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纪60 年代以后，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和中国沿海的进一步开放，晚清社会对西学人才尤其是英语人才的需求无可遏止地增长起来，英语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交流工具，其商业价值日益凸显，这一情形上海英语论文在上海一地尤为显著。1865 年7 月，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在上海创办英华书馆英语培训班。①时隔28 年之后，1893 年4 月，传教士布茂林（Charles Budd）创建了上海同文馆英语培训班，长期担任主教习，教授英文西学。[1] 这两所教会学校创办的英语培训班都具备了明显的职业英语教育的特征，英华书馆代表着教会学校兴办的职业英语教育处于起步发展的阶段，而上海同文馆则代表着教会学校的职业英语教育已进入为较为成熟的阶段。本文主要利用刊登在《申报》上的相关广告信息对这一主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布茂林；上海同文馆；职业英语教育；英语培训班；翻译公所
一、 上海同文馆英语师资状况布茂林，英国伦敦会传教士。1891 年他又被聘为广东同文馆英文教习。广东同文馆创立于1864 年，是与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齐名的晚清三大培养外交翻译人才的重镇。至1893年主管上海同文馆之际，布茂林已经从事英语西学教学和翻译工作长达十个年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翻译技巧，难怪同文馆的招生广告这样介绍他——“博学淹通，游历中华十余载，为当今各大宪所器重，并请为同文馆掌教，造就人才，指不胜屈”。上海同文馆授课教师，除了布茂林，还有英文副教习二名，中文教习一名。[2,3]由上述可知，布茂林在华丰富的英语教学经历和复合型的知识结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 英语）为其在上海同文馆从事职业英语教育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上海同文馆从事职业英语语教育的详情1. 概论上海同文馆的办学宗旨十分明确，就是为晚清官商界培养精通英文和西学的洋务人才。又根据刊登在1893 年4月13日《申报》上的同文馆第一则招生广告：“……教授英文西学，凡绅商子弟欲就业者，请至江西路第四十二号洋房内面订可也。”显然，同文馆从事的是一种职业英语教育。同文馆的教学内容广泛，教学方法循循善诱，教师“乐于教导，不责重修，法美意良”；同文馆可以为“远处绅商子弟”提供食宿，住宿条件相当完善。同文馆的教学体制没有修习年限，没有入学程度要求，可以随时随地参加学习，很明显，这是一种非正规的教育体制。为了更好地了解同文馆的办学体制，再看下面一段回忆录。著名学者、出版家王云五曾是同文馆的学员，其英语西学基础的积累得益于同文馆，他在《岫庐八十自述》中谈到，布茂林根据学生的入学英语水平把学员编入五个不同级别的班级，“我初入该校插第二级，读了三个月，布先生说我的程度可入第一级，问我愿升级否。我当然认为求之不得的机会。”[4] 很显然，同文馆没有年级的限制，根据入学英语水平的高低，学员进入等级不同的班级，在较短的时间内水平得到提高后，即可升入级别较高的班级。显而易见，同文馆不合普通学校的编制，这种“短、平、快”的授课方式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英语培训班。#p#分页标题#e#
2. 紧随社会市场需求，不断调整课程设置，探索英语人才培养模式同文馆的课程设置能够紧随社会的需求而及时变动。起初，主教习布茂林认为本馆应以“强调翻译公文为重，并使得上海同文馆在沪上各西学书馆中首屈一指”。[5]“公文”包括中外工商政界往来的文件、信札和合同等等，毫无疑问，从事翻译这些不同行业的“公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业岗位群。根据刊登在《申报》上的招聘广告，以1876 年至1883 年间为例，就会发现很多用人机构对应聘者要求精通英语，会用英语书写和翻译信札、合同等公文资料，如某洋行、泰来洋行、大北电线公司等等都对应聘者提出了这样的要求。[6-8] 由此可见，同文馆培训班以“翻译公文”为中心的课程设置符合人才市场的需求，彰显了较强的针对性和职业性。