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论文哪里有？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初步探寻了技术赋能视角下的“放管服”改革是否及如何作用于营商环境的提升，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议思考。但由于我国的营商环境建设及“放管服”改革相关工作开展时限较短、相关数据并不充分等情况，本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有待后续加以深入探究。
第一章 绪论
1.5 研究创新
我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的措施多而繁复具体。由此，就百余项的工作条目是否并如何对优化营商环境发挥效应，值得学界对其进行讨论及实证研究。即：根据我国目前的营商环境建设成效，是哪些工作条目以怎样的方式优化了营商环境，这一内容是当前亟需研究人员及有关人员思考与回答的问题，从而依据此来辨明既往“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正确与偏误之处，厘清下一步工作的坚守与更换之策。
而正是因为“放管服”改革的具体措施众多，若想掌握所有措施的影响作用方式，是较为困难，也不切实际的。为此，本文基于对“技术赋能”的视角关注以及我国的“放管服”改革实践，选择从技术赋能这一视角作为切入点，将当前我国在“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中运用了信息技术借以辅助的措施和方式加以概括提炼，从而基于技术赋能的视角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
具体而言，本研究旨在对标一个研究问题和三点思考：深化“放管服”改革在技术赋能的视角下，是否优化了营商环境？怎样优化了营商环境？“放管服”改革后续应如何利用技术手段设计与选择实施路径，才能更高效智能的优化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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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模型与假设提出
3.1 理论基础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技术赋能视角下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效应。本文的对话内容涉及“放管服”改革、营商环境、技术赋能三个核心层面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一个核心命题。
为此，本文的实证计量分析逻辑是从解释变量“技术赋能视角下的深化‘放管服’改革”到被解释变量“优化营商环境”。为了对这一逻辑提供更加契合的理论支撑，本文分别从背景视角、前置原因和后置结果三个方面寻找了相关理论。①赋能理论。这是从本研究的背景视角出发选定的理论，因其从传统的“授权赋能”向当前的“技术赋能”侧重，故而能够很好的用于解释本文的“技术+”观点。②责任政府理论。这是从本研究的解释变量出发选定的理论。因其对于权责关系、政府履职的良好阐释，故被用于拆解“技术赋能视角下的深化‘放管服’改革”。③整体性治理理论。这是兼顾本研究的解释变量和技术赋能视角选定的理论。因其对于信息技术、部门合作、公民导向等的概括与表征，故而能够补充拆解“技术赋能视角下的深化‘放管服’改革”。
第五章 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路径对策建议
5.1 技术赋能下的简政放权改革需坚持清单思路，关注效能转化
5.1.1 以清单激发改革主动性，提升改革透明度
在本研究中，清单发布变量在全国层面对城市营商软环境的优化表现出了正向的显著性作用。即政府在技术赋能+简政放权的改革工作中，制定并发布相关清单会对营商环境的改善有着较强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后续的“放管服”改革中，坚持更新并发布相关事项清单对于作为供给侧一方的政府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方面，向企业及群众告知政府行政在精简化、便利化之后的事项清单，是对政府直观有形的约束与外化清晰的考核。清单制度是对“简政不等于减责，放权不等于放任”的第一步履行，清单制度就是“明责明权，约责约权”[15]。在省级统筹、同级竞争、市场监督以及公众监督的情况下，是否发布清单以及发布怎样的清单，成为了政府务必交出的一张考卷。这份考卷将能够有效的激发政府以技术赋能进行改革的内在动力，并激发政府自主创新的寻找更好更优的改革方式。
