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论文哪里有？笔者认为作为独立于伪政府教育体系之外的日本居留民学校教育，使其成为占领区教育的模范，令沦陷区中国人学校向其学习先进的教学管理，学习日语，遥拜天皇、参拜靖国神社等等，使中国学生从思想行为等方面都接受日本人的统治。
第一章 七七事变前山西省教育概况
第一节 七七事变前日本对山西省的调查与认识
山西省距海遥远，面积相当于日本本州岛、北海道、琉球三地之和的一半，人口1200多万人。地形上，东南面为太行山脉所包围，从河北平原望去如屏风高耸（太原在太行山脉以西）。西面黄河穿流而行与中原（中国文化中心）相隔绝。（山西在黄河以东，也被称之为河东）地理位置使得政治孤立，文化普及有限，进而使山西的经济发展迟滞不前。自古以来农业、畜牧业就是山西的主要产业，但农业在北部、中部、南部都有所不同。北部地区缺水，冬季酷寒，难以栽培冬小麦，只能种植燕麦、粟、高粱、豆类、马铃薯等作物，主食为燕麦和马铃薯。山西中部以南则在秋天播种小麦，南部土地肥沃，农产品物产丰富。山西棉主要出产于南部地方，特别是贯穿山西南北的汾河流域是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山西整体而言，粮食供给略有盈余，但干旱少雨地带会经常性面临旱灾，灾情严峻时饥馑也时而发生。山西最繁荣的经济产业是利用山地进行放牧，900万头羊的存栏位居中国第一位，羊毛、羊皮是农牧家庭里重要的收入来源。“山西到处都是煤”显示山西煤炭储量丰富，储量大约为1300亿吨，占全国储量的半数，位居第一。其中太行山脉附近的晋东南地区有500亿吨，晋西南吕梁山脉地区有300亿吨，其他地方大致有500亿吨的储量。然而却由于交通不便，未能完全开发，每年的开采量只有86万吨。①山西地下埋藏着丰富矿产资源，后经李希霍芬及其他学者介绍，引起各国的注意，各国在山西的经济特权，多以开发矿产为目的，而铺设铁路等则不妨看作是为有效地运用其所得特权的一种手段。
第三章 山西沦陷区学校教育
第一节 学校的设立及运行
日本在同化台湾过程中，认识到公学校是涵养日本国民性，培养日本“皇民”的场所，日本政府试图透过公学校的教育，逐渐消除中国台湾人与日本人的界限，达到“内台一体”的共同意识，但实际上公学校只是进行“日本化”，并非使中国台湾人成为日本人，而只是使台湾儿童成为服从、勤勉的日本臣民；并非使台湾社会彻底的日本化，而只是以公学校教育作为同化政策的手段。④日本政府认为自古以来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地区很难在短时间内改造完，意识到“改革殷汝耕的‘政府’，只需两年功夫；改革中国人民的思想，则需十年。”⑤1939年夏，日伪当局组织182名大学、专科及高级中学生参加北京暑期青年训练团，其中亲日的约30名，抗日的约50名，中立的约百名。亲日学生只占受训学生的16%，经过一个月训练，日伪当局认为抗日分子减少，亲日分子也只是稍增加。①这也反映出“现在成年民众之心，抗日思想完全拂拭去，尚多艰难。若纯一无杂的童心培育，十年教育，青年中国的自觉抬头之期俟。”②伪教育厅长裴涧泉在“伪山西省临时县政会议”中也谈到：“窃查人心安定，为战事胜利之根据，顾欲安定人心，必自学界为始，吾省中小各级学生不下三十万人，平日受新教育之熏陶，及良师友之训导，既确知此次战事，为东亚人求解放之战争，而最后之胜利，必属于我，自应安心定志，镇静求学，以为各界人民之倡导。”③1938年6月16日，伪太原县公署召集全县士绅会议，“士绅所到者仅十五六人，余皆县署中科长、科员等出席。”“会议者首为教育，令各村之学校全行开办。”“全县开学者四十余村，到县应训练者才十数人。由本城又措七八人始足二十余人之数，现时纷乱不宁，人皆视此举为不急之务也。”④然而，日军积极恢复学校教育，却非刘大鹏等世人所认为的“不急之务”。日军十分重视基础教育，“小学教育为培植国民之基础教育，其关系至为重要。”⑤故而，学校复设是围绕小学校的设立为中心开始的，然后是中学、大学。开设学校主要需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即校址选定、学校开办运行经费及任职教师招聘与检定。
第五章 山西沦陷区日语教育
第一节 占领区的语言政策
满族在统治中国后所遇到的问题之一是国语问题。满族人本身文化低、人口少，不可能强迫文化高而且人口千百倍于自己的汉人使用满语，在下情上达和上意下达这两个过程中势必通过翻译这一途径，为此，清朝便不得不在中央各机关中设置翻译官。而且文化低的民族语言被文化高的民族语言所征服的历史过程，随着时代的进展逐渐成为现实，所以在康熙朝，尽管朝廷保护和奖励满语，但满人却都通晓汉语，因而翻译机关便成为有名无实，其中也有被撤销的。④为避免此情况的发生，1939年文部大臣荒木贞夫在“国语对策协议会”曾作出如下谈话：“原本我国语即是贯穿我国民之间的精神血液，我国民藉此精神血液而巩固团结。今我国基于八纮一宇的大理想，以东亚新秩序进而树立招来世界和平之基础时，如能透过我国语将此精神血液流通于东亚诸民族之间，则无疑乃是得以达成贯彻此大业、举相互协同之实这一目的的重要施策。”⑤在日本的殖民地（台湾和朝鲜）实行的同化政策中，语言同化了，思想也就会理所当然地同化。通过日语普及，去除言语不通所造成蹩脚语言的出现，消除占领者和被占领者双方不自然关系。让中国各界人士理解认识日本精神及日本国情，酿成亲日情感，以致力于培养东亚新秩序建设精神，东方文化的发展振兴为目的。日本语普及是东亚新秩序必须做的。学校日本语教育的彻底实施，日本语普及的最捷径的，具体的方法。①以保科孝一为代表的日本政府御用文人为政府的对外殖民扩张提出一条最为恶毒的办法——语言同化。语言政策承载了强烈的国家、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语言教育和日本有紧密的关系。
