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论文，行政管理最广义的定义是指一切社会组织、团体对有关事务的治理、管理和执行的社会活动。同时也指国家政治目标的执行，包括立法、行政、司法等。狭义的定义指国家行政机关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又称为公共行政。（以上内容来自百度百科）今天为大家推荐一篇行政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 绪论
（一） 研究背景与意义
1、 研究背景
现阶段，我国社会已经进入了全面的转型时期。“转型时期的中国经历着利益格局的解体、权力体系的瓦解、社会结构的分化、人口流动的加剧等一系列剧变，加之全球文化的交汇与碰撞，又引发了社会文化的激荡、传统思想观念的嬗变等等”①。这些剧变致使社会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各种传统的、非传统的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我国进入了危机事件的高发期。2003 年“非典”疫情、2004 年河南大平煤矿瓦斯爆炸事故、2007 年“三鹿毒奶粉”事件、2008 年汶川地震、2009 年南方雪灾、2010 年舟曲泥石流事件、2011 年温州动车追尾事故、2012 年北京特大暴雨事件、2013 年上海黄浦江死猪事件、2014 年昆明火车站恐怖袭击事件、2015 年天津港瑞海公司爆炸事故等各种危机事件不仅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安全，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和政府的治理范式。处于转型期中国能否有效地应对各种危机，已经成为当前各级政府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这不仅关系到政府在公民心中的权威地位和良好形象，还直接影响着我国政治的稳定以及经济的发展。然而，在过去，以政府为中心的危机管理往往存在管理主体单一，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的局限。在危机治理中，如果仅靠政府的力量而忽视全社会力量的参与和支持，那么危机则不能得到圆满的解决。“因为在公共服务中面临资源的缺乏或日益加剧的‘无法管制’的环境，政府对其它社会行为者的依赖性正在增强”②。而有效的危机管理方式需要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公众共同协作。此外，我国政府在“十三五”规划文件中就曾明确指出：“建设平安中国，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③。若将这一战略布局具体到我国公共危机治理实践上，则要求政府由单一型的治理方式向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方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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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综述
在西方，学术界对危机最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自然灾害的防治上，研究对象也主要是指地震、飓风以及其他较大的自然灾害，研究的重点主要涉及如何建立自然灾害防治体制、机制等这些方面。在这一时期有关危机的研究尚未形成专门的学科体系。现代意义上的危机概念最早应用在工商企业中，它所描述的危机情境也主要是针对企业而言：“（1）危机遇到的问题日益严重；（2）受到新闻界和政府的密切监督；（3）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营；（4）危害公司及公司高级职员的良好形象；（5）最后伤害到公司的生存”①。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美苏两国处于冷战时期，冷战格局的形成促使危机管理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并在国际上引起广泛的重视。美国学者艾莉森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依据撰写的《决策的本质》是使这一研究成为一门专业学科的标志。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各国学者和政府的重视，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也开始多样化，尤其是在政治学、国际关系学以及国际政治学等相关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格尔的《人们造反时》、赫尔曼的《国际危机》、艾利森的《决策的实质》、戴恩斯的《灾难中的组织行为》、科泽尔的《社会冲突的功能》、齐默尔曼的《政治暴力、危机与革命》、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认知与错误认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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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8·12”天津港瑞海公司爆炸事故回顾
（一） 事故发生背景
天津港，是天津市的一个综合性港口，同时也是亚欧大陆桥最短的东端起点，主要位于海河的入海口处，距离华北、西北等内陆距离最短。天津港不仅地理位置优越，在经济上也处于优势，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主要处于京津冀城市群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交汇处。瑞海公司是一家坐落于天津港港区的民营企业，成立于 2012 年 11 月 28 日，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的时间是在 2013 年 1 月 4 日，随后便开始“仓储业务经营（危化品除外、港区内除外）”。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瑞海公司的经营范围通过进一步申请，并经天津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许可变更为“在港区内从事仓储业务经营（危化品除外）”这次经营范围的变更意味着瑞海公司可以在港区内从事危化品以外的普通货物的仓储业务。2014 年 5 月 8 日，经营范围第二次发生变更，由“在港区内从事仓储业务经营（危化品除外）”变更为“在港区内从事仓储业务经营”变更后的业务经营有效期截止为 2014 年 10 月 16 日。2015年 6 月 29 日，瑞海公司经营范围发生第三次变更，又由“在港区内从事仓储业务经营”变更为“在港区内从事装卸、仓储业务经营”。在这三次经营范围的变更期内，瑞海公司曾多次违规经营危化品仓储业务。2014 年从 1 月 12 日到 4 月15 日，这三个月的时间里，瑞海公司在没有危化品许可证，也没有得到任何批示的情况下开始从事危化品的仓储业务经营。此外，从 2014 年的 10 月 17 日到2015 年的 6 月 22 日，这八个月的时间里，瑞海公司“在港区内从事仓储业务经营”的批复到期后，并没有再申请延期，而是又一次在无许可证、无批示的情况下从事危化品仓储业务的经营多月。最后经调查了解到，在爆炸事故发生前，瑞海公司危化品的存储物共有七大类，一千余种，总重量超过一万吨，就抵运区涉及到的危化品就有七十二种，近五千吨，包括硝酸铵、硝酸钠等一些遇热或是遭到碰撞容易引起爆炸的固体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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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事故基本情况
