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管理论文哪里有？本文对于传统解释变量的研究发现，家庭投资决策者为男性时会显著降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和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而婚姻中的已婚状态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和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家庭投资决策者随着自身年龄的增长会减少对风险金融市场的进入和风险资产的持有份额，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和家庭收入状况以及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从事金融行业等因素均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和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家庭投资决策者的风险态度却显著的降低了家庭风险资产的参与率和家庭风险资产的参与度，在本文的研究中，家庭是否持有住房产权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却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未表现出显著的相关关系。
1.绪论
1.3.2 研究创新
（1）本文将海外教育背景区分为海外教育经历与经管类专业背景两个维度进行研究，并将海外教育经历作为本文的自变量，细分为父母海外教育经历、子女海外教育经历以及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三个变量进行分析，分别探讨其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深度和广度的影响。
（2）本文将家庭成员的经管类专业背景作为调节变量，衡量其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和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的影响，以及其与海外教育经历的交互作用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
3. 海外教育背景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机制
3.1 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
根据已有文献研究表明，教育背景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个体的永久性收入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实现的（Jappelli，2002），因此，家庭成员的海外教育经历也主要是通过影响个体和家庭的收入和财富水平以及家庭的风险态度（Hambrick，Mason，1984）来影响家庭的风险资产配置。
3.1.1 海外教育经历与家庭收入水平的关系
海外教育经历会影响家庭的收入水平，进而影响家庭的风险资产配置。《论人力资本投资》一书中指出，教育背景和以此为基础增长的人力资本，是导致家庭及个体收入水平存在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舒尔茨，1990），家庭成员拥有海外教育经历的家庭中收入和财富水平往往相对较高（许家云等，2014）；基于贝克尔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通过对人进行投资，可以增加个体的未来货币收入（贝克尔，1964），胥传孝和林晓棠（2005）将人力资本理论运用到接受海外教育的投资收益上进行分析，发现海外教育经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积聚人力资本，提升受教育者个体的收入水平和家庭的总体生活水平；此外，海外教育经历具有帮助受教育者能力养成的作用，包括对多国文化的敏感度和包容度、对不同工作环境的适应性以及自主学习能力等，因此在寻求工作时也可以更多的得到雇主的青睐（Crossman，Clarke，2010）），据有关调查统计，具有海外教育经历的归国求职者 80%以上能在两个月之内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且薪资水平要明显高于一线城市同等学历群体（王琪，王梅，2013）。
5.海外教育背景与家庭风险资产配置实证分析
5.1 海外教育背景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研究需求，分别构建 Probit 模型和 Tobit 模型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和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进行分析，并将经管类专业背景作为调节变量，探究其与家庭成员海外教育经历的交互作用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各变量回归分析结果如下所示。
5.1.1 海外教育经历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
从表格中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父母海外教育经历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0.269，且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子女海外教育经历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 0.204 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也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其相关系数为 0.394，为三者之中的最大值，且与前两者相差较大，说明家庭中父母有一方有海外教育经历且子女有一个及以上拥有海外教育经历的家庭中更倾向于参与风险金融市场。
5.2 海外教育背景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实证分析
5.2.1 海外教育经历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
从表格中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父母海外教育经历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0.144，且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子女海外教育经历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 0.078 在 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但是可以看出，子女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的影响程度同样要小于父母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的影响，这与已有研究的结果是相一致的，家庭中对子女的教育支出也会作为一项家庭投资，而教育投资往往被作为一项非金融资产投资存在，从而教育支出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家庭风险资产的参与度，家庭中对于稳健资产的需求会更为强烈；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也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其相关系数为 0.201，为三者之中的最大值，说明家庭中父母有一方有海外教育经历且子女有一个及以上拥有海外教育经历的家庭中持有的风险资产数量占家庭金融资产总量的份额要更高一些。以上实证分析证明了假设 4、假设 5和假设 6 的准确性。
6.结论与启示
6.1 结论
本文通过对 2017 年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中的 7853 个家庭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通过构建 Probit 和 Tobit 回归模型分别对海外教育背景对我国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和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如下的相关结论。
第一，父母海外教育经历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和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父母拥有海外教育经历的家庭更倾向于持有风险金融资产，其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概率较父母未拥有海外教育经历的家庭高出 26.9%，且其风险资产的持有份额占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的比重要比父母未拥有海外教育经历的家庭高出 14.4%。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父母海外教育经历会显著影响家庭的风险资产配置，父母拥有海外教育经历的家庭中的财富水平略高于总体样本财富水平的平均值，其风险态度整体偏向于“平均风险，平均回报”的项目，因此在进行投资时更多关注的并不是资产的稳健性，而是在稳健性的基础上追求资金的回报率，能接受略高的风险资产投资，因此能够在家庭风险资产配置上做出较为优化的选择。
第二，子女海外教育经历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和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子女拥有海外教育经历的家庭较子女未拥有海外教育经历的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概率高出 20.4%，其家庭中持有风险资产的比重也较子女未拥有海外教育经历的家庭高出 7.8%。从数据上可以很清晰的看出，子女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效应要小于父母拥有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效应。已有文献的研究中表明，子女的教育支出会挤出家庭风险资产投资，因此会抑制家庭对风险金融市场的进入欲望和进入深度。但是从回归结果表明，子女海外教育经历与家庭风险资产配置仍然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在家庭投资决策者大多为父代的情况下，子女的意见也会被部分采纳，但是子女拥有海外教育经历与父母拥有海外教育经历的不同之处在于，子女接受海外教育需要家庭进行资金支出，因此会降低家庭对于风险金融市场的参与率和参与度，而需要将一部分的资金用于子女的教育支出。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