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管理论文哪里有？笔者认为投资者在投资时，可考虑优先选择有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或参与公司治理程度较高的企业。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把公司管理者党内任职信息和企业党建信息纳入投资考量标准。对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程度较高及治理机制较完善的企业，投资者可以加大投资力度。同时，有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企业应加强党组织架构及管理者党内任职等信息的披露，让投资者、股东等公众全面了解企业管理者基本情况，有利于公司股价增值、提升公司商誉并树立企业良好形象。
1 绪论
1.4 论文主要创新点
现有研究成果大部分表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在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和内部治理等方面对公司决策产生影响。由于国有企业中党组织作为政治核心发挥领导作用，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这种公司治理模式对企业内部外部产生的影响不止现有学术成果这几方面。从党的目标来看，提高国企经营水平和经济效益、增强国企核心实力、实现其资产保值增值并发动群众的力量到公司治理中去是国有企业党组织的重要工作任务。本文从现金股利政策这一新的角度出发，研究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
本文拓宽了现金股利政策的研究视角。国内相关文献表示，现金股利政策主要受股权集中度、流动资金、公司治理结构和市场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现有研究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成果局限在管理者相关特征对公司治理影响的角度，比如在集权化公司治理结构中，管理者权力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现金股利支付水平产生影响，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模式也会对现金股利支付水平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目前先进的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方式应用到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中，让安排在管理层中的党组织成员代表党组织行使权力并通过对其他非党员干部起到积极的影响，从而影响企业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基于国有企业实行的党管干部原则以及党组织在企业中发挥的领导作用，党组织在推进国有企业贯彻执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要求，以及有效落实现金股利政策、提升现金股利支付水平等方面都将发挥出重要的引导作用。本文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全新视角探讨现金股利支付政策问题、切实保障企业价值和股东权益并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丰富了现金股利政策的相关研究。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3.1 理论基础
3.1.1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作用机理
对我国来说，国有企业在经济市场上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其在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社会稳定、推动科技发展、完善国防治理、维护政治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宋方敏，2017[56]）。国有企业稳健地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都具有很大的意义，要想实现国有企业稳健发展的目标，党组织的监督作用不可或缺。杨长姣（2015）表示党组织在参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过程中要落实好各项监督工作。企业党组织不能忽视对企业的员工、财务和固定资产的监督，尤其是对企业关键人物和重点岗位的监督。党组织需要全面监督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表现、对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在党组织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上的执行等情况，使国有企业发挥切实主导作用，带头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57]。
一以贯之坚持党的领导并逐步加强党建工作是我国国企历来的优良传统。十九大报告也强调：坚持党的领导[58]。国有企业党委会是国有企业的核心力量，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国企公司治理的特点也是优势。2016 年全国国企党建工作会议上也进一步强调了国企要全力配合党组织开展工作，认真听取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意见、继续完善国有企业党建并加强在国企党建上的投入。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地位扩大了基层党组织影响力，党组织也提高了国有企业对我国重大战略的实施和经济建设的发展要起到带头作用这一责任的承担意识。党组织的参与有助于引导和带领国有企业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决策，完成党的战略部署，培养国有企业成为国家的坚实后盾。
4 实证研究
4.1 研究设计
4.1.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4.1.1.1 样本选取
本文根据证监会行业分类 2012 版选取 2015 年—2018 年的所有 A 股国有上市公司为初选样本，剔除 B 股和 H 股，同时包括 A 股和 B 股，H 股的也剔除，并为了实验结果更准确进行了如下筛选：1. 剔除银行、保险和金融等金融类上市公司。由于这几类行业在规章制度和经营治理模式上都与其他行业存在较大差异，考虑到党组织参与此类行业的公司治理情况具有特殊性，因此剔除此类样本。2. 剔除在观测区间已退市的样本。3. 剔除被标记 ST 或*ST 的样本；4. 剔除净利润为负的样本。5. 剔除数据披露不全的样本。最后有效样本共计 3259 个。其中，2015 年有 722 个样本；2016 年有 820 个样本；2017 年有 846 个样本；2018年有 871 个样本。
4.1.1.2 数据来源
本文从国泰安数据库中获取 2015 年至 2018 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的初始数据，并通过 Excel 和 Stata15 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实证研究过程中涉及数据收集部分利用 Excel 进行统计，涉及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以及回归分析的部分通过 Stata15 进行处理。研究中体现党组织参与度的数据是通过对各企业网站上和年报中的管理层背景介绍部分手工搜集而获取的。此外，为了减小异常值对实证研究结果的干扰，本研究对所有连续变量的最大和最小 1%极端值进行缩尾处理（Winsorize）。
4.2 研究模型构建
4.2.1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现金股利政策模型构建
模型 1-1、模型 1-2 是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治理与现金股利之间的关系，又将模型 1-2 细分为模型 1-3、模型 1-4、模型 1-5 即党组织通过进入董事会参与公司治理、党组织通过进入监事会参与公司治理和党组织通过进入经理层参与公司治理这三个模型进行分析。通过β1 和β2 正负性可以看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现金股利政策之间是正向还是负向的相关关系，可检验假设 Ha 与假设 Hb 是否成立。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4-2 和表 4-3 所示，其中表 4-2 列示的是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具体描述性指标包括平均值、标准差、最小值、中位数和最大值。为了比较是否分配现金股利这两类样本的区别，表 4-3 列示了发放现金股利与不发放现金股利公司的主要的数值对比，主要统计指标是平均值、中位数和标准差。
表 4-2 关于现金股利的描述性统计表示，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均值为 0.272，标准差为 0.275。总体来看，企业对现金股利支付的水平并不高，且样本间现金股利支付情况有一定差距。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一系列指标来看，党组织是否参与公司治理（NumA）的均值是 0.611，说明有超过 61.1%的国有企业存在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情况。党组织参与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程度（PerA）的平均值为 13.4%，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0 和 1。总体而言，样本间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程度差别较大，说明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在总体上并不高，仍有较大进步空间。
5 研究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规范研究法总结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现金股利政策二者关系的研究成果，并以 2015—2018 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理论分析构建作用机制框架以解释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国企级别和现金股利政策三者的相关关系，并据此提出假设。收集梳理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程度的数据信息，建立模型并运用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进行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现金股利政策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论证，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显著正相关，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这一变量是影响现金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相比于没有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企业，有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现金股利政策有显著影响，促使企业偏向于选择现金股利支付水平较高的现金股利政策，切实保障企业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够起到领导核心和思想引领作用，提高管理层的政治素养和管理能力，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和经营管理效率，从而提高了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够强化内部监督机制，通过对企业人、财、物的监督，遏制管理层不良动机，规范管理层行为，降低公司综合成本，保障现金股利政策有效实施。通过研究表明，其他诸如公司成立年数、公司规模、总资产增长率、资产负债率、高管薪酬等都是影响现金股利政策的一些因素。
第二，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程度越高，企业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就越高。研究发现，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方式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越高，党委会和管理层重合人数越多，说明党组织对公司决策的影响力就越大，此时企业更加倾向于选择支付较高的现金股利政策，通过制定并实施现金股利支付水平较高的现金股利政策一方面释放了公司运营良好的积极信号，可以吸引外部投资者的目光获取外部融资，接受外部市场环境的监督，实现良性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现金股利也起到降低公司代理成本的作用，有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