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变化论文哪里有？笔者认为乡村振兴归根结底是“人群”的振兴。我国乡村要实现振兴离不开有效治理，而有效治理归根结底还是要人去治理，参与治理的“人群”就是振兴的关键所在。抓住这一个关键点，不仅需要有一批为家乡发展率先作为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企业家，还需要一批有知识有高端技术的人才，更需要一批沉下去为农村谋事的人群。
1 绪论
1.2.2 国外研究现状
关于国外对乡村振兴的研究就不得不看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美国学者分析到美国于 19 世纪末开启迅猛的城市化过程，至 1920 年城市化率过半，至 1950 年非农劳动力比例已达 87%。然而，美国的农村地区并未发生不可逆的衰落，其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至今均不低于都市地区，这主要源自以下几点：1、注重提高农业生产率：在 1920 年至 1972 年间，农民人均产品所能供养的城市人口增长了 6 倍以上，令农民收入水平与城市居民相比颇具吸引力；2、政府引导技术与资金投入：通过针对性的投资和技术移民政策，将全球各地的农业及相关产业的优质人力和财力吸引到美国，为其农业与农村转型升级助力；3、农业与工业部门有机融合：美国政府十分重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主动引导农业和工业生产的无缝对接以最大化实现农产品的潜在价值。可见在乡村振兴中，技术人才的引进是不可或缺的一项，而新乡贤也就是技术人才的代表，在技术和资金的支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美国在乡村振兴研究中却没有着眼于新乡贤这部分群体。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调节学派创始人、法国前总理经济顾问米歇尔·阿列塔[6]认为，中国全面振兴乡村、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助力经济改革，保证广大农民的福祉；二是因地制宜地制定具体发展政策，解决地区资源差异和贫富差距等现实问题，使农村和农业发展更为高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体现了让广大人民共享发展福利的宗旨，是新时期中国经济政策重视公平、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
3 新乡贤与乡村治理
3.1 乡村治理
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治理，我国乡村作为政治管理的最基层单位，管理一直以来离不开乡贤的参与。1949 年前乡村治理主要靠政府加宗族势力的模式；1949 年建国后主要靠政府加党团组织；2008 年进入 21 世纪后，主要是靠政府加党团加宗族的模式。目前我国乡村主要采用党支部加村委会的形式来进行统筹管理，这其中乡贤参与劝导、捐助、引领的作用日益凸显。
3.1.1 古代乡村治理
1949 年前，官方管理能力有限，参与乡村治理的传统乡贤是上下沟通维持乡间稳定的中坚力量，一直充当着维护社会道义，沟通联结统治者与底层社会的桥梁纽带，他们是乡村社情民意的传达者，在统治者的公共决策与地方民意产生冲突时，能够代表乡村进行沟通交流，在没有上访制的古代，他们是表达民意诉求的有效途径。因此，他们能够得到官府、地方宗族、乡间百姓的多方支持，他们的存在能够综合各方利益，维持整个农村社会的稳定。
就如古代的浮梁有有“一王二侯两宰铺，六部尚书缺一部”，“一仙一神一巧匠”，“一佛一儒一皇师”，当然他们都是国家型的杰出人才就不多说了。比如浮梁的一位窑老板陆子顺，他向北京宫廷即燕王朱棣献瓷五万件。使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还在使用景德镇的红叶牌瓷器，自唐至清末，历朝历代都是使用景德镇瓷，可见乡贤对瓷器产业的杰出贡献。再如浮梁江资甫，在全国多地开设了“天祥”茶庄，他生产的“浮红茶”在 1915 年参加美国旧金山举办的万国和平博览会，夺得“金奖”。这样的乡贤可见对浮梁的茶产业整体发展都作出了突出贡献。再比如浮梁县蛟潭镇清朝时期的德元和尚，德元和尚在南昌修建宝塔有功，得官职，管辖江西全省四十九座庵堂寺庙，返乡后，德元和尚买下梅源村山林开展农业种植，收益用于修建桥梁，于流域内新建桥梁七座左右。德元桥为其中之一，位于蛟潭镇梅源村境内，建于嘉庆丙子年（1816 年），距蛟潭集镇 12 公里，距梅源村 2 公里。桥长 15.8米，宽 6.28 米，高为 6.6 米。拱跨 11.8 米，拱高 5.8 米，是典型的以天然石料为建筑材料的拱桥，迄今已 202 年，仍保存完好。桥以德元和尚名字命名，作为当时梅源村地界标识，拱桥设计科学，结构坚固，大气美观，历经河水 200 余年的冲刷仍然完整无损，为百姓出行带来极大方便。是古代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为群众谋利的代表人物。
5 新乡贤与乡村振兴
5.1 重建乡村的时代要求和任务
