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社会学论文，本文讨论的主要议题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杜村男性婚姻消费的演变。从结婚流程来看，杜村男性的婚姻消费构成种类繁多。
1 导论
1.1 问题缘起
彩礼是我国古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聘娶婚制的产物，“男女无媒不交，无帛不相见”。作为正式的婚姻礼仪，彩礼最早从西周“六礼”中的“纳征”演化而来。“纳征”是男家为了定婚向女家送财物，以表求亲诚意。“征，成也，纳此则昏礼成，故云‘征’也。”若是女方家收下财物则表示同意婚事。①彩礼在国家法中出现，从西周一直沿袭到清末。新中国成立后，彩礼被认为是买卖婚姻的手段，受到法律的明文禁止。自此以后，彩礼成了一种民间习俗。作为民间习俗，彩礼被赋予了某种特殊的文化内涵，它的文化价值甚至高于自身的经济价值。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彩礼数额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但是即便在物质极度短缺的年代，彩礼仍然作为一种民间习俗延续了下来。近十年来，媒体和学界纷纷关注农村的高额彩礼现象。2004 年，《甘肃经济日报》报道了甘肃农村的婚娶费用，记者调查发现农村的嫁娶费用年年攀升，山区彩礼从 2000 年的 3 万元涨到了 2008 年的 8万~10 万元，农民因婚返贫的现象愈演愈烈。2009 年以后，因婚致贫和农村山区男性婚配困难的问题日益突出，甘肃、广西等地出现了不少“光棍村”。在全国范围内，由农村高额彩礼引发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有的地方为了延续香火甚至出现了近亲结婚、买婚和骗婚的现象。不少学者从人口性别结构以及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高额彩礼现象。现阶段我国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是基本的人口问题之一，也是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的社会问题。李树茁根据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出我国在 1980—2010 年的 30年间，男性出生数量为 2.9 亿，女性为 2.54 亿，男性数量比女性数量约多出 3600万。为此他推算 1980 年后出生的男性中，将有 10%~15%的人找不到或不能如期找到配偶。②在李树茁的研究基础上，孙炜红等学者推算出 2011—2030 年，我国婚姻挤压度会逐年增大，到 2030 年将达到中度男性婚姻挤压，少数男性将处于终身不婚的状态。③高额彩礼和光棍村是两个相互关联的社会现象。在贫瘠的农村地区，许多男性因为承担不起彩礼而沦为光棍。这两个问题是否直接由性别结构失衡导致？高额彩礼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带着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笔者开始阅读文献，查找相关报道。结果发现，天价彩礼和“光棍村”多集中在北方农村，甘肃、山东、河南、广西等城市的偏远山区是光棍问题的重灾区。目前学界对南方农村的彩礼研究比较少，于是笔者对其产生了研究兴趣。南方农村的适婚男女性别结构是否严重失衡？南方农村近几年的结婚彩礼是多少？是否达到了“天价”？明确了这几个问题后，笔者开始选择调研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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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通常根据婚姻支付的流动方向来对婚姻支付进行分类。国外学者斯皮洛（Spiro）①最早将婚姻支付分为四类，分别是男方彩礼、女方彩礼、嫁妆和喜钱。男方彩礼，指男方家庭支付给女方家庭的财物；相反，女方彩礼指女方家庭支付给男方家庭的财物，两者流向不一样。嫁妆，指女方家庭支付给新婚夫妻的财物；而喜钱，指男方家庭支付给新婚夫妻的财物。与斯皮洛的分类方法不同，我国学者通常用彩礼-嫁妆的二分法来研究婚姻支付的现象。《现代汉语词典》释义，“彩礼”是一种传统风俗，具体指订婚过程中男方家送给女方家的财物；“嫁妆”的概念与“彩礼”相对，指女方从娘家带到丈夫家去的衣被、家具及其他用品。②本文的研究内容是男方家庭的婚姻支付，即彩礼，所以对嫁妆不做深入研究。从男方家庭的婚姻支付构成来看，沈崇麟和杨善华认为婚姻消费包括“结婚盖房、买家具、买耐用消费品以及支付彩礼（嫁妆）和婚宴费用。”③李银河认为婚姻支付包括金钱支付、置办结婚用品、婚宴和结婚总费用。①我国目前主要有两种关于婚姻支付的理论，一种是婚姻偿付论，另一种是婚姻资助论。这两种理论是目前学界分析婚姻支付现象时使用最普遍的理论。婚姻偿付理论（marriage payment theory）最早由国外学者弗里德曼（Friedman）②提出，他认为男方家庭支付的订婚彩礼有三种功能：一是表示男方对女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谢；二是标志女性权利在男女双方家庭之间的转换；三是男方家庭比女方家庭优越的证明。男方家庭为婚姻付出的劳役、实物和金钱支付被认为是“新娘的价格”③，新娘被视为一种可以带来人口和财富增长的“礼物”。④所以，在这种理论视角下，女方的劳动价值和生育价值会在婚后过渡到男方家庭，男方家庭的现金和实物支付，被视为对女方家庭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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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杜村概况和婚嫁习俗
