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论文，行政组织始终是行政学的最基本问题之一，并始终为各国政府及行政学研究所重视。本章首先论述了行政组织的定义、特性、构成要素等基本概念，介绍了行政组织理论的基本观点（以上内容来自百度百科）今天为大家推荐一篇行政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1 导论
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历了四十年的迅速发展，在经济水平不断提升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棘手的社会问题，阶层间和城乡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弱势群体的规模逐渐扩大等现象促进了社会分化的加剧，由此带来的贫困问题尤其突出。一些地区由于更是由于经济基础薄弱、自然环境恶劣、地理位置偏远、交通闭塞等原因无法得到有效发展从而长期居于贫困状态。为此，国家不断完善农村贫困治理，加大对农村贫困的关注程度和对农村贫困问题的解决力度。在党和政府的积极领导下，三十多年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但客观来看，我国的贫困形势依然严峻，贫困人口总量多、范围分布广、贫困程度深的现实状况对新阶段的扶贫工作形成了巨大挑战，截止到 2013 年底，全国仍然存在 8249 万贫困人口①，绝大多数贫困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滞后、生活条件水平低下的现实状况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转变，加之以往粗放式的扶贫模式制约了扶贫投入效率和效果的最大化，这一方面印证了要解决当下的贫困问题，加大扶贫投入、提高扶贫效率是必经之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新时代环境下的扶贫则需要一种有别于过往的新的扶贫理念和方式来对当下的扶贫模式加以审视。正是在对贫困问题和扶贫开发工作的实际情况进行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在中央层面得到提出并迅速在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贯彻下得到落实，扶贫进入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在脱贫工作方针的指导下，通过贯彻实施“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等要求和途径，我国于 2014、2015、2016、2017 四年中分别脱贫 1232 万人、1442 万人、1240 万人、1289 万人，十八大以来，累积脱贫 6853 万人，贫困发生率由 10.2%下降到 3.1%。②一些地区已率先“脱贫摘帽”，脱贫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效，农村的生产和农民的生活条件整体上都得到了显著改善。然而，脱贫的目的并非一“脱”了之，而是要保证脱贫户长期稳定地处于贫困范围之外。在实现精准脱贫之后，一些贫困县（区、市）的已脱贫人口生活质量并未有效提升、后续生活依然存在较大风险、不久后又“返贫”等现象赫然在目，可见，一些地区虽名义上已经脱贫，但实际上仍在“脱贫”与“返贫”之间辗转，一些地区虽当前达到了脱贫标准，但也无法持续保持这种稳定的脱贫状态。这些现象的背后无疑隐藏着一系列精准脱贫过程中需要重视且亟待反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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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第一，有助于丰富当前关于我国农村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面的理论研究。当前关于农村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面的理论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国家脱贫政策的探讨、贫困户现状和问题的关注，较少有学者通过对贫困退出户的入户调查来聚焦脱贫成效的质量问题和贫困退出户的后续发展问题，且现有的关于精准脱贫可持续性的文献不多，较为零散，而随着精准脱贫工作的持续推进，脱贫人口逐渐增多，脱贫成效的可持续性成为了一个亟待关注的问题，本文结合对脱贫户的实地调查，对农村精准脱贫在可持续性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有助于在精准脱贫的可持续性方面对现有文献作出一定的补充。第二，有助于对今后我国农村精准脱贫工作的开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本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论述了精准脱贫工作中由于基层政府、扶贫队伍和农户本身三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及其所带来的脱贫效果可持续性的缺失，由此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对今后农村精准脱贫成效实现可持续提供依据。
