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1.2.2 国内研究综述
（1）关于网络舆情基本理论的研究
由王来华主编的《舆情研究概论—理论、方法和现实热点》系统性地探讨了有关舆情的基本理论，他将舆情定义为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1]刘毅（2007）[2]拓展了舆情概念的范围，认为舆情是多种情绪、态度和意见等的总和，不再局限于社会政治态度。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学界对于网络舆情的研究逐渐增多。周如俊、王天琪[3]（2005）认为网络舆情是网民对某些热点话题所表现的带有一定倾向性、影响力的意见或言论。高承实、陈越[1]等（2011）认为网络舆情是在互联网信息传播过程中，因特定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态度、情感、意见等的总和。王连喜[2（]2019）提出网络舆情是网民依托互联网对特定事物所产生的态度、意见、情感、思想、意愿、心理、看法、认知、观点等具有倾向性看法的网络表达和互动等活动的集合体。
对于网络舆情的构成要素，学界呈现多样化的研究样态。喻国明[3]（2015）认为网络舆情包括舆情主体、客体、本体、数量、质量、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功能表现 8 个要素。左蒙、李昌祖[4]（2017）认为网络舆情由舆情的主体、本体、客体、时空要素及社会事务五个部分组成。
网络舆情的特征随社会发展不断变化。刘毅[5]（2007）认为网络舆情具有可控性、互动性、即时性、多元性、隐匿性、情绪化、群体极性化等特点。丁柏铨[5]（2010）认为网络舆情具有虚拟性、虚假性、理性与非理性等特征。张一文，齐佳音等[6]（2010）提出非常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具有特殊性、爆发性、群体扩散性、演化不确定性和环境复杂性五个特点。
对于网络舆情的类型研究，学者从内容、构成、过程等不同的角度对网络舆情的类型进行划分。如：中宣传舆情信息局（2009）按内容将网络舆情分为政治性、经济性、文化性等网络舆情；按形成过程，分为自发和自觉的网络舆情；按境内外，分为境内和境外的网络舆情。王国华、冯伟等[7]（2013）按舆情行为主体将网络舆情划分为：政府类和非政府类网络舆情，单一主体和多主体类网络舆情；从舆情传播角度认为舆情可以按照传播参与度高低、传播影响力强弱，有无网下行动等进行分类；综合舆情主体与舆情传播两个维度，将网络舆情划分为弱型、强型和波动型三类网络舆情。
目录
第 3 章 制度、技术、情感融合的“全周期”网络舆情治理框架
3.1 网络舆情治理实践创新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赴武汉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要“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这是总书记对新冠肺炎疫情深刻总结思考之后提出的新命题，也是对提高我国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殷切期望和迫切要求。
“全周期”理念深刻蕴含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本质要求，为政府网络舆情治理提供了现代化的治理理念和治理办法。所谓系统治理就是要考虑到网络舆情演化的各个环节，有针对性地建构舆情治理的体制机制，建构一套包括网络舆情监测、预警、反馈、处置等环节的完整制度体系。依法治理就是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去解决治理问题，推动全社会营造遵纪守法的良好氛围。综合治理就是以现代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强化情感认同，规范舆情各主体行为，协调社会关系，实现社会善治。源头治理就是要重视群众情绪性表达，关切人民利益诉求，着力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同时，传统的舆情治理工作处于长期的技术主导思维惯性下，政府部门多采用刚性的制度规制和信息技术手段处理网络舆情，对从情感疏导的角度实现舆情治理的实践重视程度不够。网络空间是一个虚拟社会，但是网络空间中的网民是真实存在的“人”。只有从理解人心，通过互联网及时捕捉社情民意，解读群众所思所想，在实际工作中积极回应民众关切，才能真正赢得民心、凝聚人心。传统舆情治理手段以“信息治理为出发点”是治标，网络舆情治理作为凝聚人心的工程，以“人为出发点”才是治本，再加上制度保障和技术支持，将制度、技术、情感有机结合起来，让刚性制度和柔性情感关怀融合起来的舆情治理逻辑，才能取到更低成本、更好效果、更富有弹性的“标本兼治”的舆情治理效果，从而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图 4.2.1 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演化趋势图
第 5 章 中国网络舆情治理问题及成因分析
5.1 应对网络舆情的中国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疫情防控要全国一盘棋，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综观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国各地深入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充分报道各地区各部门疫情防控的措施成效。各媒体平台生动讲述中国抗疫故事和抗击疫情一线感人事迹，坚定民众战胜疫情的信心，展现出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的精神风貌，凝聚起了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强大力量。
首先，信息的及时、准确和透明不仅关系到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还关系到政府公信力的塑造。在疫情防控期间，中国政府保持对网络舆情的高度敏感，以最快的速度解读民众关切，主动出击、积极作为，运用多种方式和渠道发布权威信息，构建开放化、扁平化和大众化的网络舆论空间，使信息发布更加及时有效并具有针对性，切实提高了政府公信力。同时，政府部门针对疫情防控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及时沟通解决，重视回应群众关切，着力稳定民众情绪、凝聚民心，引导民众增强信心、坚定信心，提升了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好政府”形象，为打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奠定了良好基础。
其次，各大媒体平台充分发挥信息传播的作用，广泛普及科学的防护知识，加强对疫情防治相关信息的宣传引导，对网络上不科学、伪科学、假科学的“知识”进行及时辟谣和澄清，形成了疫情防控期间具有独特话语引导力的重要群体，卓有成效地化解和防范了不实谣言的滋生和传播。权威医学专家、科学家在主流媒体上积极发声，以科学、严谨、专业的态度为人民群众答疑解惑，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致支持和信赖。同时，具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对事件进行分析和点评，引导网络舆情朝着积极的舆论方向发展，对营造健康向上的全民舆论场发挥了积极作用。
最后，国家高度重视对网络舆情的依法管控，对借机攻击党和国家、恶意散布谣言信息、造谣滋事的不法分子进行严厉打击，形成了网络舆情治理的良好预期。中央政府对于疫情期间部分问题官员的失职渎职等行为严肃问责，对网络舆情的良性发展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有效遏制了负面网络舆情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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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展望
1、结论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已成为公众舆论的主要聚集地。网络技术的发展，突破了信息传播的时空限制，创新了信息传播手段，拓宽了信息传播范围，引发了信息传播格局的根本性变革，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发展与民主法治建设，但也导致不同程度的网络舆情泛滥。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建设良好网络生态，既是构建良好社会秩序、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应然要求，也是实现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然体现。
本文基于国内外网络舆情治理领域研究成果以及生命周期理论、议程设置理论等基础上，构建了制度、技术、情感融合的“全周期”网络舆情治理框架，认为在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制度安排是根本保障、技术支持是重要支撑、情感认同是关键。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与传统网络舆情相比，持续时间更长、舆情传播范围更广，治理难度更大，给我国政府舆情治理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是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网络舆情治理实践。本文运用案例分析法对触发网络舆情的新冠肺炎疫情事件进行了全面梳理。在新冠肺炎疫情演化过程的指引下，借助生命周期理论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的演化周期和特征，将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演化周期划分为形成期、爆发期和衰退期三个阶段。同时，提炼出其具有突发形成、难以预测，互动性强，传播速度快、波及范围广且影响持续，情绪化与非理性、易群体极化等特点。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