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论文哪里有？笔者认为以国际制度为平台参与国际秩序建设，需要更多谙熟国际规则的优秀人才。日本特别重视国际组织人才队伍建设，在外务省下设“国际组织人事中心”，专门负责信息发布、培训招生、组织应试等人才推送工作。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向联合国系统选派“初级专业人员”，帮助他们积极适应国际组织工作以尽快竞聘正式岗位。完善人才国内外交叉任职的“旋转门”制度，瞄准国际组织中高级岗位定向培养输送人才。
绪论
四、研究难点和创新点
（一）研究难点
一是迄今学术界对日本国际制度战略尚无系统、整体阐释，要么按领域细分为经济、环境、海洋、气候等，要么按组织分为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对其成因、发展也没有明确探讨，如何系统、准确、全面地加以阐述较为困难；
二是如何准确抓住日美同盟这个日本外交基轴的非对称性本质，将日美关系中依附、合作、矛盾、摩擦、依赖等构成因素与不同阶段国际制度战略相对应，分阶段、分领域加以定性分析，最终从理论上证明非对称相互依赖与国际制度的关系，需要做的工作较为庞大；
三是论文写作期间因无法到日本查阅更多原始材料，难以为立论找到更加客观、充分的依据。
（二）研究创新点
一是区别于以往对细分领域进行个案分析的研究，本文系统全面地阐述日本战后国际制度战略的发展历程。
二是从非对称相互依赖理论角度分析国际制度战略演变，聚焦国际制度非对称性，综合运用主要制度策略加以测量，进一步论证了相互依赖论和国际制度论的紧密关联和相互作用规律。
第三章 战后初期至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对美国制度安排的被动顺从
一、对美国被动顺从的战略选择
（一）背景：日本对美国的高度依附
日美非对称相互依赖限定于同盟关系内部，日本对美国的高度依附集中在安全和经济方面，日美非对称相互依赖程度大致可以从这两方面来衡量。
安全防卫交给美国
这一阶段日美安全相互依赖基本上是日本“一边倒”依附美国，日本无力实现自我保护，只能依靠美国，而美国在朝鲜战争以及冷战开始后更加需要日本。日本对美国安全保护的需要，来源于美国对日本非军事化改造与和平宪法的制定实施。对于被自己剥夺武装的战败国日本，美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1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日本对美国战略价值飙升，美国虽然仍在单独占领日本，但加速了与其媾和进程，并于 1951 年 9 月签署了日美安保条约。在这一安保体制中，由于日本的非军备和非战争限制，美国处于中心地位，日本完全依附于盟主美国。出于改善日美安保条约单向性的目的，1960 年 1 月，日美对其进行修改，增加了政治经济合作的条款和军事同盟的内容，删除了驻日美军可以镇压日本内乱的“内乱条款”。1在安保义务相互性问题上，明确了日本为美军提供军事基地是其义务，美国承担对日本的防卫义务。2这次修订，虽然使日本在条约层面上体现了与美国的某种平等地位，但日本与美国地区安全战略进一步捆绑在了一起。
经济贸易得到美国拉动
因贸易在国与国经济交往中最具一般性和代表性，在衡量经济相互依赖时，可以将贸易往来作为一个重要指标。日本的对外贸易以日美贸易为最主要部分，日本成为美国商品的重要市场，美国也逐渐成为日本的主要出口目的地。战后初期，日本严重依赖于工业发达的美国，向其出口特产品生丝，换取本国棉纺织工业所需的机器设备。美国对日本出口总额从 1951 年的 6.95 亿美元增加到 1960年的 15.54 亿美元，占日本进口的 36.4%。随着日本经济复苏，美国成为日本产品的主要市场，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增长加速，出口额从 1951 年的 1.85 亿美元增加到 1960 年的 11.02 亿美元，分别占日本出口总额的 13.6%和 27.2%。3日美商品的互补性也使两国的依存不断加深。据统计，日本商品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50 年代平均在三分之一以上，60 年代达到 50%左右。4可见，虽然伴随日美贸易关系日益紧密，两国相互依赖不断加深，日本实现了经济恢复和发展，但总体上说相对于美国仍然很弱小，单向性依赖即依附特点非常明显。
第五章 21 世纪初至今：对美自主与追随的双向选择
一、日本对美国国际制度战略的选择性追随
（一）背景：日美同盟复归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
1.安全：向世界性同盟的转变