（2）现实意义
有助于反映农村基层精准脱贫政策实施和脱贫成效的真实状态，从而为实现可持续脱贫提供实践层面的借鉴。本文通过对江西省 Q 区下辖 4 镇的 202 户贫困退出户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真实反映了农村精准脱贫工作和成效在诸多方面存在着难以持续、稳定的现象，反映出农村精准脱贫工作在可持续性方面存在的诸多不足。基于调研发现的问题表象和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而在脱贫理念、脱贫方式等方面提供了可持续性的一些思路和想法，为实现可持续脱贫提供实践层面的借鉴，同时，也有助于我国农村精准脱贫朝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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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
2.1.1 贫困
贫困这一概念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均有差异化的界定。在起初，由于收入不足而无法获取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是贫困最为直观的反映，因此，“收入贫困”是被广为接受的一个观点。英国学者朗特里把贫困定义为一个家庭或个人当前所能够获取的所有收入不足以支付其维持生活所必须的食物、住房和衣着等。此外，他提出了个人最低生活支出的计算方式，按此估算出贫困人口的大致数量。雷诺兹和瑞沃林等学者继续发展了这种绝对贫困的概念，主张计算出个人每日维持生理功能所需的营养摄入量，再将这些数值转换为相应的食物，为贫困者发放此类生活必需品或者等额的金钱。1990 年，我国沿用了绝对贫困这一概念，并提出相关定义。此后，西方学界在绝对贫困的概念基础上继续提出了“相对贫困”概念，朗西曼、维克多和汤森等人认为贫困不仅是收入无法满足基本需求，更是家庭或个人的收入无法达到整个社会的平均值，使得生活水平居于社会平均水平之下。他们根据整体社会成员的收入中值、收入均值，或中值、均值的固定百分比来划定贫困线，从而估计贫困人口的数量。这些学者对相对贫困的研究在西方国家划定贫困人口、进行社会救济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参照作用。阿玛蒂亚·森把学界看待贫困的视角从收入方面转移到能力方面，提出“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使我们从一个更加开阔的领域去全面理解贫困问题。正如前文所述，森认为贫困是个人权利和能力的缺乏，从而带来的机会获取不平等，关于贫困的讨论重点应不在收入方面，而在于权利贫困和能力贫困方面。森将人的“权利”和“能力”与可实现的“功能”连结在一起，认为人的“功能”集合则构成了个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了现实生活状态，这些“功能”包括必要的营养摄入量、对感染疾病的预防、个人尊严的实现、社会活动和政治生活的参与等，而“权利”和“能力”则是实现“功能”的组合，所实现的“功能”又构成了个人“可行能力”的集合，反映出个人的自由度，这也是个人“真正享有的机会”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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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2.2.1 社会治理理论
社会治理的理论建构源自于西方国家兴起的“治理”思潮，从事这方面研究的西方学者却没有在其成果中概括性地使用社会治理（society governance）一词，他们使用的多为治理（governance）一词，而治理在公共管理领域的涵义很大程度上符合我国语境下的社会治理涵义。詹姆斯·罗西瑙对治理进行了概念厘清，他认为治理是由共同目标所支持的一系列管理活动以及这些管理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这些管理活动未必要依靠政府或者国家强制力量来实现，同样，这类管理机制也没有特定的范围限定，它可以是政府的或是非政府的，可以是正式的或是非正式的。格里·斯托克则从治理主体的多元、治理责任的模糊、主体间权力的依赖、治理网络的自主和治理工具的现代性五个方面对治理理论的论点进行了梳理。此后，多中心治理、新公共服务等治理理论也不断被提出。总体来说，从西方学者对治理的研究可以看出，治理实质上是对传统意义上统治的一种改造，它对长期以来公共与私人、国家和市场的分离状态进行了弥合，促进了国家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相互切合，在这个过程中，协作、参与和互动等价值理念被治理理论尤其强调，管理的职能、主体、方式方法等诸多方面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扩展，具备广泛的适用性。进一步来说，西方学者视野中的社会治理要求政府必须重新对自身角色加以审视，重塑政府的功能定位，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等行为主体必须通过谈判、对话、合作与协商以建立起紧密联系的网络合作系统，形成彼此相互依赖的多元化社会治理格局。#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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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江西省 Q 区精准脱贫政策实施现状和精准脱贫成效 ....15
