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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历史追溯：旅蒙商人与晋商文化
“山西在春秋时期属于晋国，时为赵、魏等国属地，汉属并州，元属中书省山西道，明清时设省，至此，便有了山西省这一称谓。”1山西省简称晋，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在太行山以西，因而得名山西。山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也是中国商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但这一文明的发祥地却因两大因素迫使居住在这一土地上的人们不得不选择外出谋生。第一，自然地理条件的劣势：“地偏僻且痔薄，舟车不通，商贾罕至，民贫鲜生理，耕种之外，或佃佣陕西，贸易邻境......农勤力作而土不肥，泽遇丰年，差足糊口，荒年冬储蔓菁，春以谷糠，采荼杂而食之，不至死，犹于明季食干泥者”2，山西地处黄河中游谷地与太行山之间，千沟万壑、支离破碎的地形特点与十年九旱的自然条件造成山西土地贫瘠、种植业落后，粮食供给严重不足的现实状况；第二，人口增长快，人口压力大：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并呈平稳发展态势，晋地人口也随之与日俱增，据资料记载“从乾隆二十七年起，山西人口达千万以上，到道光二十年已达到 148920000 人。”3人口的过快增长导致土地的承载力严重不足，造成人均耕地大幅度减少，人民生活陷入窘境。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大量山西人被迫离开故土，向外逃荒寻求生路。山西与内蒙古高原毗邻，尤其是内蒙土默特平原、河套平原一带，因其土壤肥沃、水源充足，适宜农牧业发展的地缘优势，吸引着大批逃荒的山西人进入靠近其故乡的内蒙古来谋求发展。中原人大批涌入内蒙古，不仅给当地牧民带来了丰富的农产品种类和先进的种植技术，还增多了牧民们日常生活用品的需求，相对而言，内蒙古广阔的地域及潜在的发展空间，使前来求生的山西人看到了巨大的商业发展潜力，在这种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山西众多商人及破产农民在求得生存和追逐利益的双重驱动下，形成“走西口”的迁移风尚。在清代的广袤草原上到处可以看见旅蒙商人的身影，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晋籍商人。不过，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晋籍商人只是旅蒙晋商的前身，清朝中后期之后随着晋籍商人在蒙古地区贸易的扩展，才始有“旅蒙商”的正式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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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盛魁”商号与《大盛魁》中旅蒙晋商的历史书写
汉唐时期的连接贯通亚洲、非洲、欧洲的商业贸易路线“丝绸之路”中外文明，尽人皆知。但人们未必知道，距今 300 年前的清朝统治时期，在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万里荒原上，还出现过一条比丝绸之路规模更大的漫漫驼道——茶叶之路，它起始于中国主要的产茶地福建、湖南、湖北，经河南、山西、河北、北京、张家口，到达茶叶集散地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再经二连浩特、库伦（今外蒙乌兰巴托）至中俄边境商城恰克图和买卖城，一直抵达欧洲腹地莫斯科及俄国首都圣彼得堡。这条路是在19 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刚刚萌芽时期，我国尚未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情况下，由一批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不畏艰难险阻，带领无数的骆驼运输队一蹄一步开拓出来的，他们后来成为往返于欧亚大陆之间长达二百年之久的民间商贾。在这条绵延万里的驼道之上，清代山西人开办的旅蒙商号——大盛魁，是当时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经营商品最丰富，也是影响最深远、名声最显赫的商号。早在康熙年间，大盛魁的创始人王相卿、张杰和史大学等在将军费扬古的军队中当厨夫或服杂役，他们同时也为部队采购一些生活日用品，闲暇的时候，与驻军所在地的蒙古人民进行交易，因商业活动的需要学会了简单的蒙语，懂得了一些草原人民的生活习惯和交际礼仪，也掌握了与草原人民相互交易的一些方法。清廷剿灭葛尔丹叛乱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的驻兵数量大增，部队所需的军队补给供应的数额也随之庞大，这就使王、张、史三人看到了潜在的商机，为他们的商业经营活动提供了施展手段的舞台。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需要大量的购买马牛羊和生活必需品，以备前线供给的充足，这就促使商人们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他们奔走在草原上频繁地与牧民打交道，筹集军需用品，随着交易次数的增多，这些商人们渐渐地与当地牧民熟识起来，他们不仅熟练地掌握了蒙古族的语言，还对蒙古族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和草原的地理环境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不久，王相卿、张杰和史大学便以他们三人为主体，形成了一个合伙的集体小商号“吉盛堂”，这就是大盛魁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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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盛魁商人的文化精神之根:儒家文化