面对我过农村错综复杂的现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近年来，成为国家政策重点的“精准扶贫”，实际成为了后税费时代中国政府重塑乡村社会的重要抓手。一系列的改革带来了一个没有预料的农村现状，那就是国家权力在最基层村级的逐渐淡出，某些地区的乡村治理反而出现了倒退痕迹。党中央提出的精准扶贫的全面实施，实际大大改善了这一治理缺失，重塑地方政府政治生态的可能。但是，目前主要由党和政府部门推动的扶贫进程，能否取得预计效果？如何能够在资源传递的过程中，真正解决当地农村和农户的实际发展需求？如何有效回应“乡村治理缺失”的挑战？笔者认为其核心在于晏阳初所言的乡村建设的“整体观”，乡村发展仍然在于资源的重塑，所有发展关键依然在于“人的建设”。
5.1.1 重建乡村的目标
十九大报告中习总书记提出乡村振兴的目标--“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明确的目标指引及合理的途径规划。但是,在当前乡村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考评主宰着乡村治理成果。因此加强价值体系建设、组织建设,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建设,推进法治文明和全面发展,渐渐激发村民对乡村的认同感、安全感和归属感，应是此进程中乡村重建和复兴的目标和方向。
5.1.2 如何重建乡村
中国农村改革发展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阶段,聚焦城乡融合发展,是对"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升级与更新,对既往的农村研究来说,需要理念认识与操作逻辑的同步更新与升级。如何开拓研究视野、摆脱思想桎梏、避免路径依赖,是当前认识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
5.2 乡村发展与乡村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低起点、高速度的发展历程,城乡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但同时一些问题如乡村"空心化"、公共服务滞后、发展动力不足等也日益凸显,传统的乡村治理体系面临很大挑战。为应对上述问题和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了目标和任务。有效的乡村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应尽快建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乡村治理体系。在政策导向上,要注意顶层设计与区域规划相协调;在治理方式上,要探索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体制;在实践路径上,要注重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
基于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及对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转变和需求的分析，中国将在未来 30 年内从“城市和农村中国”转变为“城市中国”，农村社会将日益流动开放，差异化和多元化，农民日益独立，个性化和多元化，城乡地区正逐步朝着平等，融合的方向发展。农民的权利意识，民主和法治意识正在增强。农民的公共需求和行动能力将得到显着改善，所有这些都需要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治理结构，治理职能和治理方式的重大变革，我们需要建立以城镇为主，乡村为辅，开放和包容，城乡一体化，公民平等和民主法制的社会治理体系。
6 余论
一、乡村振兴是一个重大历史命题，利在当下，功在千秋。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深刻把握世界经济局势，我国国情、农情，着眼于我国长期立足世界经济强国，着眼于当前存在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产业化程度较低的现实，着眼于农村改革、脱贫攻坚，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而提出的，是新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战略之一。
二、乡村振兴归根结底是“人群”的振兴。我国乡村要实现振兴离不开有效治理，而有效治理归根结底还是要人去治理，参与治理的“人群”就是振兴的关键所在。抓住这一个关键点，不仅需要有一批为家乡发展率先作为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企业家，还需要一批有知识有高端技术的人才，更需要一批沉下去为农村谋事的人群。
三、当下乡村振兴需要借鉴传统乡贤与乡村治理的经验，服务社会。毫无疑问的是传统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下虽然在乡村治理中政府具有主导作用，但是如果能借鉴古代治理经验，结合当下实际，探索乡贤发挥应有的作用，结果可能会令大众耳目一新。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