另一方面，向企业及群众告知政府行政在重要环节和核心关卡的事项清单，是对公众的信息供给与诉求回应。郑烨等（2020）实证研究发现：包括信息公开在内的政府透明度对于“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作用逻辑有着正向显著的调节作用[91]。可以说，市场主体若能就关乎切身的事项办理获得政府层面主动公开的内容告知，将能同步获得极大的满意度与安全感。同时，政府通过“透明度”的提升以消除企业在市场化过程中受到的“隐形壁垒”，为其减少在审批申请、接受监管等众多维度的隐形成本与隐形负担，正是体现了“放管服”改革工作减权力、加监管、乘服务及除寻租的“运算性”特征[87]。
5.2 技术赋能下的放管结合改革需加强顶层设计，提速平台建设
5.2.1 明确布局应用领域，合理规划应用方式及应用内容
在本研究中，以技术赋能+信用监管代理技术赋能+放管结合进行回归检验发现：政策环境变量能够较好的解释城市营商软环境的提升，在全国样本回归分析与区域效应回归分析中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支持了相应的研究假设。因此，在后续的“放管服”改革中，各级各地政府针对技术赋能+放管结合改革制定明确的指导性与部署性文件，对有关的工作加以布局与规划，将能够有效推动营商环境的改善。
无论是立足当下回顾总结已有的改革举措和成效经验，还是站定此时展望“十四五”的发展，都已有对“监管需对顶层设计不放松”观点的认可。李先军等（2020）指出：我国在“十三五”时期建设营商环境的主要举措之一即在于“针对优化营商环境和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强化了顶层制度设计，形成了优化营商环境的整体生态”[9]。张定安（2020）则指出：“放管结合应从决策、执行、监督的全流程进行研究与谋划”[146]。
因此可以说，本文实证检验的结果发现与当前的相关研究有所呼应：政府后续应因地制宜，考量自身情况并修订以技术赋能助力监管改革的政策条目。中央政府需统筹布局、统一指导、统一要求，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给出合理完善的有关标准与具体任务；地方政府需认真执行、及时调整，并结合客观现实条件协调分配与开展自主创新。
同时，需要明确的是：制定有关的政策条目对于技术赋能+放管结合工作而言，既是起点也是终点、既是“开口”也是“收口”、既是指导依据也是评估考核依据。 一方面，政策规划是起点、是“开口”、是指导依据。通过明确的政策，政府的管理和市场的运转都有了行动准则。各行政部门、各工作单位和各执行人员均能够进一步知悉技术赋能+放管结合工作中“谁需发力、何处发力、如何发力”的要求与安排。每一项具体的建设分解任务也有了责任的归属与落实、有了落地开展的保障、有了得以循序渐进的时间节点参照。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6.2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初步探寻了技术赋能视角下的“放管服”改革是否及如何作用于营商环境的提升，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议思考。但由于我国的营商环境建设及“放管服”改革相关工作开展时限较短、相关数据并不充分等情况，本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有待后续加以深入探究：
其一，就本研究的目标考查对象“营商（软）环境”和数据基础而言。
一方面，营商环境的界定与评估当前在国内外仍处于研究及讨论的热潮期，政府部门、研究人员以及第三方机构等尚未能形成统一的、系统化的评估指标体系，故基于特定评估报告来源的营商环境测评数据可能与建设现实存有出入。因此，未来可将被解释变量营商（软）环境细化，从更为全面的多个方向进行考察。
另一方面，本文就被解释变量“营商软环境”所使用的分析数据是横截面数据，且分析模型中的解释变量“技术赋能视角下的‘放管服’改革”与被解释变量“营商（软）环境”当前均仍缺乏相对充足的数据来源与数据支撑。未来可随着相关工作的持续开展与各方评估工作的稳步推进，基于更为丰富的数据进行面板分析。
其二，就本研究的变量指标而言。本文针对技术赋能视角下的“放管服”改革进行的变量设计与代理指标选取未能完全表征研究假设所引用的内容。以技术赋能+优化服务维度的变量选取为例，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更多的是从全平台、全技术的综合维度评估地方政府的相关情况。但根据我国各地的建设实践来看，除网站化、平台化的“互联网+政务服务”外，可掌上办、可指尖办的移动政务，即政务新媒体，正成为我国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群众之间沟通办事的重要渠道，并具有较高的公众使用率。同时，除政府自身设计并推出实施的政务 APP 外，依托微信等社交媒体，支付宝、百度等第三方平台的移动政务亦扮演了十分重要的政务履职角色，并对“政府与社会多元共建、社会资本参与治理改革”等内容有着较好的体现[147]。但由于当前阶段缺乏相关的数据，所以本文未将其纳入考量，未来可依托较为充分且准确严谨的数据，纳入更为全面的代理指标，以进一步研判技术赋能视角下的“放管服”改革对于营商环境的影响。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