（一）植根于大盛魁商人的心灵信仰
晋商来自山西。山西是中国最古老的土地之一，也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之一。史书中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指的就是上古虞舜时代的山西南部。因此，在中国本土发生的文明中，从尧舜禹到夏商周，山西地区的文化传承从未间断，一直绵延至今。自古以来，山西就是中原华夏族与北方各民族文化交汇的天然通道，是中原农耕经济与北方游牧经济冲撞对接的前沿阵地，也是受传统中华文明浸淫最久的一块土地。山西人的文化之根是传统的儒家文化，所谓“忠孝节义，仁义理智信”。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传统已经固化到了人们的心灵深处，甚至以民族无意识的形式积淀下来。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组成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自汉朝开始成为正统思想，其思想模式两千多年没有根本变化。自古以来商人都被看作是“重利轻义”的典型代表，但作为脱胎于保守农民形象的新身份，传统农耕文明浸润下的广大晋籍商人，仍坚守着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部分，时刻审视与反省着自身精神的发展趋势，使其在可主导范围内时刻追随着儒家文化的伦理纲常，从而约束着自身的行为与活动。创业容易守业难，晋商深知创业之艰辛，所以更重守业之智慧。晋地的商人们一直致力于架设一道儒家思想与经商之道的桥梁，将儒家精髓融入到经商谋略中，最终成为了被后世人所称赞的“儒商”。儒商是指“受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良好的文化道德素养和优秀的经营才能，其经营理念和行为方式体现出儒家文化特色的东方商人”9。大盛魁人继承了祖上留下的这一商人传统，延续了祖辈遗留下来的精神美德——儒商精神，把儒家伦理思想与商业行为准则相契合，把追求道德至善的儒家理想人格与坚持勤勉稳健、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有机统一起来，求财讲究道义，逐利追求正当，从而构建出一个体系严密、管理森严、运转灵活的商业大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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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盛魁》中儒商的人格
邓九刚笔下的“大盛魁”是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迎着世界资本主义曙光起步的。秉持儒家传统文化精神的大盛魁晋商们， 在外来文化入侵的情形下，通过严格的自律和超群的胆识，在几万里的贸易通道上所向披靡，在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频频获胜，以鲜明的儒文化精神特征将“儒商”的形象塑进历史文化的长廊。作为《大盛魁》中刻画得极具传奇色彩的大掌柜，王廷相这一形象一方面是根据真实的史料记载而塑造的人物，另一方面，也是邓九刚在史料的基础上进行的艺术的创造。通过合理的艺术想象，小说成功表现了这个人物令人敬佩的精神品格。首先，作为大盛魁商号管理者中第一把交椅之人，不论在掌柜还是伙计，亦或是在财东们的眼中，王廷相都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拥有者，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个策略或是一个决断都将决定着商号的发展方向和生死存亡，更是与财东们的利益分红密切相关。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王廷相更像是这个封建商业帝国中的封建统治者，他将儒家文化精神内化的同时，还必须言传身教的传承给每一位大盛魁人，他在为大盛魁人树立榜样的同时，也在高效管理商号内的一切人员与事物。“大掌柜面色苍古，身材消瘦，中等身量，稀疏杂驳的胡须从一边的腮上一直连到了下巴。默立片刻，大掌柜伸出手将冒着袅袅轻烟的香扶扶正——可是出现在目光中的哪里是手啊，那分明是一对圆鼓鼓的肉锤子。”17神秘与威慑是大掌柜王廷相这一人物的出场设定，在这双秃手的带领下，大盛魁人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也正是这一双秃手，吸引着我们去深入认识和了解大盛魁，揭开了大盛魁这艘巨轮的神秘面纱。在十几年的商旅生涯中，大掌柜王廷相最让整个商界佩服的精神品质便是严格遵守和践行着商号的禁忌和行为规范，在禁带家眷的同时，还严守着“忌嫖、忌赌、忌抽、忌喝、忌殴”等“五忌”。这些清规戒律的约束，不仅使他时时保持着清醒的商业头脑，也为每一个大盛魁人树立了精神和行为上的标杆。可以说，在文化比较开放的归化城，大盛魁人能严格遵守“五忌”的号规，与王廷相头上闪闪发光的圣人光环是密不可分的，虽然这些戒律在与某些人性的自然要求方面相违背，但这些行为规范既来自于儒家文化浸染之下的晋中平原的祖训，也对大盛魁有效的实施管理与聚敛人心有着实质性的意义和需要。因此，作为献身事业的一种牺牲精神，大掌柜王廷相是值得称道与受人尊敬的。#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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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盛魁商人的文化精神之“变”：蒙古文化的吸纳 ............22