但是，布茂林很快就发现仅仅教授以“翻译公文”为中心的英语课程并不能完全满足当地中国人求职时人才市场的实际晚清上海同文馆职业英语教育初探及其重要启示丁 伟摘要：由布茂林创办并长期担任主教习的上海同文馆英语培训班能够紧随社会需求，不断调整课程设置，探索符合晚清上海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英语人才培养模式。为促进培训班的“翻译公文”的教学，同文馆特创建“翻译公所”，使培训班和“翻译公所”相辅相成、互为促进，有力推动了职业英语教育的发展；同文馆还特别注重加强管理制度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职业英语教育的效率和质量。同文馆职业英语教育的成功对当今的高职院校有着重要的启示，在中国近代职业外语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众所周知，在晚清社会，由官方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商界，不能讲一口流利的官话对从事翻译工作是极为不利的，而其他正规学校普遍不重视教授官话，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不具备一定的中文知识，这直接会影响到中西互译的质量，于是布茂林马上开始聘请中国教习教授中文官话、四书五经、诗文论赋，实行中西兼授的教育模式。[9] 虽然同文馆实行的是中西兼并的教育模式，但仍然坚持以西学为重的格局，从中西学的授课时间安排上便可窥见一斑，这与英华书馆英语培训班使用三个小时教授中学课程的时间相比，明显看出上海同文馆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时间上对西学的倾斜，因为西学课程更为注重实用性、技能性和职业性，这正是职业教育最为显著的特点。1902 年晚清政府实行新政，改革传统科举制度，开始重视对英语西学知识的考核，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为了与改革后的科举制度接轨，扩大学员的就业途径，更好地使学员在晚清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文馆随之对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整，“方今科举变通，西学盛行，维新圣旨业已见诸明文。自今而后，中朝士子欲为廷献者无不由此而进矣。本教习有鉴于此，是以悉心传授各种西学，使学成之后，皆可赴乡闱各试。”[9] 同文馆英语培训班试图沟通“职业教育”和社会上的一些重要的“职业招聘考试”，这种办学模式满足了不同学员的学习需求，拓宽了学员的就业去向，实在是一个明智之举。20 世纪初期，同文馆英语培训班根据时势政策的变化、社会上热门职业招聘考试的需求，不断地调整其课程设置，由起初偏重“翻译公文”，到后来扩大到“文法、算学、历史地理诸学”，[10] 再到后来扩展到“普通科学、经济学、论理诸学（即逻辑学）。”[11] 所开设的西学课程都是使用英语授课。同文馆开设的课程涉及到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所涵括的众多领域，显然，其课程设置反映了两种英语人才培养模式，即“社会科学（知识）+ 翻译公文（技能）”复合型人才模式和“自然科学（知识）+ 翻译公文（技能）”复合型人才模式。这两种英语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凸显了职业英语教育的实用性、技能型和职业性。显然，具备这样宽广知识结构的外语翻译人能够很快适应不同行业的同一种职业岗位群，这样才能够在晚清涉外活动中占据更加主动的地位。3. 创建“翻译公所”，促进“翻译公文”的教学值得令人关注的是，为加强“翻译公文”这一课程的教学，布茂林特意在同文馆内专门设置一所翻译公所，接办从官商文件、信札、合同等公文到机器制造、交往礼仪、水路兵法、万国公法等各类西学书籍翻译业务。布茂林在《申报》的广告上详细介绍了隶属于上海同文馆的翻译公所，其详情如下：“余自创设同文馆后，即在其中增一翻译公所，以备官商文件、信札、合同翻译之用。自上海以致各省官商士庶，如欲知外国金银矿开石提金、机器织布诸机器价值若干、马力若干、若何位置、若何运用等事，本馆无不熟悉，译出务令个人一目了然。倘各省大宪欲将西国谋求治国情形，以及体例、制度、礼仪、水陆兵法、万国公法等书翻看者，本馆定如期速办。馆中现有中西翻译名手四人，足敷所用，且余曾在诸大宪衙门充当翻译，翻书甚多，故无论中西各件，均可照办无误。”