经过20 世纪90 年代中期的调整后，日美同盟重新趋向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进入21 世纪，日美安全相互依赖在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两个长期政权努力下进一步加强，前者主要是以反恐为名强化日美同盟全球性合作，后者主要是以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平衡相互防卫义务推动日美同盟成为世界性同盟。
2003 年5 月，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和美国总统小布什宣布双方关系是“世界中的日美同盟”。2004 年底，日本《防卫计划大纲》出台，美国借机鼓励日本更多参与全球管理事务，逐渐提升日本为全球性盟友。特别是在“911 事件”发生后，日本借协助美国反恐战争为名，出于所谓的“盟国责任论”，迅速通过“防卫三法案”1，并依法向印度洋派出自卫队，向阿富汗盟军提供给养。日本借机寻求海外军事存在、扩大军事力量的行为，主要是因为自身对美国盟友提供的安保特别是核“保护伞”更加依赖，同时也因为美国在进行反恐战争时更加需要日本“既出钱又出力 ”，对日本也有比以前更大的依赖。2006 年底，日美两国领导人在《新世纪的日美同盟》文件中进一步确认要推动日美军事一体化发展。
安倍晋三于2006 年和2012 年两度执政，第二次执政直到2020 年8 月结束，连续执政达2799 天3，创下日本战后首相连续在任时间最长纪录。他是继小泉纯一郎之后又一鹰派首相，一方面加强日美安保体制制度化建设，强化同盟关系，一方面强调作为和平国家，要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多贡献。其在党内国内掀起修改和平宪法舆论，特别是将矛头直指和平宪法第9 条，试图对其进行修改或删除，最大政绩是综合施策、久久为功，最终于2016 年3 月正式解禁了集体自卫权。这一重大行动，使日美同盟真正上升为能在全球范围肩并肩作战的世界性同盟。从同盟内部看，日本扩大了安保合作范围和权利，实现向海外派兵的自由，迈向政治军事大国的步子得以加快；美国则在将战略中心从反恐战场中东转向亚太的过程中，寻找到了实施“亚太再平衡”等遏制区域大国崛起战略的强有力支点。据统计，美国现有约5.4 万名士兵驻扎在日本，日本每年为此负担约1993亿日元（约合129 亿人民币）的驻日美军费用。4日本民间虽有人强烈反对美国驻军，多次针对驻日美军基地搬迁、美军犯罪等问题发起抗议，但总体上对日美同盟持需要和支持的态度，在日美新安保条约签署60 周年之际的2020 年1 月19 日，日本政府还专门举办了隆重的纪念仪式。2020 年7 月，美国发表的第5 次《阿米蒂奇报告》也将日本称为“解决国际社会课题的对等伙伴”，在列举了日本在和平安全法制建设、推进TPP 方面发挥的作用后，称赞日本“代替美国在国际社会发挥了领导能力”、“日美同盟不仅不是负担，还是拥有共同国际战略的同盟。”
二、日本入常失败的无奈
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直是日本“大国化”国家战略的重要一环。冷战结束后，日本锁定了联合国作为全面提升其国际制度外交的突破口，1此后分别于联合国成立60 周年的 2005 年、70 周年的 2015 年和 75 周年的2020 年发起过三次入常冲刺，但均以失败告终。按照本文设计的框架加以分析，可以发现日本这一设想难以实现。
（一）新世纪日本入常动因分析
1.日本“大国化”战略的需要
2001 年以来，虽然泡沫经济破灭对日本造成的打击仍在持续，且其间又因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而相对衰退，但日本排名世界第三的经济实力仍然相当稳固。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两任长期政权中止了日本政坛“走马灯”式乱局，为实施长期国家发展战略搭建了良好平台。特别是安倍晋三执政后，对内推进“安倍经济学”，通过财政刺激、量化宽松、结构改革等手段推动经济平稳发展，解禁集体自卫权，谋求修宪，积极推动“正常国家”化和经济军事“大国化”；对外积极推进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外交，奉行“积极的和平主义”，特别是要通过世界性的日美同盟为印太乃至世界和平作贡献。安倍晋三式的全球治理理念是日本“大国化”战略在新世纪最新的表现形式，是日本在高级政治领域企图改革国际制度的大胆尝试，而决定其成败的最重要前提条件就是正式改变二战战败国身份，达成入常夙愿。
2.美国利用日本制约新兴大国的需要
