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论文哪里有？本文结合 2022 年我国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面临的内外部发展环境，重点分析了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媒体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下，举办冬奥会、冬残奥会面临的舆情风险潜在因素，包含了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公共卫生事件，社会治安事件、民族矛盾、种族冲突、宗教活动事件、恐怖主义袭击等事件因素，以及在公众关注、媒体报道的催化下，衍生的公众群体极化事件、国际舆论、政府治理能力等问题。着重提出了 6 项潜在风险：政治博弈风险、经济活动风险、国际舆论风险、公共卫生风险、社会治安风险、组织保障风险。
1 前言
1.2.2 国外研究现状
从传播学角度看，18 世纪，卢梭是西方最早提出“公众意见”，也有被译为“民意”、“舆论”等，广义上都表达舆情的含义。洛维尔（1913）撰写的《民意与民治》和李普曼[28]（1922）《公众舆论》被认为是西方最早研究民意的两本著作，之后民意的研究逐步在政治学、社会心理学、历史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中广泛涉及，诸如，德国的诺埃勒-诺依曼[29]（1993）提出了沉默的螺旋理论；巴特.W.安德斯提出了政府新闻发言人在帮助提高公众对决策的知情权及与公众、媒体沟通方面的重要意义；Poolc&Desanctis（1992）在《网民群体决策中的微观结构》中探讨了虚拟社群网络传播行为；盖乐普（1933）于 1933 年开始民意测验，是以科学方法测量民意的先驱之一，西方最早将民意测验用于总统竞选，后逐步被应用于商品的生产、推广，广告以及公共关系等领域。哈非德尔、麦肯等人通过对舆情传播机制进行分析，提出了媒体与舆论的关系以及舆情引导路径等。
从经济学角度看，个体的传播行为可以被看作是基于成本、风险等变量的理性思考所作出的决策或选择。Tarpey and Peter[30](1975)提出了基于信任的消费决策理论框架，这个框架将消费者所感知到的商品的属性分为正负两个方面，并且消费者进行决策总是商品净价的最大化。ANTONIDES.G[31](1989)通过对运用经济效用原理和消费心理理论以解决实际生活中的消费行为问题。Kim 和 Ferrin[32]研究了电子商务环境中的消费决策问题。在经济学中分析中，个体信息接收和传播舆情信息受到成本、风险及自身认知等多方面影响，舆情对个体传播决策的刺激在逐渐衰减。
图 1.1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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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舆情传播机理分析
3.1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舆情传播要素分析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舆情传播是通过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形成的庞大的交叉性信息传播网络，舆情的传播范围既涉及到赛会本身，同时也会波及与赛会相关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议题，具有高度的发散性。厘清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舆情传播要素，有利于明晰舆情演化的各个主体的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而构建舆情传播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建立科学合理的舆情控制机制。
3.1.1 传播主体要素
舆情传播主体是在一定的传播空间内表达意见情绪或者认知态度的群体。冬奥会、冬残奥会是国际性的大型体育赛事，涉及的国家、地区、国际组织众多，不同国家、种族、宗教文化在此交汇，形成了多样化的群体行为动态，舆情传播主体也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大致由四类群体组成。
（1）泛体育迷。由与舆情事件无关的且体育迷群体组成，随着互联网自媒体的快速发展，任何参与舆情事件讨论的网民也成为舆情二次传播的主体，人们通过网络渠道自由发声，其群体数量逐渐成为舆情传播的重要主体。
（2）利益相关者。由涉及体育赛事舆情事件本身的当事人或受害人组成，是舆情传播的关键主体，具有较强的对抗性。利益相关者为了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发布的信息具有主观性和情绪化，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将舆情事件绝对化，与社会敏感事件联系在一起，通常会使利益相关者发布的信息引起争议或挑起公众情绪，由此可以形成传播热点，引起关注。
（3）意见领袖。一般由媒体记者、新闻评论员、体育大 V 等媒体从业人员或具有影响力的专业人士组成，代表着媒体和大众两方的意见或态度。意见领袖掌握了大量信息源、在受众群体中具有较大影响力，这些意见领袖长期活跃在体育赛事活动中，他们利用自身的知识、网络、资源以及知名度在赛事举办期间发布信息，以此扩大知名度、增强舆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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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22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舆情风险应对及治理方略
5.1 建立体育赛事突发公共事件预警体系，提升风险防范管理意识