[12]这一创举对促进晚清职业英语教育的发展是极富有远见的，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这一点。翻译公所的翻译师皆为英语培训班的教习，他们都是知识结构完善、翻译技能突出的能手，不久由布茂林主管的翻译公所便得到了社会上广泛的认可，赢得良好的社会信誉，因而也为同文馆吸引了大批绅商子弟前来参加英语培训。[14] 据王云五的回忆，布茂林经常让一些优秀的学员参与翻译公所的翻译工作，在他的指导下，很多学员的翻译实践能力得到了提高。[15]综上所述，布茂林创建附属于同文馆的翻译公所——类似于今天的翻译公司，在从事英语培训的同时，利用自身的优势开展翻译业务，这就为加强职业英语培训机构与晚清工、商、政等社会各界的沟通和交流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利用这个平台，可以确保所开设的翻译课程紧随社会职业岗位群的需要，所学的知识和技能不会与社会脱节。由于中西教习在从事英语培训的同时，还兼任翻译公所的中西翻译业务，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将最新的各种原始的公文资料展示给学员，进行实物教学，可以更加清楚地向学员讲解各种公文的书写格式、语言特点和翻译技巧，从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更为重要的是，翻译公所还为学员提供了便利的实习基地，非常有利于学员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其翻译公文的技能，而且翻译公所的成功运转也极为有助于推动培训班英语师资专业化和技术化的发展。毋庸置疑，隶属于同文馆的翻译公所和英语培训班产生了良好的互动循环，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有力推动了同文馆职业英语语教育的发展。设置翻译公所，加强职业英语教育，这种做法的确比英华书馆技高一筹。#p#分页标题#e#
4. 加强职业英语教育管理制度的建设在职业英语教育管理制度的建设方面，上海同文馆有两个重要创新。其一，为了加强家长对学员的监督，让家长及时了解学员的学习动态，更好地促进学员的学习，同文馆采取了以下若干措施：16 岁以下报名者要有家长陪同并开具保单；自1898 年开始向每个学员家长发放用中英两种文字书写的成绩单，“其单上书华英两文，详载学生勤惰优劣，使其父兄或知。并且该生如有隐匿课单，请该父兄至馆补单可也。”[15]其二，布茂林还将英国的教生制度引入到同文馆。[3] 所谓教生，就是选拔优秀的学生充当助教，帮助教师管理学生，并教授低年级的一些课程，教生可获得一定的报酬。据王云五先生的回忆，“该校（同文馆）虽设五级之多，而除布先生（布茂林）一人唱独角戏外，只有一位助教，实即是英国式的教生Monitor。教生的任务是每星期一、六日的上午帮布先生教第三级以下诸生的一部分功课，还可在每日下午布先生教第一级时随班听讲。”担任教生，不仅免交学费，而且每月还可以领取津贴二十四元，并且还拥有可以随时向布先生请教英语写作等知识的特权。[16]实行教生制度从另外的一个途径为一些优秀的学员提供了巩固英语知识、提高英语技能的机会，同时很好地锻炼了学员的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能力，有助于培养学员的团队合作精神，这些都是就职于工商界所必需的。实际上，从某种程教育史研究229中国电力教育2009年6月上 总第138期度上讲，教生制度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勤工俭学制度，它为家境清贫、成绩优秀的学员既解除了经济上的后顾之忧，又锻炼了运用专业英语的能力，当然，教生制度也缓解了师资紧张的压力。5. 增设夜班，为在职人员提供培训上海同文馆开办初期，只开设日班，后来为了满足那些白天无法就读的商界职员或晚上仍想继续学习的日班学员的热切要求，1897 年3 月，开始增设夜班，刊登在《申报》上的广告称：“因有函至本馆主，请教晚间一班，以使商务中人云云”，尽管“本馆主不欲甚”，但是为了“好学者的热忱”，还是决定每日晚七点钟起增加一班，专为“高材生所游艺者”。[17]
