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社会学论文，一个国家的“建立”与“构建”，是两种既有共性又有区别的历史活动。两者都意味着该国从无到有、从分散到整合的趋势，承载了以现代主权理念为核心驱动的政治意志。不过，前者偏重于法理意义上的宣示,一国在宣布建立后就至少在理论上具备了对领土内人口的统治权力，与代表这部分人口意志参与国际关系的权力。而后者则主要体现为一种历史进程，是将社会中的多种物质与文化元素融合为一个具有内聚性的政治共同体的长期尝试。通过理清巴基斯坦在南亚穆斯林社会的历史定位，归纳巴基斯坦国家构建在国体、政体、认同三个维度上的进程，搭建三个维度间相互作用的立体图景，并以此为切入点进行印巴两国的比较，本文最后试图点出一个隐藏命题——巴基斯坦的建国运动是因为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敌对关系，巴基斯坦国家构建的三个维度也都渗透了印度因素——印度的存在从根本上解答了巴基斯坦国家构建的“为什么”和“是什么”之问。我们所能期待的是，巴基斯坦国家所面对的结构性矛盾虽形同宿命,却仍可能因为人类的政治智慧和勇气而被破除。在这一过程中，穆斯林占据了从军事斗争到社会地位的全面优势，相反，印度教的庙宇、财产、典籍都受到破坏，大范围的差异税收、人口减员和信徒改宗也伴随发生，这打下了双方相互仇恨的历史基调。当然，到莫卧尔中前期，南亚次大陆上仍然逐渐演进出一种近乎可被称为“伊斯兰-印度文明”的社会复合体，使一种新的共同生活方式成为可能。但欧洲列强、特别是英国殖民者的到来，打破了这一融合进程。他们运用“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笼络和扶植原本处在被统治地位的印度教徒，而穆斯林直到19世纪70年代，都受到了来自英国人和印度教徒的联合打压，这使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特别是1857年起义之后，穆斯林完全失去了莫卧尔这个“祖国”的庇护，成为英属印度体制下的边缘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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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本文在广泛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希望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认为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巴基斯坦的首要关注点虽然是安全问题,但安全问题的内核却是国家构建问题。当前的巴基斯坦研究需要打破专题专事的思维，而应该将既有的多领域研究打通，通过追问国家构建的根源来为现实问题提供出路。只有解决了国家构建问题，或至少在巴基斯坦社会中建立某种对国家形态的共识，才能为巴基斯坦和周边地区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第二，研究思路的创新。本文虽着眼于巴基斯坦的国家构建历程，但认为传统的单一时间维度不足以支撑相关研究，反而容易造成线索的迷失。因此，我们应该搭建适宜的研究框架，而国家的性质、政体、认同三个维度（及其相互关系）不仅使国家构建历程更为立体，也更加契合现代巴基斯坦历史的内在脉络。第三，巴基斯坦研究，对国家构建理论体系的案例意义殊为重大。当代的国家构建理论主要有两种取向：一种是政治体制取向，涵盖了军政府的产生（亨廷顿）、国家与社会关系（米格代尔）、国家权力与能力关系（福山）等领域；另一种是认识到国家与民族之间复杂的身份认同关系，试图厘清民族国家的现代定位。巴基斯坦的案例与上述两种取向都存在关联，但也有当代理论所忽视的问题，即国家性质的重要影响力，而这一问题对理解巴基斯坦以及更广大范围的伊斯兰国家的构建进程具有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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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南亚穆斯林独立建国的时代背景
一、前现代时期：南亚穆斯林政权的出现
