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论文哪里有？笔者认为米德的理论框架成型于 21 世纪初，面对当今快速变化的国际局势，需要进行有效的更新和补充。同时还应该看到，就米德的个人定位而言，他是一位盎格鲁-萨克逊体系的支持者，是一位有着霸权心态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他十分重视美国外交的历史传承性，并对美国维持世界霸权颇具信心。米德始终在为美国政府的外交行为寻找一种药方，能够持久地发挥作用，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这也体现了米德的现实主义关怀。
绪论
四、创新和不足
本文以沃尔特•米德的美国外交传统思想为研究对象，对米德提出的“四种主义”和“三种权力”框架体系进行分析和整理，着重找出二者之间的结合点，形成对美国外交史的二维分析模式。同时，运用这套思想体系对一战之后，特别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四届政府即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的外交行为进行分析，从米德的视角对历届政府的外交行为进行合理的解析，为我们理解美国外交传统和21世纪美国外交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启示。本文在研究对象和理论切入现实的角度上尝试做出创新，归纳起来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沃尔特•米德的思想做了长时段、全方位的梳理和总结。正如前文所述，目前国内外学界对米德的研究是稀缺的，没有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除影响较大的著作外，在很大程度上对其他作品和观点有所忽略，难以了解米德学术理论的整体框架。本文力图将视角扩大至米德迄今为止的整个研究过程，注重将米德思想的全貌和发展路径呈现出来。
第二，在全面梳理和总结米德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对其理论进行整合和升华。米德的“四种主义”理论和对美国不同权力类型的认识和分析是套完整的理论框架，本文基于两者的契合性将其进行了有机的结合，组成一个完整的、集历时性和共时性于一体的坐标式分析网络。可以说，这一组合式的分析方法为研究美国外交史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
第三，关注米德的思想体系在冷战后特别是21世纪美国外交政策过程中的应用和体现。米德的思想体系成熟于21世纪初，本文按照时间顺序逻辑，应用其思想理论对接下来几届政府的更迭、外交行为和取得效果进行了分析。从这个过程中认识到，米德的理论和研究路径是较为客观合理的，能够有效地从一个特定角度对美国外交行为进行梳理，米德的方法是值得我们探索和借鉴的。
第三章 威尔逊主义的冒进（小布什政府时期）
第一节 新保守主义与威尔逊主义的复兴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是和传统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新保守主义有着很深的哲学渊源，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被称为美国新保守主义教父，2这位犹太哲学家于二战期间从德国逃到美国，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受他的影响，新保守主义最初的组成群体很大一部分是犹太知识分子，如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西蒙·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菲利普·塞尔兹尼克（Phillip Selznick）等，他们代表着美国社会底层的外来移民，于 20 世纪 30-40 年代进入纽约城市学院，起初或是马克思主义者或托洛茨基主义者，在60 年代新左派运动后，他们开始转变并与企业界和保守主义者建立了联系。3这些从法西斯集权统治下逃亡的中欧知识分子掀起了美国社会保守主义这场思想运动。1964 年“保守派先生”巴里·戈德华特4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虽然最终败给民主党的林登·约翰逊，但已说明保守主义政治和社会运动已经形成并第一次夺得了党的领导权。140 年代到 60 年代，保守主义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美国在冷战中面临的国内问题和国际上多变的形势如美苏实力变化、越南战争等使自由主义阵营逐渐分裂，而新保守派在政策辩论中逐渐阐述了自己的基本思想。经济上，主张减少国家的宏观干预，倚重市场自身调节，实行有限的社会福利。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所提倡的政府干预和加强宏观调控所产生的问题，通常比其已经解决的问题更多，2而依靠市场调节能够有效地对资源进行深入分配，是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新保守主义者认为社会福利政策不应该造成人们的消极保守思想，个人应该为自己的处境和生活负责，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和社会的福利事业，虽然大多数新保守派“忠于罗斯福新政的精神”，3但对政府的福利政策还是持批评态度。
第五章 杰克逊主义的冲击（特朗普政府时期）
第一节 美国社会民粹主义的兴起
民粹主义（populism）又称为平民主义或民众主义，2虽然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学术界却很难对其达成一致的定义。关于民粹主义的研究材料颇多，国内也有诸多学者发表过大量的学术文章，本文在这里不再就民粹主义的定义、发展历史、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中的特点，表现维度等等进行深入的探讨，而是将重点放在美国 21 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分析这一时期美国民粹主义的产生根源。实际上，民粹主义虽然一直没有正式登上美国政治的舞台，但是它是美国政治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殖民地和独立战争时期起源自美国革命的思想遗产，“虽然缔造宪法的联邦主义者也许想要抑制革命所释放出来的民粹主义力量，但是他们为宪法辩护所用的话语和原则绝对是大众化的。”1民粹主义力量在美国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今天，以影响总统大选这种看起来不符合常规的方式爆发出来，是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一、经济全球化中的产业结构失衡
