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论文哪里有？笔者认为全面落实教育均衡发展政策，建立合理的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和共享机制，缩小城乡校际间的质量差距是新时期农村教育优先发展的重中之重。首先，均衡分配城乡教育经费，完善硬件设施。各省级政府可在国家规定的最低经费保障的基础上，根据自身实际经济能力制定本省最低标准，按规定足额向学校拨付经费，对于城乡学校要一视同仁，必要时按实际情况向农村贫困地区倾斜（张艳 2010）。
第一章 绪论
1.3.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就读学校区位的研究起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1955 年，芝加哥货币经济学派的费里德曼在其一篇文章中指出，只有减少政府对公立教育的过度干预，才能改变现有的各种弊端，教育券制度和学校选择的思想由此而生。此后，各个国家对就读学校区位的研究逐渐增多。通过整理可发现，国外关于就读学校区位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政策、学校、家庭和个人因素等四个方面。
1.3.1.1 影响就读学校区位的政策因素研究
从政策因素来看，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以学龄子女可根据自身需求自行决定到居住地以外的公立学校读书为初衷的公开招生制度和以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基础设施，并设立专门的课程文化来吸引本地区或其他地区的学生来就学为举措的磁石学校招生制度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发展，这意味着学生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根据自身发展需要来决定受教育地点。1995 年，米尔顿·费力德曼提出了教育券理论，建议政府把分给个人的教育投资预算基金经过折算后直接发放到个人手中，由学生或家长凭券自主决定就读学校区位（Connelly et al. 2003）。2002 年，布什政府通过法案表明，要为学生家长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家庭提供更多的自主决策的权利。一旦学校被评为薄弱学校，家长就可将孩子转入到更好的公办或特许学校就读（苏浩 2014）。除了美国，其他西方国家也出台了相关政策，比如：1988 年，英国通过立法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公立学校，让家长自主决定子女的就学区位。1993 年，法国在《选择居住区以外的公立中学》的教育报告中规定，取消就近入学“学校卡”，把权力下放给学生家长，允许其自由决定就读学校（杜文玲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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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农村初中生就读学校区位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3.1 研究假设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家庭社会资本、家庭经济资本以及二者联合对农村初中生就读学校区位的影响，因而文章会着重分析家庭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中到底哪些因素对农村初中生就读学校区位产生了显著性的影响、起着主导作用。此外，文章也会考察家庭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究竟哪个资本要素对农村初中生就读学校区位的影响更具解释力以及二者在对农村初中生就读学校区位的作用中是存在替代还是互补关系。
刘宏元（1996）、孟东方（1996）、余小波（2002）等从职业、收入水平、父亲受教育程度等方面探讨了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因素对就读学校区位的影响。他们的实证研究发现，家庭经济因素对于子女进入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高校和不同的专业有一定的正向影响。杨东平（2006）的调查发现，这一影响作用同样适用于高中阶段：同一所高中，学生的家庭背景有着明显的趋同性。即非重点高中的学生多数来自于农村和低阶层家庭。陈彬莉（2008）的实证研究发现，接受优质初中教育，其进入重点高中的可能性越大。基于上述研究，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家庭经济资本对农村初中生就读学校区位的影响显著。
H1a：经济条件越好的农村家庭，其子女就读于中心城区学校的可能性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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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主要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从县/区排名来看,目前县城初中的教育质量要明显高于乡镇农村。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以及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农村家庭的文化观念、可支配收入也在逐步提高，农村学校教育资源现阶段的增长速度已经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村家庭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力度,在纳入研究的 3856 个有效样本中，有近一半的农村初中生就读于县城初中，中心城区学校大班额现象较为严峻。具体来说，从家校地理位置来看，家庭所在地在乡镇农村的学生在县城初中就读的比例已达 32%，家庭所在地在边缘城区的学生就读于中心城区学校的比例已达 37%，这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城区学校的教育承载力，也造成了乡镇农村学校教育资源的浪费。
由于初中生尚处于成长发育期，并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其就读学校区位的结果主要取决于以拥有法定监护人身份的父母为代表的家庭的意愿。因此，在了解农村初中生就读学校区位分布现状的基础上，我们试图从家庭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的角度出发，来探讨彼此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影响。通过模型分析可知，家庭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和农村初中生的就读学校区位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主要包括：