但是，穆斯林终究没有演化成典型意义上的“印度人”,它自身的宗教、民族、语言身份历经千年未被消解。在“伊斯兰-印度”文明的有限融合包裹下,是仍然相斥的“外来-本土”文明冲突。可能更为重要的是，穆斯林与印度教徒都保持了浓厚的自我意识,存在认同上的鸿沟。双方相互将之视为异类,从未真正停止敌对关系，即使在相对和平时期也保留了血腥历史的记忆。直至西方殖民时代的到来，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历史宿怨又在英国人“分而治之”的策略下被重新激发。研究旨趣的重新定位。巴基斯坦的国家构建长期被作为一种过去时的问题，一般认为它作为一项历史事业已经完成于1947年的印巴分治。但正如本文多处指出的，巴基斯坦的国家构建事实上持续至今，并根本地导致了当代安全问题的顽固性。本文在结论中进一步提出，国家构建问题的内核是国家叙事问题，国家叙事的内在矛盾会上升为关系到一国未来走向的路线斗争。塑造内在调和的国家叙事，才能避免国内多种政治主张、政治势力的撕裂。地理阻隔造就了人文交流的隔绝，两地的民族缺乏历史上的相互认知，缺乏共同的民族、语言、风俗习惯基础，甚至连共同的穆斯林身份也不足以弥补这种民族认同的淡漠。孟加拉之于巴基斯坦，自建国之日起就是一个文化乃至认同方面的“异类”。
二、西方殖民时代：穆斯林的危机与应对
英国对印度控制的逐步深入，和莫卧尔帝国的式微，使南亚次大陆的穆斯林感到深刻的不安。这种危机意识来自足以撼动其文明的内忧外患，与同时代的奥斯曼、波斯、中国面临的问题具有相通之处，都刺激了各自救亡图存意识的增长。但是，对共同时代问题的不同理解——包括问题的性质与解决途径——也同样广泛存在于这些帝国，它们都或早或晚地认识到，外来势力并不是单纯存在于军事或经济层面,而是来自一个截然不同的、完整的文明体系，而本土的文明在这种对比和碰撞之下，也必须做出“抗拒”或“融入”的判断。作为莫卧尔帝国的统治中坚，忧虑的穆斯林同样需要判断该形势，并因而分化为两条路线——伊斯兰复兴主义、伊斯兰现代主义。穆斯林社会因此产生深刻的不安情绪，他们不仅无法在英属印度的体制里找到重新上升、恢复地位的空间，还惊恐地发现连自身的文化属性和身份认同都遭遇危机。相反，印度教徒则在殖民地环境下如鱼得水，他们与新的统治者协调得较为融洽——这又进一步强化了穆斯林同时受到英国人和印度教徒的迫害的印象。总之，穆斯林坚信他们在起义中了遭受英国人与印度教徒的联合压迫下的反抗，并且不得不忍受失去莫卧尔“祖国”、沦为英国臣民，这都刺激了穆斯林群体浓厚的悲情意识。
第三章 巴基斯坦国家政体的构建..........................................................................102
一、军队干预政治的历史基础..........................................................................103
一、军队干预政治的历史基础..........................................................................103
二、军队对政治的直接领导..............................................................................112
三、宪政建设的坎坷及其成因..........................................................................124
小结....................................................................................................................129
第四章 巴基斯坦国家认同的构建..........................................................................133
一、东巴基斯坦的民族主义问题（1947-1971）............................................136
二、西巴基斯坦内部的民族主义问题（1947-1988）....................................145
三、多元认同：其他次国家行为体问题..........................................................160
小结.....................................................................................171
结论.............................................................................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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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巴基斯坦国家认同的构建
一 、东巴基斯坦的民族主义问题（1947-1971）
