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论文哪里有？本文所研究的“三西”移民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这一举措是我国减贫史上的一次伟大尝试，历经近四十年的发展，大部分“三西”移民已经在迁入地实现落地生根，基本融入了迁入地的社会经济体系当中。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西北地区长久以来的人地矛盾，实现了人口、环境、资源在区域内的有效配置，成功在改革开放初期缓解了西北地区的深度贫困问题。
第一章导论
1.2.1国外研究现状
1.移民研究的传统理论
自新航道开辟以来，国际交流日渐频，尤其是北美新大陆的发现以及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与殖民，均加速了人口流动。由此，移民成为一个古老而传统的话题。在国际研究领域，传统的移民研究理论凝聚成了五个基本的理论流派（Douglas S.Massey，1993）。
第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移民主要是因为劳动力供求在地理方面上的差异，因此劳动力市场的分布是诱发移民的主要因素。在这种宏观因素的影响下，劳动力常常会通过理性的个人计算，权衡移民的成本和收益，从而决定是否移民。决定移民的群体往往会选择从低工资国家迁移到高工资国家中，而高技能工人会从富裕国家流动到贫困国家以获得更高的报酬，流入富裕国家的一般劳工比例占大多数。
第二，新移民经济学。新移民经济学像古典经济学一样，将经济因素作为移民产生的主要原因。与前面不同的是，新移民经济学将移民作为家庭策略加以考量。为了使收益最大、风险最小，移民家庭将会决定派出部分成员到外地从事经济活动，另一些继续留在当地维持生计。在发达国家，家庭收入的风险通常是通过私人保险或者政府报账而规避，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保障并不完备，他们只有通过移民来分散家庭风险。
第三，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该理论认为促使世界移民的内生动力在于现代工业社会内在的劳动力需求，Piore认为移民的主要原因并非落后国家低工资或者高失业率这类推力因素造成的，而是因为富裕国家市场对劳动力的长期需求这类拉力因素造成的。富裕国家的经济地位是结构性的，也就间接造成了全球劳工移民流向的结构性，如果其赖以存在的经济组织基础不能改变的话，这种结构也就不会改变。
第三章空间改造与互助关系的形成
3.1安置区环境
1990年，第一批移民到达后，对敦煌安置区的生活非常不适应。首先表现在身体对自然环境的直接反应上；其次，安置区缺少基本的居住条件，需要移民自行解决；另外，安置区虽然地势平坦且有河水，但土壤质量不佳，仍然缺少理想的农业生产条件。
3.1.1自然环境不适应
敦煌市距离定西市近1200公里，敦煌地区属于典型的暖温带干旱性气候，春季温暖多风，夏季酷暑炎热，秋季凉爽，冬季寒冷，全年日照时数为3246.7小时，年平均降水量42.2毫米，蒸发量2505毫米，年平均气温9.9℃，年平均无霜期152天。而定西地区气候属于南温带半湿润——中温带半干旱区，在7、8、9三个月会有降水，但多暴雨的形式出现，蒸发量达1400毫米以上。因此，与定西地区相比，敦煌地区不仅降水量较低，蒸发量也相对较高，整体气候干燥；同时，敦煌地区温差较大，不仅体现在昼夜温差上，季节温差也较大，夏季气温可能达到40℃以上，冬季气温则可能低至-25℃。由于显著的气候差异，导致移民初期并不适应敦煌地区的生活条件，皮肤龟裂、蚊虫叮咬等因自然条件导致的困扰比比皆是。
案例3-1：WQ，男，40岁，定西村3组，于1992年搬入定西村。和大多数定西移民一样，1991年，WQ的父亲先独自来到定西村修建房屋，等到1992年房屋修建完成后，WQ的母亲带着十五岁的姐姐和十四岁的WQ来到定西村。谈及刚搬过来时的生活，WQ说：“刚来的时候我和姐姐都无法适应这里的生活，在最初的两年里我们两个天天流鼻血，经常生病。而且，我和姐姐因为怀念老家的小伙伴，经常哭闹，当时父母忙着干活赚钱，基本没时间管我们，我和姐姐随后和村上的小伙伴熟悉了之后才结束哭闹。”
第五章村庄治理结构与村庄规范的构建
5.1从“两西”农委代管到村庄自主管理
1990年移民初期，定西村直属甘肃省“两西”移民办管理，且各项工作主要由农委代管，具体包括干部选任、农业生产、工程建设等方面。到1996年，定西村正式由“两西”移民办转交至敦煌市转渠口乡，并设置5年过渡期，这5年内定西村由转渠口乡协助安排各项工作。自2001年开始，定西村开始完全自主管理。
5.1.1“两西”农委代管时期
1990年移民伊始，定西村虽然有自己的书记和村主任，但两位干部没有对村庄发展的决策权力，主要由“两西”办农委安排的主任作为移民村的主要负责人，村干部的主要角色是日常事务的组织者和基本信息的传递者（见表5-1）。
在“两西”移民办代管的前三年中，村庄人口流动比较严重，不仅有新加入的移民，还有部分人不适应当地的生活再次离开，再加上安置区一直进行工程建设，每日在村上活动的人员构成复杂，治安比较混乱，尤其是偷盗现象屡禁不止。
第七章契约式互助：政策驱动型移民共同体的联结形式