（1）家庭经济资本对农村初中生的就读学校区位存在显著影响。具体来说，家庭经济资本在乡镇农村学校和边缘城区学校的比较中以及在乡镇农村学校和中心城区学校的比较中具有显著影响。家庭经济条件越富裕的农村家庭，其子女就读于中心城区学校的可能性越大，其次是边缘城区学校，最后才是乡镇农村学校，这也充分说明了家庭经济条件是子女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的保障（张丽军 2015）。但是，在边缘城区学校与中心城区学校的比较中，家庭经济资本并无统计学差异。
（2）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村初中生的就读学校区位存在显著影响。具体来说，家庭社会资本在三种学校区位的两两比较中都具有显著影响。父母若均为党员、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父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期望越高、父母与孩子一起参加文化活动的频率越高、父母每周检查子女作业越频繁，其子女就读于中心城区学校的可能性越大，其次是边缘城区学校，最后是乡镇农村学校；家长联系教师的频率越高、每周辅导孩子功课的频率越高，其子女就读于边缘城区学校的可能性越大，其次是乡镇农村学校，最后是中心城区学校；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家长认识与孩子常在一起的朋友的父母数量越多，其子女就读于乡镇农村学校的可能性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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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家庭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对就读学校区位的作用机制
通过上文分析发现，义务教育阶段不同的就读学校区位拥有不同数量和质量的教育资源。家庭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结构性地参与义务教育阶段优质教育资源的再分配过程，致使消费者子女的就读学校区位出现结构性竞争（张东娇 2010）。在对抗市场的政府介入模式中，子女的就读学校区位演变为三方——家庭、学校和政府的博弈过程。政府代替家长和学校做出决策，制定自由度低的教育政策，让就近入学成为决定公共品的消费准则，而在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拥有较多家庭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农村家庭将通过多种机制为子女实现自己理想中的就读学校区位，以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实现优势地位再生产。
4.2.1 家庭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对就读学校区位的资源排斥机制
就目前我国的教育资源而言，阶层间配置不均现象十分明显，即上层社会的家庭，其子女享受的多是优质教育资源，而下层社会的家庭，其子女大多只能享受最基本的教育资源，这其中的根源来自于优势家庭在教育资源的占有上享有特权，他们通过不同形式的资源排斥机制为子代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以此维持自身的优势社会地位。
（1）经济资源排斥。从家庭经济资本的角度考虑，经济资本充裕的家庭能够灵活地利用就近入学政策，通过改变自身的居住区域以退出教育质量薄弱的学校所招生的范围，并选择购买或者租赁优质学区房，在符合政策要求的前提下，为子女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将家庭经济资本薄弱的家庭排斥在外，从而使子代在教育获得上更具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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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政策启示及展望
5.1 政策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农村初中生就读学校区位分为乡镇农村学校、边缘城区学校和中心城区学校，当前已有近一半的农村初中生就读于城区学校，其中就读于边缘城区学校的学生占 27%，就读于中心城区学校的学生比例占 20%。这当中，有的想让子女去城区学校接受教育却因客观原因无法实现，有的因学校布局调整而转到城区学校就读，但在此上学的意愿又不是那么强烈，甚至更愿意让子女回到乡镇农村学校就读。因此对于那些想让子女在城区学校接受优质教育的农村家庭，要想增加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提高自身家庭经济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含量则是有效途径之一，而对于那些因学校布局调整而被迫到离家远的城区学校就读的学生，如何均衡城乡教育资源，合理设置就学点，制定科学合理的学校布局，满足农村家庭学龄子女就学需求则是当前的重点。基于本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5.1.1 坚持平等原则，扩大弱势家庭教育机会
我国《教育法》明确规定赋予每位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从其内容上看主要包括机会平等、待遇平等以及补偿平等（李东宏 2016）。但现阶段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性、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拥有不同家庭经济资本的孩子所享受的教育资源也存在差异。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利用平等原则对处境不利的弱势家庭给予及时且平等的补偿，即要求政府在坚持整体平等的前提下，对家庭经济资本较少的弱势群体进行教育机会补偿。一方面，政府可借鉴国外相关政策如荷兰的“教育优先政策”和美国的“联邦学生援助项目”等，对家庭经济资本低且成绩落后的在校生家庭提供教育费用补贴（李贵成 2017）。另一方面，政府可按照“最少受惠者最大利益”原则，在划分学区时对薄弱地区增加优质校指标，或者在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时给予弱势家庭的初中生适当照顾，通过降分或划拨特殊通道等方式提高他们升学的机会，防止由于阶层分化而引起的教育机会不均等无限制地扩大（李东宏 2016）。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