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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地中的同乡聚集与非正式生产政体的社会学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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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文编号:el2018062908001417257
  • 日期:2018-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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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篇社会学论文,社会学论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阐释社会学的范畴、基本理论体系,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分析社会关系的各个层面、各种表征及其发展的规律。(以上内容来自百度百科)今天为大家推荐一篇社会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第 1 章 绪论
 
1.1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后,大批农民开始从农村进入城市,从事工业生产活动,在制度和文化的构建下,“农民工”这一新的产业工人成为 8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中的第三种身份。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2015 年农民工总量为 27747 万人,比上年增加 352 万人,增长 1.3%1。农民工群体的规模正日益壮大。伴随着我国的城市化浪潮,建筑业异军突起,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建筑业相对而言对工人的技术水平和文化素质要求不高,进入门槛较低,去留灵活,因而逐渐成为吸引广大农民工就业的主要行业,再加上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的改革,使这一行业的普通城市工人逐渐退出一线生产。因此,农民工成了建筑行业的主体劳动力量。而由于建筑行业环境的特殊性与农民工身份的主体性使得建筑业农民工中普遍存在工资没有保障、工作环境脏乱差、未签订劳动合同等特点。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保障建筑业农民工权益的政策法规,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往往被束之高阁。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相应正式制度失效的情况下,建筑工地中的生产制度及劳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非正式用工模式及劳动体制又是怎样形成并运作的?在西方的劳工研究中劳动过程理论的核心关怀是控制与反抗,社会学家布洛维专注于调控工作中的模式,将生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工具称为生产政体(regime of production)(布洛维,2008)。一个具体的生产政体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劳动过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市场竞争以及国家干预。其中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属于微观层面,市场竞争和国家干预则为宏观层面。但在中国,一般认为,在目前的建筑行业中,主要实行层层分包的用工体制,无论工地的所在地区、建筑类型以及资本性质如何,一线作业任务基本上都是由包工头带领农民工所形成的包工队完成的,农民工与包工头一般都具有亲缘、地缘以及友缘的同乡关系。如果将具有这种非正式关系特征的包工队视为一个生产政体的话,那么这种具有非正式关系特征的工程队是如何形成的,在具体的劳动实践过程中其内部及与外部的控制与反抗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展开,即这种“非正式生产政体”是如何构建与运行的?这就是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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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本文以从底层视角出发,通过对建筑工地某工程队的个案展示和分析,探究其亲缘、地缘以及朋辈等熟人关系特征在建筑行业非正式生产政体形成中的作用,了解包工队内部及其与外部的控制与反抗形式,进而对当前我国普遍实行的包工制及其作用和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期对中国劳工研究的相关问题能加以探讨。理论意义:本文将中国人特有的乡土关系纳入劳动过程分析框架,通过实地调研,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充分发掘中国经验的理论潜力,与西方劳动过程理论展开有建设性的对话,从而既拓宽了中国社会研究和劳工研究的想象力,同时又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劳动过程的社会学理论做出贡献,推进并促进中国劳工研究的发展。实践意义:本文对当前我国建筑工地中普遍存在的包工制及其作用和问题展开研究,有助于人们对这一体制有更加透彻的认识,从而深刻了解中国建筑业农民工存在问题的根源,为国家农民工政策的制定提供相应依据,进而推进我国建筑行业的合理发展,促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农民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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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同乡聚集:X 工程队的形成与现状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社会开始了全面而深刻的变革,伴随着这一社会转型,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而在进入城市择业的过程中,农民工寻求就业机会和就业信息所依靠途径通常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政府相关部门及劳动组织等正式渠道来获取就业信息,另一种则是利用非正式关系,即基于血缘、地缘、友缘的同乡关系。而后者往往是农民外出务工首要利用的资源和手段。聚焦到建筑行业,则这种非正式关系可以说将农民捆绑着进入了同乡包工队。针对本文所研究的主题,文章将 X 工程队作为一个典型个案展开研究。这一工程队是以平遥人为主体的农村包工队,工头是平遥人金林,主要从事消防喷淋设备的安装。
 
