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论文哪里有？笔者认为观念的回归对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而言称得上颠覆性的变化，在此局势下其基本范式、阐释逻辑、分析要素均经历了革新与迭代。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都在尽可能坚守流派本位的立场上转向观念，然而其中一些学者实则跨境而居甚或直接走进建构制度主义阵营，霍尔、布莱斯等人便是从历史制度主义转向观念制度主义或建构制度主义的典型代表。
导论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本部分聚焦国外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主要选取并考察综述性、评价性及代表性文献，在此基础上按照时间序列展开分析，力图简洁清晰地呈现当前研究的进展、尚存疑义的问题以及可进一步开拓的空间。总的来说，筛选出的这些核心文献大多出自建构制度主义者或相对重视观念研究的新制度主义者之手，建构制度主义的有关成果更多蕴含对三大流派观念研究的综合检视。不难理解，建构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最新成员，其研究成果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向前推进的，其理论创见与着力方向建立在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全面掌握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换言之，建构制度主义的观念和话语研究正是通过审视三大流派观念研究的优势和局限而发展起来，致力于在观念与制度相互交织的维度上补充和完善新制度主义分析框架，这对于后续研究而言起到很好的路线图的功能。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流派分野
理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需要深入各个流派的知识脉络，因而有必要先对政治科学中新制度主义的基本结构和各式取向加以说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类型学建构依据不同的标准或视角不免产生歧异见解，表示新制度学派的发展壮大并未促成理论、方法和观点的内在统一，而是各种派别及其理论主张并行不悖。尽管彼得·霍尔（Peter A. Hall）与罗斯玛丽·泰勒（RosemaryC. R. Taylor）的三分划法似乎已成学界共识，一般情况下直接被当作通则使用，却鲜有学者反思其合理性。本文注意到有论者从历史的角度对新制度主义的三分法提出深度批判，认为这种分类方式只是一个静态的网状物，忽视了潜含顺序逻辑的理论观点之间的对话和论辩过程、研究方法之间的互动以及各流派内部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动态变化，特别是历史制度主义内部观念性倾向与结构性倾向之间的张力被过分夸大。事实上，观念和制度的研究传统可从比较政治、美国政治发展、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找到相应依据。
第三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三大流派的观念转向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当中，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转向观念的时间较晚，而且对观念性要素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其他流派，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依靠利益因素无法解释的系列难题，如偏好的形成以及制度维系与变迁的内生机理。绝大多数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学者对观念要素持有强烈的抵触态度，这一点同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有着明显区别，但不少学者在某些方面又认可观念的重要性，这为后续研究转向观念创造了有利条件。从不同学科的交界地带吸收观念研究的理论资源，推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加深对观念的关切并赋予观念性要素更大的解析空间。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中具有发展普适性理论抱负的流派，其学术旨趣在于运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工具结合政治学的制度视角分析社会现象与政治议题。不可否认，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为实现普适性理论追求而建立的严苛假设等系列观点极易给人其难以容纳观念研究的刻板印象，如若转换思考角度便可从基本假设和主张中探寻到这一路径转向观念的潜在机遇。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虽然在 1996 年才得以正式命名并成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主力之一，但政治学者肯尼斯·谢普斯勒（Kenneth Shepsle）于 1989 年就在理性选择理论的立场上宣告了新制度主义的存在，表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此时已经获得身份认同并具备独立的流派意识。①相较其他制度路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政治科学中展示更高的学术地位，政治经济学者马克·布莱斯（Mark Blyth）在近似意义上阐明，术语“新制度主义”与其内部更具理性主义色调的变体可以同义互换。②新制度主义的每个流派都有独特而复杂的理论根源，并在庞杂交织的学理脉络中蓄势演进。承袭新古典经济学蕴意的理性选择理论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石、实证分析传统、新古典主义研究取向，组织理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为其提供了不断修正自身理论的动力来源，实证政治理论推动其持续发展。
第五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发展反思
一、观念转向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
