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论文哪里有？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美国针对中苏的“楔子战略”（1949-1964），与以往大部分从中苏同盟内部矛盾的角度来分析中苏同盟破裂原因的研究有所不同，本文试图从美国的“楔子战略”入手，研究美国这一外部因素在中苏同盟分裂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第一章“楔子战略”的理论内涵
1.1“楔子战略”的概念界定
“同盟”作为国际关系中十分重要的一个主体，与其相关的研究也一直层出不穷。但关于同盟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如何构建同盟这一问题上，如何对对手同盟进行分化的研究则比较少。然而，在国际政治的博弈中，国家之间在进行抗衡时，为了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并非只有构建同盟这一种途径，通过分化对手同盟来增进自身的相对力量优势也是一个可供选择的途径，这就涉及到了“楔子战略”的运用。
在同盟政治中，“楔子战略”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反同盟战略”。“战略”一词源远流长、古而有之，最先被运用于军事领域，后来随着国际政治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这一词汇概念也逐渐扩大至除军事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等。由于“战略”这一概念的外延范围较大，围绕着这一概念的界定也存在着诸多争议，但经过了多年的学术交流和碰撞，学界大部分人都认同“战略”是一种通过合理分配现有资源，来实现政策目的的一门兼具艺术性的科学。[1]“楔子战略”具备了一项战略应有的战略环境、目标、资源和手段等重要要素，在这个意义上，“楔子战略”可以被看做是一种中层战略。“楔子”这一概念起源很早，然而学界关于“楔子战略”的研究却不是很多，这与楔子战略的突出特点是分不开的。一是由于“楔子战略”毕竟是为了分化对手同盟而实施的，具有很强的斗争色彩和负面色彩，因此许多国家对于自身施行的相关战略都避而不谈；二是由于“楔子战略”是一项为了实现战略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战略，其在真正的应用过程中往往与这一行为体的其他遏制战略并向而行，造就了这一战略的交错复杂，方式多样，在研究上存在一定难度。
第三章美国对中苏“楔子战略”的两次调整（1950-1964）
3.1美国对中苏“楔子战略”的初次调整（1950-1956）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宣告着美国企图预阻中苏结盟的“楔子战略”并未达成其预期成效，但美国并未因此放弃其分化中苏同盟的目标。同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公开出兵以武力干涉朝鲜半岛局势，中国也做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美国曾经想要争取的对象却成为了在战争中兵刃相见的敌人，“中美改善关系的机会彻底丧失了”。[1]中苏新约的签订，以及朝鲜战争的爆发都给美国“楔子战略”的下一步实施和调整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如果说之前美国所推行的对华政策是在等待“尘埃落定”，那么此时“尘埃已经落定”。在面对中苏同盟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而中美缓和无望的局势，美国分裂中苏的“楔子战略”迎来了初次调整。
3.1.1“楔子战略”初次调整的原因
1950年2月，中苏正式结成同盟关系，这是美国“楔子战略”进行调整的重要原因之一。中苏同盟的建立极大地提升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给美苏争霸的冷战局势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面对中苏关系的稳步发展，美国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对华政策，并在国内就其下一步的战略选择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表明，美国开始酝酿“楔子战略”的初次调整。
同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对于美国“楔子战略”的调整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中国抗美援朝的战略抉择增进了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在出兵朝鲜之后，苏联对中共力量和信仰的怀疑逐渐消失了，斯大林提高了对中国的信任程度。另一方面，战争爆发之前，美国相信社会主义阵营并非是牢不可摧的“铁板一块”，并且对于其对华政策是否应该转向强硬还存在争论，然而，伴随朝鲜战争的爆发，中美之间缓和的可能性彻底消失了。美国将中国“抗美援朝”的这一举动看作是中国彻底倒向莫斯科的证明，并给中国贴上了“侵略者”的标签。
第四章美国“楔子战略”的当代体现及对中国的启示
4.1“楔子战略”在美国亚太同盟战略中的体现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认为，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受到了来自中国的潜在挑战和威胁。如何在亚太地区运用同盟与分化同盟的思维来遏制快速发展的中国、预防这一地区可能形成的任何敌对性同盟，成为了美国亚太同盟战略的重要目标。尽管目前还没有确切的官方文本来证明美国在亚太地区“楔子战略”的运用，但是从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尤其是在亚太同盟体系的建设中，依稀可以窥见“楔子战略”的影子，主要体现在同盟强化和离间东亚两个方面。
