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论文哪里有？本文根据证券交易所问询监管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负向关系，证券交易所问询监管与审计收费的正向关系，审计收费在证券交易所问询监管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关系中发挥着显著中介效应的研究结论。
第一章绪论
2.2国外文献综述
1）证券交易所问询监管
国外学术界主要是基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意见函和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的问询函性质的监管机构监管有效性进行研究。已有的研究分别从信息披露、公司经营等角度进行研究。例如：（1）信息披露角度。Dechow et al.（2015）发现在公开披露SEC有关收入确认的评论信之前，内幕交易量明显高于正常水平[53[63]。Bozanic（2017）研究发现SEC的意见函增加了公司的信息披露范围，提高投资者的信息透明度，并减轻公司的压力[49]。Bens（2016）发现公司在收到有关公允价值披露的意见函后，公司公允价值不确定性显著降低[47]。Robinson et al.（2011）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收到SEC意见函改善了以后年度的信息披露质量[67]。（2）公司经营角度。Kubick et al，2016；Kubic M et al，2017）发现收到税收相关意见函相比于其他意见函的公司，减少他们的避税行为与预期税收成本的增加相一致[60][61]。Wang（2015）发现收到SEC意见函的上市公司，降低了乐观性偏差、预测性偏差以及预测分散度[62]。Johnston et al.（2017）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收到SEC意见函后自身会计信息环境有所改善[58]。表2-4概括了证券交易所问询监管国外研究状况。
第三章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3.1概念界定
3.1.1证券交易所问询监管
问询函是一种不具有行政处罚性监管方式，问询函是证券交易所针对上市公司所发布的公告中存在问题及疑问所发出的一种函件，要求上市公司对所提问题定期给予补充回答，我国证券交易所发出问询函与西方国家的意见函相比有所差异。它是根据上市公司发布信息披露公告中发现其未达到监管标准时发出函件的一种主动行为。通常涉及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并购重组、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等方面，且会要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证券公司等第三方中介机构参与并客观回复问询函中提及问题。
目前针对证券交易所问询监管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归纳总结其特点，可以将做出以下定义：证券监管机构与上市公司在同等地位水平上，对于上市公司发布信息披露报告中若干事项提出疑问并要求上市公司及时做出充分真实性补充披露。而这种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的方式以问询函方式通知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对其受到问询函做出回复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完整的问询函监管。陈运森和张俊生等（2018）对监管进行了分类解释，阐述了非处罚性和预防性监管的主要特征和内容[2][6]。
3.1.2盈余管理
关于盈余管理的定义美国学者斯考特提出，盈余管理是指在一般公认会计原则不禁止的范围内管理层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用以期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使企业股东价值最大化的一种假违规行为。事实上企业盈余管理并不是违规行为而是利用会计政策灵活运用会计准则编制企业会计信息，在不违反真实性的基础上进行适当调整和修改。此外，凯瑟琳·雪珀的观点认为盈余管理实际上是管理层通过参与财务报告编制过程最后形成其期望披露的财务报告结论，通过这种具有目的性的财务报告向市场投资者传递对企业自身有利的财务信息，不当获取对管理层、企业自身的客观利益。在这种对企业财务报告披露信息经过有目的性加工处理过程称之为盈余管理。
第五章证券交易所问询监管、审计收费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分析
5.1变量设计与模型构建
5.1.1变量设计
1）问询监管的度量（IFW）
借鉴陈运森、邓祎璐和李哲[1]（2019）的研究，分别从是否问询、问询数量和问询次数等角度对问询进行度量：（1）采用虚拟变量度量，若上市公司收到交易所问询函，则问询IFW1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2）以问询函数量为基础，采用上市公司一年收到的问询函数量加1取自然对数度量企业问询IFW2。（3）以问询次数为基础，采用上市公司一年就同一事项受到问询的次数加1取自然对数度量企业的问询IFW3。
2）盈余管理的度量（DA）
借鉴黄梅、夏新平[24]（2009）的研究，采用区分方向的操控性应计利润对企业盈余管理DA进行度量。
3）审计收费的度量（AUDF）
借鉴米莉[18]（2019）的研究，本文采用以下两种方法度量审计费用：（1）从总量上，用上市公司公开披露审计费用总数的自然对数度量审计费用（AUDF1）；（2）从动量上，用审计收费的增长率度量审计费用（AUDF2），来反映审计收费在当期与上期之间的变化值。
5.2实证分析
5.2.1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5-2是对本文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收集到的8212个中国上市公司样本初步统计了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中值、标准差和方差。其中，被解释变量琼斯模型估计的盈余管理DA1与修正的琼斯模型DA2的平均值均为0，中值均为0.005，最小值分别为-3.401、-3.412，最大值分别为9.071、8.978，标准差分别为0.164、0.160，方差分别为0.027、0.026，可见基于琼斯模型和修正的琼斯模型得出的结果几乎一致；解释变量问询IFW1、IFW2和IFW3平均值分别为0.215、0.185和0.153，中值和最小值均为0，最大值分别为1、1.387以及1.089，标准差分别为0.413、0.363和0.316，可见我国上市公司中只有少数收到问询函。
企业规模SIZE平均值和中值分别为22.550、22.370，标准差为1.446，最小值为19.270，可见我国上市公司企业规模较大；资产负债率LEV最小值为0.058，最大值为0.973，标准差为0.218，可见我国上市公司之间存在较大资本结构差异；成长性GROW均值和中值分别为0.205、0.085，标准差为0.667，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营业收入总体处于增长状态，但不同公司之间成长性存在明显差异；解释变量IFW是否被问询和IFCF是否被处罚平均值分别为0.205、0.168表明样本公司中很少被问询，很少被处罚。此外，表5-3列示了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可见是否收到问询函（IFW）和盈余管理（DA1和DA2）呈显著负相关的关系。
第六章结论与展望
6.1研究结论
自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证券市场加大监管力度的趋势日益明显，但有关证券监管领域的已有文献多集中于行政性处罚监管，较少问询函方式的非行政性监管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21]。同时，已有的关于证券监管的文献多是基于证监会的事后处罚性监管视角，较少关注到自交易信息披露直通车政策实施后作为一线监管主体的交易所的监管研究。基于此，本文从沪深交易所选取2014-2018年度问询函为对象展开实证研究，以证券交易所向上市公司发放的问询函为分析对象，运用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等实证检验了证券交易所问询函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之间的相关性和相应的作用机理以及审计收费在证券交易所问询监管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关系中的中介效应。
研究结论得出：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具有抑制作用，在收到交易所问询函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得到显著降低，问询函的细分特征和内容特征也会对盈余管理程度产生显著影响；这一结论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以及采用不同问询指标和盈余管理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同时，在进一步研究分析中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和信息透明度更高的企业盈余管理降低程度更为明显，审计收费在问询与盈余管理之间起到正向的调节效应，审计收费越高盈余管理降低地越明显，交易所的一线监管效果更佳。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