日美同盟经历从地区性同盟向世界性同盟转变后，美国为有效应对区域问题特别是中国崛起，需要强化日本作用，而美国对其表现也比较满意，据日本外务省2021年5月针对美国开展的对日舆论调查，88%的一般民众和82%的学者专家认为“驻日美军对美国的安全保障很重要”2。为了进一步鼓励盟友发挥更大作用，美国不仅肯定日本通过《反恐特别措施法》，还放任日本通过“防卫三法案”以解禁集体自卫权。美国在高级政治领域打造的国际制度，诸如“五眼联盟”、“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等也积极拉上日本，赋予日本更高的全球盟友身份。通过让其发挥护持美国霸权地位的“打手”功能，以更好为本国外交特别是亚太战略服务，在与新兴大国的战略博弈中增加筹码。基于这一逻辑，支持日本入常也是利用日本来维护自身在现有国际制度中所占制度非中性的手段之一。
结语
一、基本论点
（一）非对称相互依赖与国际制度战略关系的理论阐释
相互依赖论认为，非对称相互依赖产生权力或者本身即是权力；国际制度论认为，权力决定制度的生成和变化，制度维护权力结构或促进权力转移。非对称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犹如绳之两端，通过权力这个载体连接起来，彼此间互相影响而形成张力。可见，在解释国家间合作、竞争等国际关系主题时，新自由主义不仅仅局限于对制度的强调，还充分吸收了权力等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
实际上，在非对称相互依赖形成过程中，现实主义对于权力、新自由主义对于利益、建构主义对于观念的强调均有不同程度体现，由非对称相互依赖决定的国际制度战略也自然体现国家对权力、利益、观念的定位和追求。国家在明确“角色”定位时，综合了权力、利益、观念三个不同研究范式的关键因素，推动了国际制度战略的形成和国际秩序的建设。因此，一国国际制度战略的形成和演变，根本决定因素是国家间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重要影响因素是由国家“角色”定位产生的国家战略和利益诉求。根据现实制度主义和制度制衡论等国内较新的研究成果，由相互依赖引起的制度与权力互动过程中，制度战略的变化是国家间权力消长的反映，同时也可能影响制度参与国的权力增长乃至损耗其权力资源。非对称相互依赖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反映在面临同盟困境双方的国际制度战略方面，权力较大、受影响较小一方可以通过放任、吸引、警告、制衡等方式向依赖方施加影响，依赖方则通过依附、自主、追随等战略来追求实现权力资源最大化。
（二）日本国际制度战略演变的基本脉络
日美同盟是不对等同盟，日美间存在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战后以来形成了稳定的“美主日从”格局。这就决定了日本的国际制度战略仅局限在与美国不起随着日美相互依赖关系由日本单向依附，演变为非对称相互依赖并逐渐趋于对称，经过调整后复归非对称相互依赖，日本的国际制度战略经历了依附、挑战、追随的转变，依次采取了被动顺从、主动探索、自主与追随双向选择的策略。本文在按时序阐述日本国际制度战略演变的同时，分阶段选取了日本加入 UN、创建 ADB，创建 UNU、倡建 AMF，争取入常、建立 AMRO 等 6 个国际制度案例进行分析，尝试验证日本国际制度战略成败取决于日美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根本冲突的领域，“日本的首要选择是避免与美国高烈度的竞争，而不是尽可能拓展本国利益，这一选择决定了日本崛起进程的走向”。1首先，越是高级政治、政策外溢性较强领域，日本对美国依赖越强，美国对日本制衡越大，日本自主性越小；反之则日本自主性越高。美国牢把政治、安全等领域，让日本成为实现自己国家战略的“马前卒”；在经济、贸易、气候环境等领域，则放手日本成为国际制度维护者甚至引领者，以维护自己创建国际制度的稳定性。如，日本入常失败即是因为涉足高级政治领域，创建 AMF 失败即是因为威胁到美国货币制度领导权；创建 ADB、UNU 成功，则是因为二者均为低级政治领域且有益于维护既有国际制度体系稳定。其次，在具体战略方面，本文假设如能较好处理制度非中性和扩大制度合法性，就能充分占有既有国际制度溢出效应，并能成功创设新的国际制度以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反之则会招致失败。ADB、UNU、AMRO创设过程中，日本通过分权等方式维护了美国或中国的制度非中性，积极扩大合法性，取得成功；而倡建 AMF、入常均对美国制度非中性有损，且欠缺合法性，因而失败。通过这些分析，上述假设得到验证。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