三、 办学效果、重要启示及历史意义上海同文馆职业英语教育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如1904 年刊登在《申报》上的广告称：“本馆自开设以来成才者颇不乏人，计由海关、邮政、电报诸局业考取者约百余人，然则如洋行司事、买办及翻译与写字之职亦为数不少。”众多学员顺利通过晚清公共管理机构的招聘考试，这也正好印证了前文提到的同文馆努力沟通“职业教育”和“职业招聘考试”已初见成效，其课程设置是符合晚清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的。同文馆的学员的就业去向相当广泛，这就充分说明同文馆培养的具有宽广知识结构的复合型英语翻译人才能够胜任晚清社会不同行业的同一种特定的职业岗位群。同文馆从事的职业英语教育对于当今高职院校的外语教育有着重要启示。其一，从事职业外语教育的师资一定要具备复合型的知识结构，仅仅掌握一门单一的外语知识和技能是无法胜任的，这也就是今天高职院校所强调的“双师型”外语教师，还要具备双语授课的能力，这是从事职业外语教育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其二，从事职业外语教育的部门应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市场化、企业化，利用自身外语资源优势，创建校办公司或企业，它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功能：既是一个可以沟通学校与社会各界的平台，有力保证所授外语知识和技能可以满足社会的实际需求，又是学生上岗实习的基地，还可以成为提高师资专业化的场所。其三，高职院校一定要把外语教育与社会上的一些与外语相关的重要职业招聘考试紧密结合起来，加强课程设置的针对性，有的放矢，这样能够更好地拓宽学生的就业渠道。其四，目前，中级翻译人才在我国仍然有很大的缺口，翻译人才的培养模式就像上海同文馆那样，既“专”又“博”，所谓“专”指的是要培养学生掌握在某一特定职业岗位群所需要的专门的翻译知识和技能，更加突出职业外语教育的应用性，而现在的很多高职院校都设置了商务英语、应用英语、旅游英语等专业，但其专业涉及面太广，课程设置缺乏针对性，往往费时耗力，教学效果不佳，培养的翻译人才很难适应其工作岗位；所谓“博”指的学生同时还要要具备较为宽广的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知识背景，具备上述特点的翻译人才才能适应虽属不同行业但同属于某一特定职业岗位群的工作。其五，高职院校应尽可能为学生提供能够发挥其专业外语优势的勤工俭学的机会，同时也能够培养学生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能力。英华书馆由于是一所由寓沪外侨和上海绅商共同发起而创办的职业英语培训机构，其课堂教学仍然散发出一丝丝宗教的气息，但上海同文馆却是由传教士布茂林单独发起创建的，因此从事职业英语教育就有了更大的主动权和自主权，如前所述，其从事的教育活动已经完全摆脱了基督教义的束缚，已经完全世俗化和市场化了。同文馆采取这种新颖、快速、灵活、面向大众需求的授课方式为晚清上海社会培养了大批知识结构广博、专门翻译技能突出的应用型外语人才，为上海早期现代化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同文馆从事的职业英语教育是中国近代职业外语教育史上的极其宝贵的组成部分，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职业外语教育的发展，其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制度和丰富的教育实践活动对当今的高职院校的外语专业仍具有可借鉴的现实意义。#p#分页标题#e#
注释：①有关英华书馆的英语培训班的详细情况见丁伟的《傅兰雅与英华书馆的英语培训班》
参考文献：
[1]申报,1893-4-13.
[2]申报,1893-5-16.
[3]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30.
[4]申报,1893-6-18.
[5]申报,1880-8-17.
[6]申报,1882-2-14.
[7]申报,1883-1-31.
[8]申报,1893-6-18.
[9]申报,1902-2-4.
[10]申报,1904-1-3.
[11]翻译公所[N].申报,1893-9-9.
[12]申报,1894-1-3.
[13]/shlunwen/shanghaiyingyulunwen/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31.
[14]申报,1898-2-2.
[15]申报,1893-10-2.
[16]申报,1897-3-18.
[17]同文馆启[N].申报,1904-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