3.1 Q 区基本概况 ..........15
3.2 Q 区精准脱贫政策的实施现状 ............15
3.2.1 统筹推进，压实脱贫攻坚责任 ...........16
3.2.2 精准识别，夯实脱贫攻坚基础 ...........16
3.2.3 分类施策，推进脱贫政策落实 ...........17
3.3 Q 区精准脱贫成效 ............18
4 农村精准脱贫可持续性方面存在的问题分析.......21
4.1 脆弱性风险仍较大，“病、婚、房”留下脱贫隐患..........21
4.2 产业脱贫施展不开，“输血式”脱贫仍占主导........24
4.3 易地搬迁成效不大，搬迁脱贫后劲不足 .....2
54.4 谎报瞒报现象较为突出，农户“脱贫不愿摘帽”....26
4.5 迎评迎检流于形式，“被脱贫”致使脱贫质量低下..........27
5 影响农村精准脱贫可持续性的因素分析 .....28
5.1 基层政府方面 .........28
5.2 扶贫队伍方面 .........30
5.2.1 人员配置不够充分，针对性不强 .......30
5.2.2 岗位调整较为频繁，连续性不足 .......30
5.2.3 干部素质有待提高，积极性较弱 .......31
5.3 农户方面 .......33
4 农村精准脱贫可持续性方面存在的问题分析——基于 Q 区下辖 4 镇的实地调查
为探究贫困户在脱贫后的真实状态和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问题，了解农村精准脱贫的可持续性情况，笔者在江西省统计局委托江西财经大学对江西省 Q 区开展的贫困退出核查工作中对 Q 区下辖 4 镇的农村脱贫户进行了调查访问。调查对象包括 Q 区 WP 镇下辖的五陂村、册雷村、大田村、长潭村，QS 镇下辖的光辉村、葡萄村、下柳园村、大城村、高枧村、源头村、温盘村和乌石村，AY 镇下辖的安源村、跃进村和张家湾村，GK 镇下辖的彭泉村、富田村、泉江村、茶亭村、茶园村、云泉村、王家源村、裴家村、浒泉村和楠木村等 25 个自然村的 202 户脱贫户。调查采取的是入户发放问卷的形式，共发放问卷 202 份，有效问卷回收 202 份，有效回收率 100%，其中，部分问卷的发放是在当地乡镇工作人员和村干部的协助下进行。同时，调查内容还包括对当地乡镇工作人员、村干部和部分脱贫户进行的访谈，以对一些问卷上无法反映的情况作更进一步的了解。
4.1 脆弱性风险仍较大，“病、婚、房”留下脱贫隐患
农户的脆弱性是指他们由于自身能力和基础的不足，在面临一些外部冲击和突发压力时很难进行有效抵御，从而导致基本生活保障的缺失引发贫困。产生这种脆弱性的风险则大部分来自于发生自然灾害、突发疾病、经济波动、国家政策的调整和一些特殊的突发事故等。从实际调查的结果来看，这些农户脱贫的基础还不牢固，其脆弱性风险大多来自于自身的疾病、子女的婚姻支出以及举债建房，因此，脱贫后依然可能存在较大的因疾病、结婚和建房而返贫的风险。从 2016 年全国贫困户建档立卡的数据中可以看到，有高达 44%的贫困人口是因为自身疾病引发的贫困，而在这些因病致贫的人口中，难以治愈的慢性疾病和大病则充当了主要角色，以至于在农户身上出现的“十年努力奔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现象不在少数，甚至有相当一部分贫困户脱贫后又因为各种疾病而返贫，而这类由因病返贫产生的脆弱性风险无疑在无形之中威胁着精准脱贫的成果，阻碍着精准脱贫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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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产业脱贫旨在发挥持续性的“造血”功能，是有效推动贫困地区和人口稳定长期发展的重要途径，由于它能够激活贫困主体发展动力，为贫困人口带来较为稳定的收入，给予脱贫以持续的支撑，因而是实现长久稳定脱贫中的关键环节。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一方面，Q 区下辖 4 镇开展的产业脱贫项目数量不多，主要是实施专业合作社经营模式，且均处于起步阶段，规模小而分散，覆盖面窄，并没有充分整合资源规模化、集中地施展开来，更没有形成相应的产业链，加之 Q 区正处于单一经济结构的转型期且资源匮乏，特色产业缺乏，因而产业脱贫项目大多也没有体现出特色，缺乏有效的带动能力；另一方面，项目帮扶的对象主要是有一定劳动能力和技能的贫困人口，帮助他们安排就业增加收入，而 Q 区下辖 4 镇的贫困户多为年老、因病、因残致贫，贫困家庭中真正具备劳动能力和专业技能的成员不多，这使得产业脱贫群众参与少、收益少。从调查对象的收入构成来看（如图 4-3），虽有不到 10%的农户有利息、股息、分红收入，但有第一产业收入的农户占比为 12.87%，第一产业年收入千元以上的仅有 5.44%，有二、三产业收入的农户更是仅有 6.44%，二、三产业年收入万元以上的仅占 3.69%。绝大多数调查对象的收入来源是依靠家中的顶梁柱在本地打零工或者外地务工取得的工资性收入，加上政府的贫困补助、五保补贴、移民补贴、残疾补贴、建房补贴、农业补贴等各项资助来支撑一家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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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