2.1 小工到工头(2003-2005):工头金林的成长
根据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2的报告,包工头一般有两个来源,一是原国有建筑企业职工,伴随着建筑企业体制改革,有点胆识魄力的企业职工跳出体制,利用自身积累的人脉开始招募工人包活干,成为国有企业职工转化而成的包工头。二是在农村具有一定建房经验和技术的师傅,由于城市发展的需求开始领着老乡在一些企业不愿涉及的建筑领域包活干,从而成为在特定领域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农村师傅包工头。以上仅是早期的包工头,现在的包工头则多是从农村出来后,从小工做起,到领班后再转成工头开始自己单干。本文所研究的 X 工程队工头便是这样的典型,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包工头也是农民工。本文所研究的 X 工程队是以平遥人为主体的包工队,主要从事水电安装。金林为包工队的工头。金林,平遥县梅槐头村人,小学毕业。早期在农村供销社,后来破产倒闭后辗转在各个村开超市。那几年外出寻求发财机会的人很多,所以这期间金林也去内蒙、四川等地倒卖过水果,但可惜并没有赚到钱。且随着商店数目的增加,竞争力的增强,开商店的收入也逐渐降低,再加之子女长大上学费用需求变高,生活负担骤然加重,无奈之下金林便准备外出打工。2003 年,家庭经济压力的增大迫使金林不得不外出打工。金林考虑到自己的三哥已是安装消防水电、中央空调的包工头,在这一行已经干了十多年,便开始加入三哥的包工队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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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小打小闹(2006-2009):包工队的初步发展
一支包工队的成立需要具备很多要素,工人、工具、项目、技术缺一不可。当金林决定自己单干时,首要的问题是他得找到愿意跟他干活的人,靠谱的、有技术、有力气的人为最佳。2006 年,之前给金林三哥揽活的常治虎转包给了金林一个石家庄的消防项目。我干的第一个工程是在河北石家庄,这是在三哥那儿干活时认识的一个包工头常治虎介绍的。这个工程干了大约一年,当时是 2006 年,正月里自己打听,亲戚朋友帮忙介绍找了五个人。六弟选明(是个技术工,有电工证),五姐夫金明和他在他们村帮我找的两个人,还有以前跟我一起干活的俊俊。记得这个工程的开发商是卓达房地产开发公司,深圳瑞合太原分公司承包,常治虎大包下后又小包给了我。第一次自己干,经验还是不够,工人管理、用人安排不灵活,工人干活积极性不高,作用没发挥好,跟大老板交涉、人际交往也不熟练,导致十几万的工程就没挣下几个钱(20161003 金林)。由于正规就业渠道的缺失,亲缘关系往往成为农民最基础的社会关系网和最常用的社会资本。工头金林在找人时,第一想到的便是自己的亲戚。通过血缘及亲缘关系找了自己的六弟和五姐夫,五姐夫又帮金林找了两个同村人,因而工头在找人时往往借助亲缘关系“亲帮亲”。此外,作为从小工成长起来的工头,曾经的老乡工友也是不可或缺的资源。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人们必然要突破亲缘关系的局限,建立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以获得扩展的社会资本。“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指出,人的社会关系结构是以自我为中心,根据血缘的亲疏、地缘的远近逐步向外推,形成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费孝通,2005)。而从金林初次组建的小包工队来看,成员尽管归属不同的村,但其圈子并没有脱离乡镇这一界限。可见农民的社会交往是从自己本村出发,到邻村,再到一个乡镇,由近及远,层层往外推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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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非正式关系与日常政治:X 工程队在建筑工地的实践运作............20
3.1 建筑工人基本生活工作状况........... 20
3.1.1 劳动时间................ 20
3.1.2 劳动纪律................ 20
3.1.3 日常消费................ 21
3.1.4 闲暇时间................ 22
3.2 X 工程队的实践运作........... 22
3.3 X 工程队中的权力关系....... 27
3.4 讨论:非正式关系在包工队中的作用........ 33#p#分页标题#e#
第 4 章 建筑业包工制——一种非正式生产政体....35
4.1 包工制的历史沿革.............. 35
4.2 从包工队到包工制.............. 36
4.3 讨论:包工制再认识.......... 37
第 5 章 结论与讨论.............38
 
第 4 章 建筑业包工制——一种非正式生产政体
 
4.1 包工制的历史沿革