从表现来看，政治科学中新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主要蕴含两个方面，一是三大流派的观念研究取得积极成果，另一方面也是更为显著的表现在于建构制度主义的诞生与演进。因此，考察观念转向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即是分析四大流派的观念研究给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带来的深刻变化与深远影响。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因自身的理论局限难以合理解释内生制度变迁，由此不得不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观念，从新的角度探寻变迁的内在诱因。随着新制度主义观念研究的不断深入，建构制度主义以独立流派的身份专门为应对制度变迁难题衍生出来，更新并扩展了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和知识视野。作为观念研究的集大成者，建构制度主义的成果具有重要意义。建构制度主义从三大流派的制度理论与社会建构主义思潮的互动交融中逐渐建立起来，凭借新颖的建构逻辑和动态视角，在赋予行动者主观能动性、揭示制度变迁的深层机制和政治过程的复杂性等方面展示出鲜明优势，并在多学科视野和研究脉络中积累下丰硕成果，当前阶段的强劲发展势头反映了建构制度主义对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具有值得认真审视的学术价值。需要清楚的是，建构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的最新成员，由历史制度主义演进而来，同时又是超越其上的一种进步式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探讨观念转向尤其是建构制度主义对新制度主义的影响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建构制度主义与三大流派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的某些内在关联，唯有如此才能从范式演进的元理论层面或事物发展的本质层面把握观念转向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塑造。
二、观念转向对现实政治世界的反思
理论的发展来源于现实而又服务于现实，“理论资源的准备和分析框架的构建都力图对特定的经验事实提出部分独到的解释，而在实证材料的分析过程中，理论又会不断复活和进化”。①立足本文研究领域，“检讨比较政治研究不仅可以促进政治科学的发展，同样能带动政治哲学和整个经验理论即社会科学的发展”，依据阿普特的观点，比较政治学是一种联系政治哲学和经验理论的特定途径，其与政治哲学相辅相成，二者在权力分析和正义观念的日臻完善方面可以相互补充。比较政治学的经典课题关注集理性、智慧、合理于一身的理想国，以及如何培养公民的德性。②总之，哲学思索的过程照亮了进步之路，因此成为政治科学中最重要的因素。③从以上论述清楚地看到，比较政治研究的经验性审视离不开对规范问题和价值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在此意义上，政治哲学的思想之光能为制度分析事业的推进提供助益，本文将这一主张和立场当作考察新制度主义观念转向对现实政治世界反思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新制度主义的重新发现缘起于新古典经济理论和行为主义理论无法对现实问题提供有效的解释，观念的复兴意味着相关制度研究者力图运用观念性视角确切把握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因，以及更好地认识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真实世界的运作逻辑。就这个意义来讲，观念研究在新制度主义中的回归不单是制度理论的现代转型与历史演进，更是制度分析对实践领域的深切关照与积极回应。在阐释观念与现实的关系时，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incent A. Ostrom）表达了这样的主旨，“人们所持有的观念与他们所构造的社会秩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由于持有的观念不同，人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概括和构造政府体制，政府也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不同的规则导致不同的策略选择，人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潜力得以实现的方式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时，观念的有效性也有赖于人们的实践活动。如果人们据以行动的观念取得了预期的成果，观念的有效性也得到验证，反之，观念很可能只是一种自欺欺人”。
结语
观念是我们思想活动的产物，亦是各类行动与社会变革的先导，其对人类文明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历史、文学、艺术等领域均施加关键影响，因而成为社会科学各学科从事理论分析与经验考察的核心要素。政治学研究彰显了观念的重要性，行动者及其观念是建立政治世界的前提构件。观念被包装、传播和接纳的过程贯通整个政治生活，政治上的混乱往往可归结为观念上的混乱。制度同样是各学科领域关注和讨论的常见对象，从历史、理论及现实的角度来看，制度与观念具有紧密关联。任何制度都由观念和结构构成，观念为制度确立目标和功能，结构则体现观念的意涵并提供将其付诸实践的手段。引申而言，所有的制度都是特定观念的表达，唯有建立在观念共识基础上的制度变革，才能真正激发制度的活力，而缺乏观念地基的制度相当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仅如此，观念与制度具有共通性，观念可以演化为制度，制度可以塑造观念，二者之间的互动不仅构建了当下的秩序状态、权力结构和治理格局，而且构造了社会历史变迁的动态过程。
20 世纪 80 年代，马奇与欧森将制度带回政治科学的同时倡导观念性因素在政治分析中占据关键地位，但其后许多新制度主义者重视制度而忽视观念。就此，制度研究由于无法很好地解释制度的维系与变迁，暴露出自身的局限和短板，这促使相关研究者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观念转向趋势下努力找回观念，观念议题被再次推到了制度分析的核心地带。根据演进逻辑加以推论，自旧制度主义以来，政治科学的发展趋势表现为从制度的静态研究到制度对行为影响的动态研究，再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制度与行为之间的交互研究。
观念的回归对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而言称得上颠覆性的变化，在此局势下其基本范式、阐释逻辑、分析要素均经历了革新与迭代。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都在尽可能坚守流派本位的立场上转向观念，然而其中一些学者实则跨境而居甚或直接走进建构制度主义阵营，霍尔、布莱斯等人便是从历史制度主义转向观念制度主义或建构制度主义的典型代表。建构制度主义逐渐发展为以动态的观念和话语为研究宗旨的独立流派，更新并丰富了新制度主义的整体框架与解析逻辑。新制度主义在观念维度上的延展促使各个流派围绕观念议题展开交流对话，缓和了各流派之间的内在张力，各种观念研究资源的不断引入更是拓宽了制度分析的视野。这一变化过程将持续打破西方现代学科分化的知识壁垒，推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思维科学之间的联结，并为整合跨越时空的学术研究格局提供助益，从而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解释人类在全球化时代共同应对的系统性挑战。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