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博士论文哪里有？笔者通过对 YZ 厂工会互助制度发展过程的研究，认为该制度的变迁有明显的路径依赖效应，对原有制度中呈现正反馈递增的设置予以保留，在此基础上采取渐进式变迁的方式，符合职工对工会互助制度发展的预期惯性，也符合制度制定的主体工会组织的功能定位。我国的工会组织在忠诚党的事业的基础上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履职尽责，工会组织的根本特点是群众性，所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了解职工群众需求是工会所执行的各项制度的总体功能，但是由于工会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功能侧重有所区别，工会互助制度也随之呈现了从“解群众之困”到“筑风险补充保障”的功能偏重转向。
第 1 章 绪论
1.2 核心概念界定
1.2.1 工会
作为工业革命后出现在工人群体中的重要组织工会因其特定的组织和工作形式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国内外学界对工会组织的性质和功能有各自侧重的界定。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支持者对劳动工人运动的研究重点是将劳资之间的阶级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主导因素，为应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会处于被压迫地位的现状，工会应发挥自身作用把无产阶级从被压迫与被剥削的境地中解放出来。工会在组织工人阶级方面所起的社会政治作用值得被强调，“通过工会使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这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组织。”①列宁与马克思主义者持有的“工会必须接受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这一核心思想相同，他认为“除了通过工会同工人阶级政党的协同动作，无产阶级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发展道路。”西方社会主义者持有的工会理论称为“产业民主理论”，研究先驱有德国社会主义者拉萨尔和法国社会主义者苏维尔，以及英国西德尼·韦伯与比特丽斯韦伯夫妇，运用在工人运动中的产业民主理论，主张工人运动既要有政治方向，又要有经济方向。西德尼·韦伯与比特丽斯·韦伯夫妇 1894 年在《英国工会运动史》一书中对工会的定义“工会是由工人组成的旨在维护并改善其工作条件的连续性社会政治组织。”《牛津法律大辞典》中对工会的定义为：“工会在英国是由于现代工业条件下的雇员为了保护自我而组成的联合体……工会及其成员拥有合法地位，对国家而言，正如中世纪教会及其牧师所拥有的地位。工会享有法定的特权，享有免于承担合同或侵权责任的豁免权；工会很可能是最具特权地位的社会团体。”
工会运用“团体契约”向雇主争取自身权益是中外工会组织创设的共同出发点，但是中国共产党为实际率领工会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先锋，党对中国工会的组织领导使得早期中国工会组织的性质与反对一切形式剥削压迫的党的基本任务相统一，我国工会组织在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是党的有力助手。在 1922 年 7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中记载“工会是保护工人切身的利益和为工人的利益奋斗的机关，因为劳动者是创造各种物品者，所以劳动者应该享受劳动者多创的东西。这个事实，便是真正工会的出发点。”②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工会工作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各种社会改革运动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1988 年 10 月 28 日中国工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正通过《中国工会章程》，共 8 章 36 条，总则中规定了中国工会的性质和作用，“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重要的社会政治团体。工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更好地表达和维护职工群众的具体利益，为职工说话、办事……中国工会遵循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路线，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反映职工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发挥联结党和职工群众的纽带作用。”
第 3 章 工会互助制度生成的背景分析
3.1 制度下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催生互助“刚性需求”