2.1 杜村概况
在对杜村的婚姻消费进行描述之前，先来了解杜村所在的地理位置。首先，杜村隶属于赣东北地区的鄱阳县 H 镇。鄱阳县古称番邑，公元前 221 年成立番县，西汉以在番水之北名为番阳，东汉改为鄱阳。1952年上饶专区成立，鄱阳为其首县；1957年 5 月鄱阳更名为“波阳”。①为了加快波阳县的经济发展，打响鄱阳湖品牌，2003年又正式恢复名称为鄱阳县。②鄱阳位于江西省东北部、鄱阳湖东面，西接都昌，南连余干、万年，北邻彭泽和安徽东至，东接景德镇和乐平，总面积为4214.68 平方公里。鄱阳县东北部多山，县内分布有四条水系，其中昌江由景德镇入境，流经 H 镇和其他多个镇。H 镇在鄱阳县的中东部，距离鄱阳县城 37km，距离瓷都景德镇市 26km，距离乐平 45km，距离省城南昌 243km。H 镇具有交通区位优势，距离景德镇机场 30 分钟车程，距皖赣铁路鲶鱼山站 7 公里。镇内有 3 条乡级水泥公路，分别是枫新线、太官线和大凰线，紧靠济广高速景鹰段互通口、206 国道和104 省道。③2007 年景鹰高速公路开通，并在 H 镇设立了凰岗收费站出入口。这个举措将鄱阳与景德镇市、乐平市和鹰潭市连在了一起，极大地加速了 H 镇的发展。但是不可避免的是，H 镇也有地理区位的劣势。因为昌江河经常在端午前后涨水，地处在昌江河畔的 H 镇，尤其是河西一带的村民经常受到洪水的肆虐。上一次洪水就发生在就在去年的五六月份，对当地居民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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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从传统到当代：杜村的婚嫁习俗
婚姻是人生中仪式感很强的活动，从男女互不认识到双方家庭同意婚事，再到举办婚礼，期间会有很多礼节。根据 H 镇的婚俗，这些礼节主要包括“见面”、“订亲”、“送节”、“过礼”和“摆酒”，具体流程如图 2-2 所示。“见面”是指男方第一次到女方家上门拜访。通常男方要带上礼物，礼物的轻重依男女双方是相亲还是“见家长”而定。在相亲的情形中，为了避免年轻人没相中而退礼产生的尴尬，礼物一般不会过重。男方来到女方家，他的言行举止、为人处世都要接受女方父母的检视。女方父母会在这一环节初步判断男方的家庭和个人情况，然后考虑是否愿意将女儿嫁给他。在相亲的情况中，倘若女方愿意给男方联系方式，则说明女方对男方的印象比较好，愿意深入了解；倘若女方家庭拒绝接受男方拿来的礼物，拒绝将男方留下来吃饭，则寓意婚事没有谈成。在相亲婚中，女方父母的意见对女方是否决定接受男方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约一周后，女方父母会托媒人把见面结果转告给男方父母。若是同意，男方会另择吉日带上“见面礼”来到女方家；若是不同意，则依男女双方是相亲还是恋爱而定。在相亲婚中，婚事宣告结束；在恋爱婚中，女方可能会不断说服父母，男方也会努力尝试。在“见面”时，男方通常是主动的一方，但是主导权掌握在女方手里。另外，见面时拿的礼物不同于“见面礼”，“见面礼”是指女方父母同意婚事后男方拿的财物。在杜村，“见面礼”包括“爱情包”和六种礼品，“爱情包”是指装有现金的红包，六种礼品包括喜糖、牛奶、肉等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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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杜村男性的婚姻消费......20
3.1 杜村男性婚姻消费的历史演变..........20
3.2 杜村男性婚姻消费的现状..........26
3.2.1 近十年内杜村男性的婚姻消费........26#p#分页标题#e#
3.2.2 愈演愈烈的“代际剥削”............28
3.2.3“跨国婚姻”与新娘出逃的现象..........30
4 杜村“谈婚论价”背后的生成机制.... 32
4.1 人口结构：婚龄人口性别比例失调......32
4.1.1 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 32
4.1.2 农村适婚女性大量流失.... 36
4.2 婚姻市场：层级化标准的变迁..........39
4.3 文化根源：传宗接代的思想和面子文化........ 43
5 社会学视角下杜村男性的婚姻消费.... 47
5.1 消费社会学视角下婚姻消费的变迁......47
5.1.1 消费主义在杜村的兴起.... 47
5.1.2 被“商品化”的新娘...... 49
5.2 实践社会学视角下杜村男性的婚姻策略........ 50
5 社会学视角下杜村男性的婚姻消费
5.1 消费社会学视角下婚姻消费的变迁
5.1.1 消费主义在杜村的兴起