随着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新的趋势，经济全球化是其必然追求，在资本主义视野中，全球的价值是它的市场价值。2冷战之后，美国的资本主义迅速进入了全球化体系时代，出现了明显的去工业化倾向。资本追求技术、能源、劳动力市场，要求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各种生产要素。3而在发达国家，劳动力显然不是最低廉的生产要素，再加上新兴国家和地区对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美国的制造业大量转移到海外生产基地，产业结构调整态势明显。1960 年以来 ，服务业的增长幅度远远超过制造业，美国当今服务业的从业人员约占劳动力总量的 75%，制造业劳动人口比例已经不足 10%，且每年呈下降趋势。同时，国际产业链分工的进一步细化，生产的垂直专业化使生产过程以比较优势为基础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分配，加剧了劳动力成本较高地区的就业机会流失。
第二节 民粹主义与杰克逊主义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被视为美国民粹主义的崛起。通过上述民粹主义产生的原因能够看出，美国的民粹主义有着自身的特点，它在沿承了历史积累的基础上，体现出新时期美国内政外交的特点。按照米德对美国外交四种主义的理论框架，杰克逊主义的回归能够更好地解释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主义的兴起。
一、杰克逊主义的回归米德关于影响
美国外交政策四种主义的理论是一种描述式而非定义式的表达，这种特点在杰克逊主义上体现地更为明显。描述式的表达更加客观、实际，更能够体现这种主义的历史延续性和其潜在的、根基深厚的政治主张，而不必为了迎合时代的变迁对其定义进行修改或以时间节点加以修饰。客观上看，杰克逊式主义并不是一直对外交政策予以关注，而是间歇性的。1笔者认为，这更像是一种“保镖式的应激反应”。杰克逊主义在这四种主义中，最不像是一种思想流派或政治主张，而更倾向于美国公众对宗教文化、经济形势、政治制度等直接影响日常生活的社会环境的描述。杰克逊主义者的典型形象酷似“密西西比河流域过度饮酒、追逐女色、崇尚暴力的年轻白种男性，他炫耀肌肉和性欲，用武力回应不敬，坚持认为自己与别人一样优秀”2的比利小子。3就是这样一个牛仔式的形象，时刻关注着美国内政外交的走向，他认为政府应该竭尽全力并且不惜动用一切手段保障人民的利益，他随时准备着为了纠正政府的错误做出必要的反应。
米德认为，杰克逊主义式的人民主义是一种民间意识形态，是政治认同和民间感情的美国意识。它起源于苏格兰-爱尔兰移民群体的分支，继承了其祖先强硬好战的民族性格，并在二百余年的演变中实现了文化、价值观和自我认同的超越。虽然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现代化的生活，城镇化的环境和越来越密切的多元种族融合在一定程度上软化了杰克逊主义的坚硬棱角，但他们骨子里的本土主义和平民主义并没有减弱，一旦时机成熟必然将展现出强大的力量。
结语
沃尔特·米德的“四种主义”和“三种权力”框架为我们研究美国外交史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他认为美国外交活动的开展和权力形态的塑造具有历史传承性，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背后隐藏着四种决定美国外交传统的理念：汉密尔顿主义追逐经济利益、威尔逊主义主张民主价值观输出、杰斐逊主义强调谨慎的外交模式、杰克逊主义看重军事实力和平民价值观。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这四条线索自建国初期到 21 世纪，始终作为影响和决定美国外交政策的四条线索。它们各自有着鲜明的外交理念，同时又具备开放兼容的性质，长期以来在有机的合作和发展中共同塑造着美国外交史。此外，米德从共时性角度对美国权力形态的构成进行分析，提出了“锐性权力”、“粘性权力”和“甜性权力”的概念。结合四种主义的分析框架，我们能够分析总结出不同权力类型和不同主义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和塑造美国外交史的基本逻辑，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米德范式”。这套理论框架能够很好地分析和解释美国不同时期的外交特征、表象及其内在原因，并对其外交走势进行预判，是一种合理的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权力界定利益，利益决定了权力的使用界限、时间跨度和地理范畴，外交政策是基于权力的操作，根据米德的理论，可以看出不同权力类型和四种主义之间的逻辑基础。首先，四种主义所倚重的权力类型不同，同一主义也可能兼顾不同的权力类型。其次，对不同权力类型的追逐决定了四种主义之间的分歧，不同主义对同一权力追逐的目的和实现手段亦不相同。第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美国外交行为所追求的主要权力类型决定了四种主义之间的主次关系，权力形态的变化为四种主义的演变和转换提供了内在逻辑和动力；同时，四种主义的动态发展又反作用于主要权力类型的确定。这种相互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方面，当各主义的支持者对国际形势和美国主要外交任务的判断一致时，能够实现外交行为的协同和高效；反之，美国外交政策则会呈现出矛盾和不确定性。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