3.1.1 计划经济时期经济水平与收入分配制度的局限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将恢复发展经济和推进工业化作为自己的使命，同时参照苏联的模式以推进国有化和建立计划经济体系来实现工业化。表 3—1 中的数据资料展现了我国的经济发展跌宕起伏的曲折经历。在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时期，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日伪敌产作为国有经济的初始积累，兴建大量涉及电力、采矿、冶金、机械、化工、军工、炼油、造纸等工业项目，奠定了我国初步的工业化基础，第二产业工业部分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已从 1952 年的 17.6%上升至 1958 年的 31.7%，这种工业化优先的发展战略使得社会资源向重工业投资倾斜，农业、消费品轻工业、服务业等领域发展相对缓慢。“一五”时期工业化建设顺利进展，党和人民群众受到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鼓舞，急于追赶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1958 年中共中央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得到了各级党政部门的积极响应，雷厉风行地贯彻实施。1958 年“但这种以打攻坚战的方式靠行政命令推动经济建设之路，与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格格不入，很快就打破了工业化初期快速发展的局面，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①“大跃进”期间，在全国盛行的追求高指标，浮夸蛮干，浪费资金原料，虚报生产成就，掩盖实际生产困难，最终误导领导层决策，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秩序。农村推行“人民公社运动”，搞起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的“一大二公”，被报道出来的粮食亩产十万斤的“农业奇迹”，实则是当地官员展示给上级领导用以邀功请赏的虚假成绩。再加之这期间山东、安徽、四川、河南、湖南等省份发生严重自然灾害，造成了严重饥荒。为应对经济严重挫折和大饥荒，1963—1965 年期间中央实行经济调整政策，大幅度调低了生产指标。经济调整的良好氛围没有维持很久，1966—1976 年的文革十年，大量企业停工停产，经济再度重挫。直到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实行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重大决定，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才开始稳定及高速增长的状态。
第 5 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工会互助制度的“新样态“
5.1 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的特点和功能
5.1.1 从路径依赖视角解析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
市场经济改革后，工会经历了巨大的制度变迁，中国劳动关系与产业工人群体结构发生转型与重构，工人群体丧失了特殊的社会经济地位，成为雇佣劳动者，工会一方面脱离单位制时期行政逻辑对工会行动的掣肘，在党政系统中的组织地位得到了巨大增强；另一方面工会为应对下岗大潮、国企职工生活负担较重等严峻的转型问题，需采取“减压救急”的行动策略展现工会的功能。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工会落实和扩大“单位体制”下的福利功能，还是市场经济时期工会在维护和谐劳动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不同时期工会的制度逻辑成为其目标实现的方式。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深入开展，职工保障形式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单位全包式”福利制度逐渐消退，职工养老、医疗保障开始与企业脱钩。在社会保障制度变革过程中，职工对提高养老、医疗等福利保障的需求强烈，工会组织在总结职工社会互助的初级形式——储金会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建立社会互助的中级形式——互助保障组织，基层工会组织职工自筹资金建立职工互助保障基金，当职工遇有生、老、病、死、伤、残、灾害等风险困难时，除国家基本保险之外，再予以物质帮助。
全国总工会在总结各地实践的基础上，于 1993 年成立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并在民政部登记注册。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依托地方工会设立办事处，以职工保障为中心，以互助为形式，重点发展职工住院医疗、大病与工伤等互助保险计划。在不增加政府、工会经济负担的前提下，组织发动职工自愿参加，按照全国统一管理、统一运营、统一支付标准的模式，提高职工自我保障的能力和水平。职工互助保障逐渐融入我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当中。1996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家体改委等四部委《关于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扩大试点意见的通知》中明确：“发展职工医疗互助保险和商业性医疗保险作为社会医疗保险的补充，以满足国家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以外的医疗需求。”