第二节 驻军与日本宗教团体的日语教育
一、驻军的日语教育
“日语作为日本的生活秩序、日本文化感的最具体的表现。因此，学习日语是对日本精神的理解和体会。日语的普及，也是对异民族的文化工作的目的与本质的实际表现。”⑤故日军每占领一地，必先开设日语速成班，推行日语教育。⑥日军中负责占领地中国住民的治安工作、经济工作及与之相伴的文化工作的，民心安定、抚育工作的宣抚班员，成为驻地日语教育的执行主体。日军入侵平定县之初，由日本军宣抚班组织“少年团妇女会”每日教日语，是该县日语教育之始。少年团、妇女会的日语教育，直到宣抚班撤去才停止。①1940年时约有三千名（内中国人一千名）宣抚班员，以现地适时的方法，集合附近住民，以《日本语会话读本》（卷一、卷二）②为基础，全身心地投入日语教授，日语普及中。
（一）日军驻地日语教育的目的
在《梅津兵团治安工作经验收录》中表明，使占领地区无智无能的儿童知道“皇军征战主旨，我军队威力。纯洁无垢童心，增进华北民众幸福，培养同种同族共存共荣的理想，以治安工作为一切的中心。”④由日本人翻译对驻地进行讲演宣传时，由于中文掌握得不好，难投其所好，宣传效果差。使用中国人效果最好。在山西北部作战时，晋北政府的宣抚班中一名中国能辩家，善听众之心理，擒纵妙得，兴味以之倾听。故日军认为宣传要员应由适任的华人能辩家、地方望族训练实施，效果大。⑤对于此类人培训及日语教育是日军的急务。《莲沼兵团日华学园情况报告书》亦所载教育目的是“培养军队所需优秀翻译、密侦、牧夫、农夫等。德操涵养学识向上，能够指导村民，致力于日支亲善。”⑥驻军日语教育培养的日语成绩良好的少年在讨伐、警备行军时极便利、效果大。①同时，主动学习日语是所在地权势家族对于日军统治的屈服与认同的一种表现。如侯马镇小学校诞生时，入学儿童中有会长的孩子、商务科长的孩子等，因之负责宣抚工作的舟桥部队骑兵中尉生驹勇很开心。②1937年12月，“新民学院”第一期录取的60人几乎都是汉奸子女。
结语
新航路开辟后，西方列强通过海外贸易、殖民扩张，侵略与掠夺落后国家，将其变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日本自明治维新迅速崛起，将侵占邻国作为其强大的一种手段。先后吞并琉球、中国台湾、朝鲜等地，并试图将侵占的领土“日本化”。武力镇压与掠夺并不能使占领地人民真正屈服，日本借鉴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政策，认为无论是英国式的保留占领地传统文化的间接统治，还是法国式的同化主义都不适合于日本对外殖民扩展的需要。日本侵占琉球后，禁止琉球人使用琉球语，强制使用日语，强力推行“皇民化”运动。占领中国台湾后，在间接统治与直接统治之间摇摆，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后，实施彻底的“皇民化”政策。同化朝鲜的难度颇大，朝鲜有着二千多万人口，拥有独立语言体系、独立民族思想等都是日本同化的障碍。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中国东北，扶植溥仪建立伪满洲国，试图利用中国国内矛盾分而治之。随后成立的伪冀东政府、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伪蒙疆政府、伪南京维新政府和伪南京国民政府都是分而治之的产物。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政府组织专家做了“中国抗战力调查”。日本东亚研究所编写的《异民族统治中国史》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该书的作者认为应该吸取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失败与成功的经验教训，“吸收能干的汉人参与帷幄，通过他们的领导把汉人中不满分子罗致到自己阵营之中；优待投降分子，使他们从事瓦解旧政权的工作；吸收汉人军队，以扩大自己的势力。”①这与抗战战争初期日军扶持投降分子，组建傀儡政权，吸收整编伪军，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如出一辙。具体到教育方面，日本政府认为自古以来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地区很难在短时间内改造完，意识到“改革殷汝耕的‘政府’，只需两年功夫；改革中国人民的思想，则需十年。”②“现在成年民众之心，抗日思想完全拂拭去，尚几多艰难。若纯一无杂的童心培育，十年教育，青年中国的自觉抬头之期俟。”③故日军十分重视基础教育，“小学教育为培植国民之基础教育，其关系至为重要”。④同时，为稳定社会秩序，获得沦陷区民众的认同，日伪政府表明积极设立学校的姿态。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