7.1移民共同体的不连续性
生态移民村庄是在国家政策干预下建设的移民生活共同体，其中成员不具备传统农村的亲缘、血缘等天然纽带，初代移民的社会关系没有继承性，是一个缺乏传统社会关系的农民生活共同体。对于当时的移民主体定西人民来说，移民并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转变，更是生活方式乃至思想观念的转变。旧有的人际关系、生计方式被迫改变，新的地方的惯例与习俗尚未可知。因而移民在完成空间转移的同时，原本附着在故乡之上的个人或家庭资本也遭遇断裂，这些不连续性具体表现在生计资本断裂、社会网络资本断裂和社会文化资本断裂三个方面。
第一，生计资本断裂。生计即个体的谋生手段或方式，而其谋生的基础则是依据自身能力、资产和活动等（李晓明，2017）。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既要依靠自身的能力，还需要和当地环境有长期的磨合。正如前文所叙述，迁移初期，定西市的青壮年劳动力率先来到敦煌建设，妻儿、老人留在定西，于是不少人过上了春天来敦煌劳作、秋天收完粮食便返回定西老家的“候鸟”式迁徙生活。在往返的过程中，村民长期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生活状态，有人因无法忍受敦煌恶劣的条件和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回到定西后便再也没有返回敦煌。甘肃的地貌特征决定了其东部的人民只有依靠老天来吃饭，生计掌握在老天手中，除非靠出外打工来补充生计（赵旭东，2007）。之前定西人民在定西尚可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发展农业，但来到敦煌后，经济条件较差，一切都需要重新建设，他们既要忍受对家乡的相思之情，又要在艰苦的环境中建筑新的家园，因而面临生产技能不足、土地损失、收入减少、生活成本增加等风险，既丧失了原本的生计方式，又尚未探索出新的生计模式，这时候的移民青黄不接，生计资本明显断裂。
第八章结论
政策驱动型移民是我国特殊的移民类型，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然而却呈现出明显的政策偏好，即多聚焦于政策执行、政府行为、移民村治理等问题，或关注移民搬迁后的长效脱贫问题。然而，过于强调政策视角，却冲淡了对移民过程的最重要主体——移民群体本身社会生活的关注，忽视了移民通过日常生活的磨合而重建的村庄共同体。基于上述思考，本研究选取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三西”生态扶贫移民村庄——甘肃省敦煌市定西村作为典型案例，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与“制度-生活”分析框架，从移民群体出发，通过对该村三十年建设过程的考察，来研究在国家政策影响下的移民生活，并进一步探索其村庄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与核心纽带。
本文通过将经典社区研究的结构功能分析同历史的线性逻辑相结合，展现一了个生态移民村庄共同体形成的典型案例。以该移民村庄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过程为叙事主线，把握政策安排与移民选择双重要素，展现该社区逐渐丰盈的形象，探析其形成村落共同体的具体路径。通过调查研究，本文基于案例村庄获得了以下五个基本经验型结论。首先，“三西”移民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国家主导的以生态修复、扶助贫困为主的大型跨区域移民工程，“三西”移民是我国扶贫移民的第一次尝试，对于改变甘肃、宁夏部分地区的贫困落后面貌，促进河西地区和中部灌溉区的开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为后续扶贫移民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其次，在国家移民政策框架的干预和帮扶下，定西村移民通过改善生产条件、生活空间和生态环境，重建起了一个物理意义的生存空间，在这一过程中，村民通过互动与互助，逐步构建了基于新地缘关系的移民差序格局。另外，产业发展贯穿整个移民共同体发展建设史，移民村经历三次明显的小农户生产转型，最终形成了相对稳定但灵活多变的产业发展状态，每一阶段的生产发展都为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此外，定西村在村庄治理方面历经了从“代管”到“自治”的总体转向，构建了以正式村级管理制度与非正式乡村伦理为核心的双约束力村庄规范，为移民共同体提供了秩序基础。最后，历经三十余年的移民经历，并未完全割断移民与迁出地之间的联系，初代移民与故乡保持着藕断丝连的状态，在文化层面保持着相对一致的习俗与传统，但二代移民则已经对新移民共同体产生了认同感与归属感。同时，移民与周边村庄也逐渐从对抗走向平和，逐渐融入了迁入地的社会系统。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