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社会学论文，本研究运用批判遗产理论的视角来研究纳西古乐的非遗“制造”与保护，验证了遗产不是物，而是一个动态的社会文化过程，不同话语之间的互动和沟通不断形塑了当今的遗产的理念。而且在纳西古乐的案例中我们能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五十年代的诞生伴随着国家对多元一体格局和悠久历史的追求，当地纳西族使用这一概念彰显自己的民族性和认同感，地方精英通过消费这个文化符号宣扬民族文化又实现了自我事业。可以说，纳西古乐的创造与生成都伴随着不同话语对它的加工与使用，在不同的时代反映了不同时代特色以及参与者的不同诉求。不同的话语运用批判遗产理论就被界定“权威话语”和“民间话语”，而作为一个非西方社会的研究，笔者运用批判遗产理论的过程中将这两个概念进行了中国化的重述与在地化的补充。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对于各级相关部门和传承人来说并非是一个明确量化和质化的任务，而要拨付的资金和具体的工作内容更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他们的责任在法律条文和政府文件中被宽泛地表述和规定，但具体的措施和资金的落实完全依赖于一线的权威话语的中间人的思考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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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本研究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批判遗产理论的视角出发关注“纳西古乐”的非遗保护实践及不同话语主体的互动。通过梳理云南“纳西古乐”的历史和田野调查，厘清“纳西古乐”进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过程，以及列入名录政府到民间的非遗保护的实践。笔者最为关注的问题是：民间话语如何与权威话语主导的非遗保护制度对话，并使非遗保护的效度在实践中得到最大的保障？其中的机制如何？笔者在调研中己经发现，不同于权威化的遗产话语的大众话语是真实存在的。因此在史密斯的理论基础上，笔者想要假设大众话语不但可以挑战权威的专家话语，还能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参与非遗保护实践，还可以形成与权威话语的良性互动。另外笔者还观17察到，丽江市准备将“纳西古乐”申报联合国“人类口头遗产”时，有一些人从政府的体制内退出后又组建了代表民间声音的非遗保护协会，还有一些人可能本身是“纳西古乐”的非遗传承人同时又是一位做研究的学者，这些人所扮演的角色就兼具权威话语和大众话语多重性。因此大众话语与权威话语并非是泾渭分明，而是在一定情形下相互转化。笔者假设，某些关键人物可以在其中扮演中间人的角色，起到沟通双方的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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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遗产的“制造”：纳西古乐概念制造及其非遗化
第一节纳西古乐的概念
“制造”八十年代纳西古乐的内涵已经不再只是五十年代的别时谢礼，在宣科的造势下，洞经音乐反客为主，成为了纳西古乐的主要内涵。在他的努力下，一台就展现出对纳西文化比如东巴文化和洞经音乐的兴趣，受到他们的影响，所有西方世界可以阅读他们作品的人都十分向往这个神秘的东方文化与地域。1985年的丽江正式对外开放，当时在昆明读书的李海伦专程到丽江拜访大研古乐会，后又返回专门研究洞经音乐撰写了《历史的回声》的博士论文。宣科的家庭同洛克和顾彼德有往来，他早年和洛克以及顾彼得的接触再加上后来八十年代对李海伦的帮助，这些外国学者的对洞经音乐的兴趣和肯定让他由衷地将洞经音乐视作纳西古乐，并认为这是值得大干一场的事业。他曾在自己的口述书《公民宣科》中表明：“我们从前演奏古乐只是为了娱以洞经音乐为主辅以白沙细乐和部分纳西打跳的音乐会享誉中外，闻名学界。但他的这个想法不是横空出世，二十世纪早期，以洛克和顾彼德为代表的外国学者乐，吃饭还要凑份子，谁想到它可以卖钱了？是我，而且我要卖给外国人。他们从顾彼得和洛克的书里知道有这么一种非常非常特别的音乐，他们好奇的不得了。1980年我打入古乐会，就是看准了它的价值。我要把它打造成第一流的事业，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来理睬它，喜爱它，我当然是带着目的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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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纳西古乐的非遗化
值得注意的是，史密斯呈现的权威话语过于宽泛，应当明确我国的非遗实践中权威话语的逐级分化这一特点在具体的非遗制造中产生的影响。比如非遗名录分为四级，四级逐级上报，而不同级别的权威话语既有共通的部分也有竞争和张力。根据《非遗法》的相关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只要符合申报条件都可以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申报人一般只能截止到区县这一层级，此后每一级别的申报就只能由保护单位非遗中心完成。区县级、市级、省级和国家级这四级是梯度进化的，每上一级都要从下面那一级中挑选。挑选工作就要借助到“专家委员会”的力量，什么样的项目会被选中是由专家们决定的，而考量的因素当中除了价值和濒危，实际上“比较有希望进入更高一级“的项目也成为了专家委员会考虑的因素。这就充分体现了非遗作为一种动态的协商过程这一事实，什么样的项目或者文化形式会成为非遗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根据四级申报制度，通过各级专家委员会的讨论选择之后才能确定出一个“候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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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纳西古乐的非遗使用............42