随着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更加需要注重提升突发性公共事件的预警防范能力，从前文分析以及历史经验来看，大型体育赛事中的突发公共事件潜在着巨大的社会风险，极易破坏体育赛事的正常举办秩序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我国构建了一套相对完整和健全的突发公共事件管理体系，如发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理职能范围进行了明确分配，形成了各地区、各部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快速反馈和处理机制 [61]。2018 年，国务院成立了应急管理部，主要工作目标就是防范和化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安全风险，着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在体育方面，2017 年，国家体育总局印发了《关于健全和完善体育总局系统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应急管理机制的实施意见》，将体育突发事件分成了八大类：重大体育政策、措施出台引起误解误读的事件，重大卫生事件，公共安全事件，敏感且涉及众多人群的体育突发事件，有损我国际形象的突发事件，著名体育界人士引发的社会关注度较高的事件，重大安全事故，其他突发事件。文件还对完善体育突发事件舆情引导工作机制、体育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原则和程序、加强组织领导和监督给予了指导性意见[62]。
图 3.1 体育舆情信息传播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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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坚持正确的舆论传播导向，加强体育赛事媒介表达的理性叙事
麦库姆斯和肖的认为: 就物理视野和活动范围有限的一般人而言, 关于当前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通常来源于大众传播, 大众传播媒介不仅是重要的信息源, 还是重要的影响源[63]。2008 年北京举办夏季奥运会的媒介运作经验为 2022 年冬奥会的举办留下了宝贵财富，自北京 2001 年申奥成功以来，政府和媒体十分注重舆论引导的宏观方向，充分运用大众传播的社会化功能，以有利于奥运会筹备和价值传播的目的，对公众进行奥林匹克教育与观念引导，构建了和谐稳定的舆论环境。但从奥林匹克传播学者郭晴[64]等人的研究来看，大众媒介对奥运会高强度、全方位的报道，媒介通过奥运会的议题报道实现了公众高关注度的同时，也为舆论危机的放大埋下了隐患，公众对于奥运会的期待值提升带来了公众对于奥运舆论的“弱包容性”。舆论学研究者麦克利德认为:媒介在舆论形成过程中的角色是作为:渠道或联系者,变动的代言人,认识方法发挥作用的[65]。近年来，受到复杂的国际形势影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世界处于调整变革的复杂局势中，我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受到严峻的挑战，国际话语影响力不适应日渐提升的综合国力，体育话语权更加难以在国际主流中立足。阻碍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2022 年冬奥会、冬残奥会是我国媒体争取国际体育话语权，彰显体育文化内涵的重要契机，媒体需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成为奥林匹克文化的最有力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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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时指出，要突出“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全面防范化解各种风险，精心做好赛事组织、赛会服务、科技应用、文化活动等各项筹办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疫情风险。舆情是公众接受客观事件的主观反映，危机舆情所潜在的风险是诱发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因素，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作为大规模、国际性社会活动，充分做好舆情风险的预警和应对是预防危机事件爆发的重要基础，本文立足于舆情传播理论、传播机理研究，进而采用系统动力学仿真的研究方法，梳理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舆情传播影响因素，探究舆情风险强度的作用规律，提出合理化对策建议。形成了以下研究成果及结论：
一是初步探究了大型体育赛事的传播规律。本文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分析认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舆情传播遵循着生命周期原则，分为五个阶段周期:潜伏期、萌动期、加速期、成熟期、衰退期，其中潜伏期和萌动期，公众对于事件的走向没有形成清晰的判断，且公众极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加速期和成熟期是舆情发生、发酵期，媒体、意见领袖的加入，公众的“二次传播”，导致舆情走向爆发的高峰期，这个时期舆情的风险度较高，控制难度大。衰退期舆情逐渐走向平息，需要官方组织采取必要且及时的应对行动，且需要防范“次生舆情”的发生。
二是简要分析了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舆情环境。本文结合 2022 年我国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面临的内外部发展环境，重点分析了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媒体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下，举办冬奥会、冬残奥会面临的舆情风险潜在因素，包含了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公共卫生事件，社会治安事件、民族矛盾、种族冲突、宗教活动事件、恐怖主义袭击等事件因素，以及在公众关注、媒体报道的催化下，衍生的公众群体极化事件、国际舆论、政府治理能力等问题。着重提出了 6 项潜在风险：政治博弈风险、经济活动风险、国际舆论风险、公共卫生风险、社会治安风险、组织保障风险。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