交通方面，要想维持两翼的正常交往，既需要印度的配合，也需要交通的建设。真纳就曾向印度争取获得一条穿过印度国土连接两翼的通道，但这一陆上过境方案并未被敌对的印度接受。在海上，卡拉奇与达卡之间有航线连接，但因为要绕过整个次大陆而耗时太久，平时只限于货运领域。客运主要走空中路线，开通有达卡至伊斯兰堡的航班，两地间的交流基本只限于西巴派往东巴的公务人员，因而基本可以满足需要。而且，即使是有限的海运和空运途径，大部分时间也都要经过印度的领海、领空,其交通线的维持完全受制于外部条件。两地的民族构成完全不同：旁遮普、信德、普什图、俾路支以及克什米尔人都在西巴，穆哈吉尔群体也主要分布在西巴的信德省；东巴人口则相对单纯很多，主要由孟加拉人构成，此外还有少数的比哈尔人。1作为南亚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孟加拉人皈依伊斯兰教的年代较晚，一定程度上保留有种姓制度等印度教文化残余（西巴社会将这种残余视为印度教的“污染”），而且部分人口仍保留印度教信仰。1904年，英印政府曾根据宗教人口的分布，而将孟加拉省划分为穆斯林的东孟加拉省、印度教徒的西孟加拉省。尽管这一省区设置后来取消，却于1947年的印巴分治协议中再次体现出来，西孟加拉省划归印度，东孟加拉省划归巴基斯坦，并在1955年后改称“东巴基斯坦省”。2原本宗教融合较好的社会不得不重新适应以穆斯林身份立国的精神，而且殖民时期与印度内地形成的经济关系也被切断。在孟加拉人看来，巴基斯坦的独立反而造成本民族的割裂，他们渴望回到完整的孟加拉社会状态。
二、西巴基斯坦内部的民族主义问题（1947-1988）
更重要的是，阿里·布托领导的人民党势力从60年代末开始异军突起，成为中央权力角逐的新兴力量，并成功在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后上台。人民党虽然自我定位为一个国家党，而非地方/民族党，但它的根基毕竟在于信德地主集团，并以信德省的广大农村为选票票仓。人民党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信德社会，使信德人有机会通过该党向全国政治流动，从而从根本上分化了民族主义者的社会支持。东巴独立以后，最有可能出现下一场分裂的危机终于得以消解。归根结底，信德的地理位置已经决定，巴基斯坦绝对不会接受信德地区和民族的独立。巴基斯坦只有信德省和俾路支省临海，后者地理位置偏远、气候炎热干燥、以沙漠生态为主，不是海洋文明依赖的理想环境。而信德省不仅人口众多、气候宜人，而且卡拉奇为首的城市圈为其提供了较成熟的商业文化，并紧挨信德、旁遮普的经贸腹地。一旦信德从巴基斯坦分裂出去，巴基斯坦近乎于失去海洋而成为内陆国家。而信德省自身也不敢轻举妄动，它的淡水资源命脉被印度河上游的旁遮普省掌握。当然，考虑到1971年孟加拉国独立以后仅剩西巴四省“背靠背”的格局，任何一个民族的脱离都足以引起连锁反应——巴基斯坦有很高概率会直接分崩离析，甚至没有担心失去海洋的余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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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巴基斯坦国家构建的三种维度与印度教徒、英国人的斗争曾经是穆盟在40年代建国运动中团结穆斯林社会的基础。但1947年建国之后，穆斯林内部的种种矛盾陆续爆发，揭示出“将巴基斯坦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一价值性问题。在本文考察的1947年至1988年间，国家构建的矛盾主要出现在国体、政体、认同三种维度上。其中，“国体维度”事关国家性质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影响到国家的立法原则，主要表现为世俗主义与伊斯兰化之间的矛盾。“政体维度”关乎国家政府层面的合法性，主要表现为军人干政与民主诉求的矛盾。“认同维度”事关身份认知，主要体现为国家与民族等非国家认同的矛盾。这三种维度所反映的矛盾是结构性的，它们植根于巴基斯坦在1947年以前的建国史，并因为其所处的特殊社会环境、地缘环境而难有根本改变。（三）巴基斯坦国家构建维度间的关系网络国体、政体、认同三种维度并非在互不关联的并行轨道上演变，而是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每一种维度都会对另外两种维度施加一定影响。根据影响方式的不同,笔者将维度间关系归纳为两个基本类型：一类是“逻辑关联型”,即某一维度层面的意识形态追求，会因其观念或行为逻辑一致性的需要，而引发另一维度中的变化；另一类则是“现实策略型”，即在某一维度中博弈的政治势力，会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制定与另一维度中某政治势力结盟或敌对的策略。而且，这两个关系类型的分布存在一定的规律。因此,对印度（或印度教徒）深入骨髓的恐惧、仇视心理，使巴基斯坦国家并不能汇聚足够的共识，割舍过于政治化的军队和宗教势力。相反，印度因其国家体量带来的余裕，不必过分强调军力发展和印度教意识形态，就对巴基斯坦拥有地缘战略的绝对优势。印度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因而不必让位于国防需要，其教育和媒体也能够以相对世俗、多元的视角来塑造本国国民的观念。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