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论文哪里有？本文通过资料分析并结合AGIL理论内容，总结了M社区在社区适应性能力增长、目标分化机制建构、社区治理主体整合及社区模式维持能力等方面面临的困境及其原因，并从适应性功能（A）、目标达成功能（G）、整合功能（I）、潜在模式维持功能（L）四个方面为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的增长提出了优化路径。
第1章绪论
1.3.1国外研究现状
关于社区研究最早始于国外，在国外，社区一词是由英文community翻译而来，其首次出现是在1816年英国学者梅因出版的著作《东西方村落社区》中，但当时有关社区的概念并未明确。在学术界，最早明确社区定义的学者是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1887年，滕尼斯出版《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他在书中指出：“社区以血缘为纽带，是指那些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具有共同的风俗习惯和信仰、且人口同质性较强的社会共同体”。[1]随着社区概念的引入，国外有关社区治理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但在国外有关社区治理的研究中，首先开始于城市社区治理，随后才转入农村社区治理，因此，有关社区治理的成果大多来源于城市社区。在社区治理经验方面，美国、日本、新加坡的社区治理模式较为典型。美国在社区治理中提倡的是“公民自治型”治理模式，强调社区自治，认为任何一个州、市、镇都应当拥有自己独特的社区治理方式，因此在社区管理上，他们实行的是间接管理方式，给予社区充分的自治权利，政府主要通过法律法规来规范社区行为；日本在社区治理中实行的是“行政+自治”的合作式治理模式，政府对社区治理工作干预较为宽松，民众主要通过第三部门或自治组织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同时强调政府、各类自治组织及公民等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方式，其目的是为了调动各治理主体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从而提高社区治理的水平；新加坡的社区治理模式强调行政在社区治理中占主导地位，这种方式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因为在新加坡的社区治理体系中，从政府、执政党、社区到各级组织都有严格的上下隶属关系，在社区治理的相关事务中，通常是由政府牵头，由政府进行规划、组织、实施和协调，社区居民在治理过程中掌握较少的话语权。
第3章农村社区治理困境的原因分析
3.1农村社区治理基本情况分析
当前，农村社会结构与环境正经历着巨大变迁，我国的农村社区属于最大的基层自治组织，其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高低关乎着整个国家治理能力的建设，如何进一步提升农村社区的治理能力，推动农村社区快速发展是我国一直致力于解决的关键问题。从2006年开始，社区建设和治理工作便快速在各地农村社区展开，251个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的批准、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工作的深入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工作的深入实施。由此带来的是农村社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的改善，文化娱乐项目的蓬勃发展，居民多样化需求的不断满足。
随着农村社区治理工作的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原本以土地及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方式开始改变，社区内工商业经济开始发展，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增强，社区居民的收入变得多样化、生活水平和质量得到显著提升，社区内人才队伍建设和培育成为农村社区有效治理目标实现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多元力量开始在农村社区出现，一方面，社区两委、市场、社会组织在农村社区治理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农村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开始增强，他们开始谋求自己在社区治理工作中的发言权。在这种发展背景下就需要农村社区采取有效治理措施整合社区治理资源，明确社区治理主体的职责与分工，提升社区整体治理能力。
第4章AGIL理论下的农村社区治理优化路径
4.1助力社区适应性能力增长
