蕴。首先，政党带领技术平台顺利入场，而技术平台重塑了乡村的公共治理空间，推动党组织建设智慧化。技术所具备的数字化、快捷化等特征能够有效消解乡村流动人口密集、需求多元所带来的治理成本和复杂性。其次，技术平台推动乡村治理方式的改变。技术作为一种治理体制促使村委会组织深深嵌套在政府官僚科层体系之中，促使村干部的行为沿着规范化方向发展，从而规范村级治理①。最后，乡村社会的需求倒逼技术平台的进步，技术平台赋能乡村社会，党组织则是乡村社会与技术平台之间的推动者和建设者。党组织依靠技术平台的模块嵌入乡村，为村民提供服务，同时基于村民需求主导重构技术平台模块，在此过程中又受到技术平台和乡村社会的相互渗透作用。实现党建统合精细化治理的过程，即是村党组织基于需求的满足，综合运用组织、整合、协商与支持等多种手段精准施策的过程。
5.2 党建统合乡村精细化治理的驱动因素
通过对H村的案例分析，可以将其精细化治理模式称之为“党建统合精细化治理”，即以村党组织为中心，在加强组织能力建设的同时运用技术嵌入、整合社会等方式以精准回应需求，完成综合性工作的方式。这种治理方式帮助H村建立了坚强有力的村党组织，寻求到精准长效的资源供给，同时技术的嵌入深刻改变了党组织建设、村民与外界社会以及村庄内部的参与互动关系，形塑了新的治理格局，使H村成为远近闻名的“明星村”和“模范村”。尽管在此只讨论了H村的治理过程，但其实现机制中蕴藏了普通村庄可以实现精细化治理的相似因素，对这些因素进行归纳和分析可以为大多数村庄推进现代化的治理提供一定的启示意义。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关注到实现党建统合精细化治理背后的一些动力因素。包括：（1）为什么H村党委能够顺利将技术平台带入乡村治理场域中？（2）为什么H村能够充分将党员嵌入村集体的事务中？（3）为什么村民会乐意使用技术平台？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研究关注到情境特征，即任何一项社会活动都需要在一定的情境中才能形成、产生和进行。社会情境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治理的发展趋势和最终成效，另一方面其本身又由多样的社会活动所构成。质言之，精细化治理在社会情境中孕育和产生，带着明显的政治和社会烙印。
6. 研究结论与讨论
6.2 理论贡献
本文试图通过反映乡村治理内部的一些场景变化以回应乡村现代化治理的现实要求，并以统领性的理论框架来引导案例材料的深入分析，进一步深化了现有关于乡村治理和精细化治理的研究。
首先，根据技术-社会互动论和数字治理理论的要素提出党建统合精细化治理模式，为推动精细化治理在乡村的实现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解。已有研究虽然关注到了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也对乡村社会的特质如“地缘关系”“血缘关系”“熟人社会”等做出了深入的研究，但是较少将技术与社会以及党建放在一起讨论乡村的治理过程和治理模式。本文借助于技术-社会互动论，结合案例地的实际情况提出一种新的乡村精细化治理模式，提供了一个理解乡村与农集区精细化治理的新视角。
其次，将乡村治理纳入国家-政党-社会的范式中进行讨论，丰富了已有的国家-社会关系研究。在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中，国家-社会-政党之间的关系是理解乡村治理秩序的重要突破口。有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一直是政治学、社会学领域讨论的重点，不同学者基于政府管理社会组织的方式不同提出“市民社会”“法团主义”“社会中间层理论”及“分类控制”等假设①，全面地总结了我国国家与社会所具有的多重关系。将党建作为中国特色的重要话语纳入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讨论中，更加真实和客观地反映了当前乡村治理的图景，拓展了国家与乡村治理领域的研究。
最后，于精细化治理研究而言，将精细化治理的理论运用范畴扩展到了沉默的乡村社会。众多研究将精细化治理作为城市社区的治理模式，忽视了乡村对精细化治理的需求和迫切性。实际上，当前乡村在公共服务获取尤其是技术嵌入的公共服务获取上存在较大差异性，在治理模式上还处于粗放模糊阶段。本文基于乡村人口大规模流动的现实，并以农集区的人口流动现状为突破口寻求有效的治理模式，希望从乡村治理的内部视角引起基于乡村并发展乡村的现实关照。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