5.2 YZ 厂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的表现形式
5.2.1 YZ 厂参与职工互助保障的必要性
计划经济时期 YZ 厂工会互助制度以低、小、散为特点。“低”指工会互助活动开展的层次低，“自下而上”自发性形成的小群体互助行为，初衷是为面临重大困难的小群体成员提供来自“业缘群体”的临时互助帮扶；“小”指互助活动开展的规模小，通过互助互济形式筹集到的资金额度有限，即便发展为“自上而下”的由单位共同体工会组织的正式互助制度，用于经济互助的互助储金会资金池的保障范围难以覆盖全体成员，劳力互助的形式仅局限于解决基本生活困难；“散”指开展互助互济活动仅限于独立企业，没有形成集聚化、规模化的互助联动模式。“分而治之”的互助制度运行模式凝聚了单位共同体之内的成员，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单位共同体内部的互助制度难以满足职工群体不断增长的经济需求，部分企业工会管理互助储金会、互助基金会的行政职责负担过重，企业内部的互助制度逐渐消解。①各级工会组织开展的职工互助保障与计划经济时期为缓解职工贫困设立的互助储金会，均渗透到中低收入职工群体，对贫困职工的关照是我国工会组织的常态化工作，因病致贫又是造成职工贫困或返贫的重要因素。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时期，我国工人群体的总体收入水平不高，职工收入差距较大，中低收入职工的生活保障需求仍得不到满足。发展职工互助保障，以中低收入职工群体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缴费低廉的小额互助保障计划，是依托基层工会网络扶危济困的实践形式。开展互助保障活动要严格遵循大数法则，参与其中的职工如患病、意外的风险发生具有不确定性，只有参与职工不拘泥于特定地域特定单位而拓展更大规模的职工群体，大数法则才能显示其作用，使风险发生的实际情形与预先计算的风险损失概率更加接近，确保经营的稳定性；只有参与职工数量越大，才能建立起雄厚的保障责任偿付基金，保证经济补偿职能的履行；只有参与职工数量越大，才能摊薄互助保障基金管理机构的运营成本，实现职工保障权益的更好维护。规模化、组织化的职工保险互助会包含更广泛的受益职工群体，保留“为政府分忧、为企业解困、为职工解难”的保障功能，却破除了仅在同一企业共同体内部成员互助的边界，互助会利用经济手段维护和保障职工群众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对其他参与互助保障活动的职工面临的各种困难进行互助和扶持。实行住院医疗互助保障、特殊疾病互助保障、意外伤害互助保障等与职工群众“医疗健康”密切相关的保障计划，“低门槛”、“非营利”、“给付流程简便”的特性使其根本上区别于“商业保险”，更不同于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成为发挥“拾遗补缺”功能的“补充性”保障。在不增加政府、工会经济负担的前提下，利用职工聚集资金为受困职工缓解经济压力，既减轻了政府行政、工会工作的压力，缓解了企业负担，同时又正向强化了工会组织的角色定位。
第 7 章 结论与讨论
7.1 主要结论
7.1.1 工会互助制度生成的复合因素
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低位，收入分配制度遵循平均主义基础上的按劳分配，职工收入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成为客观现实。社会管理领域国家以单位体制将个体纳入单位组织中便于管理及整合，单位组织也成为国家向个体提供福利待遇的中间组织，本论文所研究的国有企业在单位体制时期是典型的能够为单位成员提供近乎全覆盖福利、单位成员对单位组织依附黏性较强的单位组织。从自上而下的结构角度而言，国家经济社会的宏观制度要求单位组织承担国家意志的传达者、国家资源的提供者角色，纳入代表着“国家”的单位组织中的个体依靠单位解决自身的困境成为该历史阶段下理所当然的选择。这是国家制度对单位组织内部成员互助行为的社会建构。从自下而上的结构角度而言，在企业与国家“同构”之下的国有企业工会，听从党委领导并为行政部门分忧是其重要的政治任务，在国家总体资源供给量不足的局限下，动员群众力量展开互助互济活动成为工会的理性选择。把单位成员的问题在单位组织的场域内解决，这是单位组织“向上负责”的反馈表现。在国家宏观制度与中层单位组织的互构结构之外，微观个体的需求也是工会互助制度生成要素。结构主要指宏观制度与单位组织之间的互构。需求主要指建国初期大量国有企业单位成员存在临时性应急借款需求，在工会组织履行维护职工经济权益保障的既有制度中，主要针对特殊困难的职工开展个别救助并救济安置生活极度困难的失业工人，而大量的普通职工的临时经济困难是迫在眉睫却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建国初期无力由国家全部负担，在无法从正式组织中获得合法合规的借贷需求时，部分职工个体便将需求转移到具有剥削性质的民间借贷组织中，职工不仅可能遭到高利盘剥，这种自发组建的小团体也不利于工人阶级团结意识的形成。结构与需求的复合结构形成了工会互助制度的初样态。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