2015 年 8 月 12 日 22 时 51 分 46 秒，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运抵区最先起火，并于 45 分钟后发生第一次爆炸，此次爆炸震级大约是 2.3 级，这个程度的震级相当于 3 吨炸药爆炸时的威力，23 时 34 分 37 秒又发生了第二次更为剧烈的爆炸，此次爆炸震级大约是 2.9 级，这个程度的震级则相当于 21 吨炸药爆炸时的威力。此次爆炸事故现场共形成六处大火点、十余处小火点，这些明火直到 8月 14 日下午 5 时左右才被完全扑灭。第一次爆炸形成一个月牙形爆炸坑，直径约为 15m，深约 1.1m，第二次爆炸较第一严重得多，形成的是一个直径为 97m，深 2.7m 的圆形的大爆炸坑。爆炸造成的损害如果以第二次爆炸所产生的爆炸坑为中心来估算的话，那么方圆150m 范围内的建筑物全部都已被摧毁，尤其是周边瑞海公司以及中联建公司的办公大厦，被炸得几乎只剩钢筋框架；在爆炸发生后，有无数个集装箱被炸翻、炸飞，其中还有一个罐式集装箱直接被炸飞到中联建通公司办公楼的四楼，有多个被爆炸波抛到楼顶；附近的顺安仓储、安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有约 7600 辆汽车被全部损毁，另外还包括参与现场救援的 30 辆消防车以及邻近的其他几家公司（贵龙实业、新东物流、港湾物流等）近 4800 辆的汽车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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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共危机协同治理实践分析.........17
（一） 政府间的公共危机协同治理 ............18
（二） 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间的公共危机协同治理 ........19
（三） 其他社会主体间的公共危机协同治理 ....20
四、 “8·12”天津港瑞海公司爆炸事故中协同治理........21
（一） 公共危机协同治理存在的问题 ..........21
1、 协同治理主体危机预防不到位........21
2、 协同治理主体间的合作缺乏协调性....22
3、 协同治理主体间的危机信息沟通不畅............22
4、 协同治理主体自身能力不足..........24
（二） 公共危机协同治理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25
五、 完善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对策......29
（一） 加强协同治理主体的危机预防意识 ......29
（二） 强化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理念 ............30
（三） 健全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 ........31
（四） 完善公共危机信息沟通机制 ............31
（五） 加强协同治理主体自身能力建设 ........33
五、 完善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对策#p#分页标题#e#
（一）加强协同治理主体的危机预防意识
危机意识是危机预防管理的起点。在我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周易·系辞下》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往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这一忧患意识，是中国古代哲人危机预防思想的经典概括。意识作为行动的先导，缺乏危机意识的组织、个人，从根本上来说也不能将危机预防工作做到位。而要做好危机预防工作，就要对危机有个正确、全面、科学的认识。但是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大部分的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社会民众对危机普遍存在侥幸的心理。事实上，这种心理正是危机意识薄弱的表现，这种薄弱意识在某些情况下使得人们身处险境而不自知，而危机一旦触及到他们自身，处于危机中的自救以及互救知识和能力也将变现得异常薄弱。而这种现状可以通过加强危机教育来改变。加强危机相关知识的教育离不开专门的危机教育管理机构。然而，我国至今还没有设立专门的公共危机教育机构。因此，现阶段完善公共危机教育体系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加快设立专门的公共危机教育管理机构，继而统筹危机教育、培训等管理工作，确保危机教育常抓不懈。具体到机构内部，一方面需创建危机教育职能部门，积极引进专业危机管理人才、设备，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开展针对各种类型的危机进行专业技能培训与模拟仿真演习。另一方面还需设立公共危机教育管理研究机构，对危机管理人才进行优化组合并形成专业的危机教育管理研究队伍，加强公共危机教育教学研究，协助有关部门以及教育、科研机构将公共危机管理知识根据我国国情的需要系统化，最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危机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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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现如今，人类即将走完二十一世纪的前二十年，然而纵观全球却发现，无论是政府还是其他社会治理主体，他们所要面临的社会安全问题并没有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而有所改善，反而变得越发多样与复杂。这些层出不穷的危机事件对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考验。就我国而言，根据传统管理理念建立起来的政府单一主体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危机治理的现实需求，由危机管理过程中“政府失败论”所引发的信任危机也使人们开始认真思考政府角色的定位以及新的路径选择：新形式下，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才能更有效地治理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理论的发展开始为公共危机治理提供新的思路，并很快在危机治理领域中成为共识，被认为是一种“理想型”的危机治理模式。这种“理想型”的危机治理模式对政府提出的要求就是要合理定位自己的角色，转变自己的观念，同时还要了解危机的特性、生成机制以及演变周期，并在此基础上因势利导，积极引导、鼓励其他社会主体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到共危机协同治理中来。但是，在现实中，如果想要形成常态化、制度化的协同合作机制，并不是靠单纯地喊几声口号就能实现，而是需要在理论上进行勇敢的创新，在实践中进行经验的总结。现阶段，“危机管理研究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将危机管理融入日常的政治和实践去”。①我们针对这种挑战所应该采取的应对之策就是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在现实中，由于受各种体制、机制、环境的限制，构建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体系并不会一蹴而就，反而会是一个极其长远、复杂、庞大的工程。而这项“工程”对政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却摆脱“政府中心论”这一窠臼外，政府还要需要进一步转变观念，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明确自身角色定位和及时进行职能转变。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有关政府的职能定位可以划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应该转移给社会主体以及市场主体承担的职能，这部分主要包括有关危机技术、危机信息的咨询等；二是政府应该与社会主体以及市场主体公共承担的职能，这部主要包括公共危机治理的教育、宣传、以及培训等；三是政府应该自己承担的职能，这部分主要包括维护社会治安、制定安全生产规范、监督安全生产并定期实施安全生产检查等。对于政府这些需要转移以及和其他主体共同承担的危机治理职能，政府要做到真正的放权，同时还要做好相应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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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