AGIL理论的适应功能强调的是系统能够从所处的环境中获取需要的资源，并拥有在系统内部对这些资源加以分配的能力。应用到农村社区治理中就要求社区能够从所处的环境中获取社区发展需要的资源，并通过合理的分配来满足社区内各主体发展环境的需要。对于农村社区治理系统来说，只有在良好的发展环境基础上，其适应性功能才有可能得到充分发挥。根据前文分析可知，当前农村社区不仅面临外部资源获取难度高的困境，其内部资源的整合与分配也存在困难，社区内由于存在集体经济发展薄弱、人才外流等因素，社区适应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能力较低。因此，笔者在本节建议农村社区从拓展外部资源，整合内部资源、培育社区特色产业、引进和培养农村社区服务人才等方面助力社区适应性能力增长。
4.1.1充分整合社区资源
农村社区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系统的工程，在这种现实主义逻辑下思考农村社区的有效治理必然会充满强烈的紧迫感和压迫感，但正是由于这种紧迫感和压迫感的存在，才会催生出我们对如何推动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思考。农村社区外生与内生发展动力的融合对于推进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农村社区内部获得的资源分配存在着不均衡现象，农村社区无论是从发展空间还是发展程度上都与城市社区存在很大的差别，农村社会现有各种资源的短缺更是造成了农村社区经济发展缓慢的现实。
4.2建构社区目标分化机制
农村社区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区自治，把社区建设成为居民生活的美好家园。从AGIL理论中有关目标达成功能的内容来看，要实现系统目标，系统应当具有制定目标及明确各目标主次关系的能力，通过调动系统内部资源使系统整体朝着目标奋斗。就当前农村社区治理情况，农村社区治理系统内部不仅缺乏调动系统内部资源的能力，其治理目标的制定也缺少明确的计划。在传统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影响下，农村社区内部存在着严重的行政化倾向，社区面临着自治能力低、规章制度体系建设不健全及目标实现能力弱等困境。当前，农村社区急需要在加强治理规章制度建设的基础上根据社区内部可支配资源设计出合理的目标次序，提升社区自治能力，从而实现社区治理的目标。
4.2.1转变传统工作模式
在传统压力型体制的影响下，上级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强制性的下达各项任务给下级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的“负担”转移，责任强而权能弱的乡镇政府为了完成上级任务，只有采取各种方式将行政责任进一步向下延伸，力图在下面找到自己的“腿”，由此造成村民委员会的行政化。[2]这种传统的工作模式使政府行政权力不断渗透到农村社区两委的实际工作中，社区“服务缺位”“职能越位”的现象严重，导致当前农村社区自治制度的失语失效，社区居民参与意识不强，自治能力太弱。
结论
农村社区作为社区治理工作的重要场域影响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当前社会发展背景下，农村社区逐渐出现“人员空心化”“居民异质化”等特点，社区内部不仅经济发展动力有限，在传统行政化治理模式的影响下，社区居民的自治能力、社区组织发展速度、社区居民的社会认同度都受到很大的限制。而要想构建农村社区治理体系需要治理体系各构成要素通力合作，使各要素治理功能充分发挥来维持整个农村社区系统的运转。鉴于此，本文基于帕森斯AGIL理论视角，以安徽省颍上县M社区为研究案例展开实地调研，在调研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M社区内部现有的经济建设资源、人才队伍结构、社区治理资源及社区居民生活环境。通过资料分析并结合AGIL理论内容，总结了M社区在社区适应性能力增长、目标分化机制建构、社区治理主体整合及社区模式维持能力等方面面临的困境及其原因，并从适应性功能（A）、目标达成功能（G）、整合功能（I）、潜在模式维持功能（L）四个方面为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的增长提出了优化路径。
在适应性功能（A）方面，笔者认为农村社区治理作为一个长期的、艰难的、系统的工程应当在社区内外部资源的支持下发展社区特色产业，培养社区人才队伍，推动社区集体经济增长、人民收入增加及外来企业入驻。因此，笔者建议农村社区从整合社区资源、培育社区特色产业和推动社区人才队伍建设三方面来提高社区整体的适应性能力。
在目标达成功能（G）方面，笔者从转变社区传统工作模式、完善社区治理规章制度体系及明确社区治理目标体系三个方面为农村社区提升治理目标达成能力提出建议。当前农村社区在传统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影响下造成严重的“服务缺位”“职能越位”现象，社区内部不仅自治能力低下，社区规章制度体系建设及目标实现能力也受到较大影响，农村社区迫切需要基层政府的简政放权及社区班子队伍工作方式的转变，在加强社区制度建设的基础上根据社区内部可支配资源设计合理的目标次序，实现社区治理目标。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