（一）生活方式上的渗透 ......22
1.大盛魁商人对蒙古文化的被动性接纳 .............23
2.大盛魁商人对蒙古文化的自觉性追随 .............26
（二）蒙古文化对大盛魁商人人格精神的重塑 ........28
三、大盛魁的成与衰............35
（一）蒙汉结合造就的商道传奇 ..........35
（二）多重因素作用下的衰败之路 ........36
1.清政府的抑商政策及俄罗斯政商一体的联合挤压 .............36
2.根深蒂固的中国封建文化的作用 .......38
三、大盛魁的成与衰
万里驼道踏出的“大盛魁之路”是无数无畏的旅蒙商贾们通过汗水和勤劳一步步走出来的，在儒商精神“道德至上、开拓创新”和蒙古文化“淳朴厚道、商民一家”的双重作用下，大盛魁商号的业绩蒸蒸日上，名誉和地位双丰收，他们在商战中创造的一个个辉煌，都成为商业史上为人赞颂的典范。但历史的演变，时代的更替，终究还是将大盛魁的荣耀在漫漫黄沙驼道中吹散殆尽，把累累白骨埋藏在肥沃的蒙古高原之上，留给后人以唏嘘与遗憾。
（一）蒙汉结合造就的商道传奇
大盛魁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入乡随俗进入蒙地后，大盛魁在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当地习俗，建立起一套令人称道的经营管理模式。经营货物品种繁多，并且实施股份制的经营模式，确保人人参与的同时，还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人事管理方面，制定严格的号规，实行系统的学徒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还注重人才的选拔，“八抬大轿争人才”正是当时各家商号竞争激烈的真实写照。在高效严格管理模式的推波助澜下，大盛魁仍不满足于既得利益所带来的优越感，他们认为仅有节俭勤奋的精神是不够的，善于抓住时机，审时度势，在不断探索创新中前进，才能永葆生机，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大盛魁通过自身在国内的强大实力与在国外拥有的深远影响积极开拓国内国外市场，南货北运，国货外输，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使其做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商业经营模式，晋商的商业文化精神也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创造性的丰富和发展。同时，作为旅蒙晋商的第一大商号，它在“茶叶之路”这条商业通道上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大盛魁在获取巨额利润的同时，还具有着巨大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大盛魁每一次的商业活动和商业动态都成为业内的一个航标指向，每一个决策都会有人效仿与追随。大盛魁也借此机会自然地承担起旅蒙晋商中领路人的重任，在特殊时期与各大商号形成统一战线，指挥调度着旅蒙晋商为共同的利益而拼搏。大掌柜王廷相就曾伙同二十八家通司商号的负责掌柜就进口俄国的粮食问题布下过一个八卦阵：粮食生意只谈不订，只说不收。这个策略吸引了当年初秋数以万计的小麦和豆类在俄国边境城市的仓库中积压。表面上给俄商的印象是中国人需要大量的小麦进口，而实际上真正签约卖给中国人的粮食连俄商囤积粮食总数的三成还未达到。最后导致很多俄国公司整个冬季连一粒粮食的生意都没有做成，还因粮食保管储存环境不当，损失几近一半。这一沉重打击，是中国晋商对俄商入侵喀尔喀草原的一个有力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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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商业叙事为主的历史题材小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形成了一股创作潮流。从《白银谷》、《乔家大院》、《胡雪岩》到《茶人三部曲》，作家们以敏锐的目光洞察商业文化中的优秀质素，以文学的形式将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中国商人创造的艰难而辉煌的商业运营之路再现于当代读者面前，并通过不断深入挖掘中国商人形象与中国商业文化精神， 以当代人的视角赋予中国商人诗意的情怀，进而发掘和提炼出具有普遍现实意义的价值观与文化底蕴。内蒙古著名作家邓九刚的小说《大盛魁》，通过对过去时代的商人群像的塑造，以及他们起伏命运的描绘，展示了中国“茶叶之路”辉煌历史的同时，也将旅蒙晋商的精神文化内涵深刻揭示出来。小说内容虽是以人物的历史生活为主要叙述，但表达出的思想精神不仅弘扬了中国传统的商业美德，还深刻再现了蒙汉文化精神融合下晋商形象与文化精神的重塑和升华，为蒙汉民族间交流的历史书写做出巨大的贡献。就目前而言，因作品中具有深厚的文学价值和文化底蕴，以及作品中对商贾们经商策略的详尽描述，作家邓九刚及其作品正在被更多的人所关注和解读，他的小说与经济发展和时代变迁密切相关，深刻剖析了社会条件下民族文化精神的变化与传承，对现实社会具有深远的启示和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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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