第一节民间团体的挂牌：话语间的协商与博弈.............43
第二节传承点的运行：非遗资源的分配、争取与使用.............45
第三节多元非遗：非演奏群体的对纳西古乐的使用.............51
第四章非遗“制造”和“使用”的中间人.............59
第一节作为桥梁的个体：非遗工作者.............60
第二节作为桥梁的机构：古城区纳西民间音乐协会.............68
第三节中间人的尴尬：新权威化的协会.............73
第五章结论与思考.............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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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非遗“制造”与“使用”的中间人
第一节作为桥梁的个体：非遗工作者
中间人对于民间话语的了解，可以充分帮助民间话语在非遗实践中展示和表达自己的声音。在这个过程中，民间演奏团体可以充分展示自己的演奏水平，同时也在验收过程中了解自己的不足，通过学习和练习使技能得到再次强化。验收后的传承点构成也比较丰富，包括村寨的古乐队、商演团体或者在学校中开设的白沙细乐传承班等，其中最令李之典骄傲的是白沙细乐传承班。自从在比赛中认识了这个极为年轻的队伍后，他特意为其颁发了白沙细乐传承点的牌子，补助金也比其他传承点多发了两万块。李之典在任期间，光是给白沙细乐争取的项目资金就高达两百多万，在他之后再没有人能申请到这么多补助。此外，他还召集乐手录制MV和光盘，出版相关论文集以及乐曲集，甚至与中央音乐学院的和丽峰老师咨询，打算将白沙细乐进一步创新改造为一套古典民族交响乐。权威话语和民间话语之间存在互相转化的可能，这种转化往往发生在权威话语的中间人退休后，或是民间话语被认可为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人物或者学者后。这一类中间人在转化发生后，仍然会有很大几率继续在自己的位置上为自己热爱的文化事业奋斗。
第二节作为桥梁的机构：古城区纳西音乐协会
在非遗的制造与使用的过程中，除了作为中间人的个体，还存在作为桥梁的一些机构。这些机构往往由前权威话语的成员牵头成立，民间话语作为主体参与。一方面这种机构可以成为权威话语统一管理和通知的重要端口，另一方面也为民间话语之间的沟通交流创造了可能。这些在非遗的保护过程中为双方牵线搭桥的中间人，是向下传递非遗举措和政策，向上传递非遗需求的重要渠道。因此本节主要从协会的组建后围绕纳西古乐所做的非遗实践展开，从濒危曲谱的整理录音和道场仪式的恢复等方面入手看权威话语和民间话语如何通过协会对话。同时，笔者也将讨论作为中间人的协会与古乐圈其他不同风格的乐队之间的规范与多元，思考当民间话语中的某一群体因为权威话语的口头认可和支持逐渐成为新权威后，在民间话语中将会有怎样的影响？退休后的李之典仍然从事非遗相关的保护工作，成为了民间话语中的智库与先驱，他对非遗的保护并没有随着他任期的结束而停止。从权威话语退出后的他创建了一个“丽江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并召集精英乐手组建了古城区纳西乐友会，定期给与该协会资金援助。在他的号召下，董事会中人才济济，有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多年从事洞经音乐研究和演奏的学者、古乐世家的后裔，还有爱好古乐的民间资本家以及像他一样的退休的文化工作者。他就像一块磁铁，把所有与之有关的人都吸引在一起，在适当的时候提出自己的意见，推动着非遗项目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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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结论与思考
权威话语的概念代表的更多是以国家为主导的，由智识专家的专业知识辅助批判和选择遗产的一种话语，而在民间话语则是除了相应的政府机关以外参与到遗产实践中来的个体和机构。与批判遗产理论原初的概念相同的是，权威话语的确由智识专家决定“怎样的遗产有价值”（进入名录），民间话语则从本民族或者本群体的经验与利益出发提出一种与“权威遗产话语”相同又不同的遗产解读。纳西古乐的名录进入代表了一个文化项目的非遗化，这一过程反映了权威话语并非精密且均质化的整体，其立法层面、保护机构及实施个体层面都存在差异。首先，考虑到非遗项目庞杂与各地情况的差异，非遗的立法对具体保护措施、拨付资金等进行了模糊化处理，既让各级权威话语的相关工作有一定容许度，也创造了与民间话语互动的空间。其次，相关部门的四级分化使得遗产的名录制造与落地有着层层的监督与过滤，但对遗产的评审的专家委员会的个体知识盲区及私欲也使得非遗的权威制造必然出现风险和误差。最后，因为立法层面的模糊和地方财政的局限以及每年大的文化政策的变化，都参与权威话语非遗实践的个体提出了挑战，每一个非遗项目的后名录时代的非遗实践都与基层个体的个人判断与执行密切相关，而每个个体身上带有的不同社会身份与文化基因都为话语之间的中间人埋下了伏笔。
参考文献（略）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