4.1.1强化同盟战略和同盟体系建设
第一，同盟体系由双边转向三边和多边，着力推动三边合作和同盟体系的建立。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体系，由于不同的双边同盟具备不同的功能和目标，导致“缺乏一个统一的多边架构和战略目标”，是一个较为松散的双边同盟体系，[1]被形象的称为“轴辐”同盟体系。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政府提出了“印太战略”，新上任的拜登政府基本延续了上任政府的“印太战略”，这表示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逐步向“印太”同盟体系过渡。这也表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轴辐”式同盟体系正在逐步向“网络化”转型，具体而言，一方面，美国积极在亚太地区构建三边同盟体系，主要以美日韩、美日印、美日澳、美澳印和日澳印为主要载体。[2]其中，美日印、美日澳和日澳印的三边合作进程速度相对比较迅速。美日印三国间的三边对话自2011年开始，2015年被提升到部长级，2018年进行了第一次首脑峰会；美日澳三边对话机制始于2002年的副外长级的三边高官会，到了2006年，美国正式启动了外长级的三边战略对话机制。
4.2美国“楔子战略”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1949-1964年间针对中苏所实行的“楔子战略”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背景经历了两次调整，最终在中苏同盟破裂的进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美国在“楔子战略”运用中的手段、途径和特点对于中国的政策思考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尤其是在面对着亚太同盟体系带来的巨大压力之下，中国在必要时候也可以借鉴“楔子战略”的合理内核，通过对“楔子战略”的灵活运用来化解目前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给中国带来的安全挑战。
4.2.1重点预阻美国扩大同盟的企图
中国要想化解美国亚太地区同盟体系给自身造成的发展压力，可以对美国扩大其在亚太地区的“反华包围圈”的企图进行重点预阻。这是因为，在“楔子战略”的五个战略目标中，联盟预阻的成本最低，实现的可能性最大。从亚太地区的现实情况来看，美国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同盟历史比较悠久，对其进行预阻的目标显然已经不能实现，但是，中国可以将视域转向亚太及印太地区其他尚未与美国形成同盟关系的国家，因为对美国扩大同盟的企图进行预阻显然比分化瓦解美国目前已经形成的同盟关系更具可行性。
结语
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美国针对中苏的“楔子战略”（1949-1964），与以往大部分从中苏同盟内部矛盾的角度来分析中苏同盟破裂原因的研究有所不同，本文试图从美国的“楔子战略”入手，研究美国这一外部因素在中苏同盟分裂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根据对美国“楔子战略”的实施和调整过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中苏同盟分裂的过程中，美国因素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以中苏同盟关系确立为界，美国针对中苏的“楔子战略”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楔子战略”的初步运用（1949-1950）。这一时期美国实行的是“一拉一压”的“楔子战略”，主要通过拉拢中国来对中苏结盟进行预阻。美国在这一时期的“楔子战略”并未达成其目标，原因在于：其一，美国在这一时期的战略目标和实践上是自相矛盾的；其二，把中国视为其遏制苏联的工具，并未平等将中国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其三，过高的估计了中国对于获得西方承认和经济援助的兴趣；其四，过高的估计了中苏之间业已存在的分歧，忽视了国际格局对这一关系的制约作用。第二个时期是“楔子战略”的两次调整（1950-1964）。在中苏同盟建立之后，美国的“楔子战略”经历了两个阶段的调整：第一个阶段是1950-1956美国的“楔子战略”由“一拉一压”转向“共同施压”。这一阶段美国依旧以中国作为主要突破口，通过对中苏两国实行强硬的高压政策来分裂中苏关系，最终事与愿违，美国“以压促变”的“楔子战略”反而促进了中苏关系的增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中苏关系的长远发展埋下了隐患；第二个阶段是1956-1964美国的“楔子战略”由“共同施压”转向“一压一和”。这一阶段美国将苏联作为主要突破口，对苏联实行有限缓和政策的同时对中国实行持续对抗的政策，通过这种“软硬分施”的“楔子战略”来加速中苏分裂的进程。尽管美国这一时期的“楔子战略”在中苏同盟分裂的进程中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仍未可知，但它在客观上的确加速了中苏矛盾分歧的激化，促进了中苏同盟破裂的进程。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