包工制作为一种劳动力的组织形式,在西方早期的资本主义时代就已出现,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曾兴盛一时,并不是当代中国才有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指出,包工制以计件工资为基础,具有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由寄生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包工头来承包生产,克扣工人一部分应得的工资,从事中间剥削,也即“血汗制度”;另一种是资本家与包工头订立按计件酬劳契约,由包工头直接招募工人,支付工资,而资本家与工人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契约关系,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通过工人对工人的剥削实现的(马克思,2004)。这种制度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劳动法规的出台以及生产方式的革兴逐渐走向消亡。聚焦中国,最早的包工制度出现在 19 世纪下半叶的上海资本主义企业中,旧中国社会外国资本家不熟悉中国的语言和风俗,直接招募、管理工人有很多困难,为了便于经济侵略,便在企业中实行包工制。近代史上包工制还普遍存在于矿业、航运业、码头搬运业。因此包工制并非建筑业的特殊现象。郭宇宽甚至认为即使在今天,包工制也绝非建筑工人所独有,媒体行业,一些电视台的节目采用制片人制的形式加以外包或大学学术体系内部的课题合作本质上也是一种包工制(郭宽宇,2011)。当然,我们现在所讨论包工制还是集中在建筑行业。由于生产周期、产品的地域性、生产过程受气候影响等方面的基本特点,建筑行业无法像制造业一样机械化,而保留了大量的活劳动(也就是劳动者)。在有效管理活劳动的需求下,包工制度产生了。当前建筑行业普遍实行的包工制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曾兴盛过,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建筑行业包工制的历史沿革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59),这一阶段由于国家成立初期,战后修复和重建工程对大量劳动力的需求与专业建筑公司的缺乏形成矛盾,导致各种承包用工体制的诞生。之后随着国有建筑公司建设基本成熟,承包用工体制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实践被逐渐抛弃,建筑项目纳入国家管辖,政府统一分配。1959 年,包工制度被废除。第二阶段(1962—1970),1962 年,对大跃进经验的总结迎来包工制度的恢复,劳动定额管理制度也同步恢复,企业内部设立了职工代表大会制。这一次的包工制度持续了8 年,在 1970 年被再度废除。这时,国家撤销了“一委三部”,重建了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实行“经常费”制度,由国家按照大体相同的标准直接发放给施工队伍工人工资和管理费。第三阶段(1981 年至今),上世界 80 年代,在“效率”大于“保障”的号召下,建筑业劳务用工制度开始改革,1981 年颁布的《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指出要实行合同工、临时工、固定工等多种形式的用工制度,打破了建筑行业的终身雇佣制。紧接着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1984)指出“国有企业除必需的技术骨干外,原则上不再招收固定职工”,这使得建筑企业管理层和劳务层逐渐分离,固定工人流失,企业开始大量灵活雇佣工人。而为提高企业效率与活力,降低雇佣成本,建筑企业开始以承包制的模式与不同技术、专业的劳务队伍合作。伴随着户籍制度改革释放出的大批农村劳动力,逐渐形成了当前我国建筑行业一线任务普遍由农村包工队承担的包工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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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借助于西方劳动过程理论,本文以 X 工程队为个案展开了为期一个半月的田野调查,运用深度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了解了X工程队的建立发展过程及其在建筑工地的具体实践运作。在 X 工程队的建立过程中,亲缘、地缘、友缘关系为主的同乡关系发挥了巨大作用,进而在建筑工地中产生了同乡聚集现象。而这种非正式关系在进入工作场域后又形塑了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控制与反抗策略,这种日常政治使笔者认识到建筑行业的包工制并非是国家制度层面的安排,而是底层农民工发挥自身主体性自下而上构建出来的一种非正式生产政体。底层农民工自下而上构建出来的非正式生产政体,反映了农民工从乡村进入城市建筑业后所建立起来的一种实践逻辑,这种逻辑是理性的,是农民基于自身利益保障的考量。当然,这一政体在建筑工地的具体实践及未来的发展走向还需要之后更加深入、讨论的问题。此外,基于此次调查,笔者发现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学者一般认为农民工不签劳动合同是对农民工权益的损害,但是在笔者调查时,当问到工人愿不愿意签订正归劳动合同时,有好几个工人竟然对此表示不愿意,“要是工资没保障,那还是签了好,但要是工资有保障的话,就像在咱们这儿,那肯定还是不签好啦!一签合同,那就不自由了,你看现在我干了好几天,累了的话,我今儿想休息就休息了,家里要是有事的话,跟头儿说一声就可以回家了。你要是签合同了,哪能说休息就休息,说请假就请假,生病了你也得继续干活!”马克思、布洛维笔下的劳动是建立在自由平等社会契约基础上的劳动者,即使在我国的流水线工厂,工人与工厂也是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惟独建筑行业的工人没有正规劳动合同,为此很多人认为这样会使得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但事实是有的工人根本就不想要劳动合同的束缚。外出打工,首要的也即最为关注的也是工资利益问题,没有什么比更高的工资来得更有意义。当工资得以保障,一切附带的价值那都是国家社会的安排,比如现在建筑企业通过包工头给每个工人上保险。一份劳动合同反而束缚了建筑业农民工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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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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