“消费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西方社会。它指一种现代的欲望形态，不同于传统的、固定而静止的、稳定的欲望形态，它是一种动态的、变动不居的、永无休止的欲望形态。①欲望的无节制更新和无限膨胀，已经超越了生物学的“必需”水平和消费者的自身资源水平。在消费主义主导的生活方式中，消费者消费的目的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和被刺激出来的欲望。格罗瑙认为这是对快乐的欲望，消费者本质上是享乐主义者；斯蒂恩斯认为这是对获取身份认同的欲望。简而言之，人们的欲望水平超越了“必需”水平，消费的理由并非基于物品的功用性价值。回顾前文对杜村男性婚姻消费历史演变的描述，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自行车和收音机是最受普通村民欢迎的结婚物品，手表和黑白电视机则没有那么受欢迎，购买首饰的人更少。根据访谈记录，笔者认为有两个原因导致这种现象的发生：首先，自行车和收音机的实用性很强，前者为出行提供了便利，后者可以传播外界资讯；其次，手表、黑白电视机和首饰价格贵，而且对于村民来说是非必需品，相比之下它们的使用价值远低于价格，不值得购买。购买手表的消费者有着更体面的身份和职业，以城里人居多。表 3.1 中的 PZ在访谈时说，“戴手表的都是‘坐办公室’和‘扶笔头’的人③，我们天天和泥巴打交道的人哪会买手表，况且一块那么小的东西要几十块钱，太不划算了。”表 3.2 中NR 的妻子 SY 面露喜色地回忆“我还是姑娘的时候买了一块手表，是在城里买的。那时戴手表可时髦了！漂亮、质量又好，结婚后我一直都保存着，可惜后来搬家的时候掉了。”在某种程度上，手表是区分乡下人和城里人的标志，它体现了“身份区隔”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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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讨论的主要议题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杜村男性婚姻消费的演变。从结婚流程来看，杜村男性的婚姻消费构成种类繁多，包括“见面”、“订亲”、“送节”、“过礼”和“摆酒”五个环节中的各种经济投入。这些投入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实物性支出，二是货币性支出。作为一种谈婚论嫁的习俗，杜村的结婚彩礼发生了哪些变化？回顾历史，笔者发现：改革开放以前，囿于物质短缺和货币稀缺，男方的婚姻支付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停滞期，其中彩礼一直维持在 200 元，支付形式以实物为主；改革开放以后的三十年，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彩礼数额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增长，支付形式主要是货币。1979 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杜村男性支付的彩礼数额在 300~3000 元之间；20 世纪 90 年代，杜村男性的彩礼水平在 1.2 万~3 万元之间；2001~2008 年，杜村男性的彩礼水平在 3 万~8 万元之间。高额的彩礼水平对男方家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婚姻支付成为男方家庭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2016 年，不包括婚房，杜村男性娶一位新娘需要花费 15万元左右的现金，有的甚至达到了 50 万元。其次，影响男方家庭的代际关系。根据当地的婚俗，男方家庭支付的彩礼不同于华北地区的“奶浆钱”，它不是男方对女方父母的养育之恩和转让劳动力的现金补偿，而是用于置办嫁妆的资金。彩礼实质上相当于“间接嫁妆”，最终流向新婚家庭，是对新婚夫妇提供的经济资助。由于彩礼金额高昂，如今因为彩礼发生的家庭纠纷也不少。父母对儿子的资助演变成了儿子对父母的压榨，儿子间也常因为彩礼数额的多寡而发生争执与冲突，妯娌之间更是如此。从男方家庭的角度看，彩礼成了一种提前分割家产的手段。谈婚论嫁已经演变成了谈婚论“价”，这一现象背后的生成机制是什么？除了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有什么？本文得出的结论如下：第一，适婚人口的性别结构失衡。从1990年到1997年，H镇的平均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了128.75，婚姻市场上适婚女性大量缺乏；第二，因婚姻迁移而发生的女性流失。通过升学和外出打工流向城市的女性数量不断增加，这加剧了婚姻市场上的男性剩余；第三，女性择偶观念的理性化。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个体贫富差距悬殊和“富人提价”，使得农村女性的择偶观念日趋物质化、理性化，彩礼数额也跟着水涨船高；最后，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思想和面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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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本文讨论的主要议题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杜村男性婚姻消费的演变。从结婚流程来看，杜村男性的婚姻消费构成种类繁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