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论文哪里有？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甚至拓展到全球范围内容的影视传播中占领高地，改善影视传播生态，我们应该全方位对影视国际传播生态进行改进，从顶层涉及开始到内容制作传播，完善影视国际传播政策并扩大与沿线国家在影视方面的合作并落实合作，拓展影视传播渠道，提升影视传播质量，降低影视跨文化传播的“文化折扣”，并在内容创作中深入挖掘多样题材和普适题材。
1 绪论
1.3.1 传播生态学理论
文献综述传播生态学，在众多研究论文中还被称为“媒介生态学”和“传媒生态学”。“传播生态学”从字面上看是传播学和生态学的结合，实际上也是两门学科的交叉研究，传播生态学的研究起源于北美，至今研究已经拥有近百年的历史，然而中国的传播生态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对传播生态学理论的文献整理分成两个方面：国外传播生态学研究综述以及国内传播生态学研究综述。
（1）国外传播生态学研究综述
20 世纪初期，北美的传播生态学开始萌芽，学者将北美的研究学派分为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前者的代表人物包括伊尼斯和其学生麦克卢汉，后者则以尼尔·波兹曼为代表人物，他们一起被称为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物。而真正提出“传播生态”这个概念的阿什德，他的传播生态学思想深受多伦多学派的伊尼斯和麦克卢汉的影响。根据媒介生态学的发展逻辑，我们可以梳理媒介生态学的发展历程，首先是研究的第一次高潮，由伊尼斯的初探索到波兹曼的媒介批判。
哈罗德·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一文中提出的“传播偏向论”中认为不同媒介的传播有着不同的偏向，分为偏向时间的媒介例如石头和偏向空间的媒介例如羊皮纸，他还认为古代帝国的发展是通过偏向空间的传播实现的，因为以罗马为代表的帝国的传播观念重在“走出去”从而扩大信息到达的范围，空间则意味着帝国的兴起、扩张，质地较轻、容易运送的媒介，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它有助于帝国的扩张。该理论初步显示出媒介的特性对国家、社会发展的意义[1]。
3 信息技术维度：“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影视国际传播的技术条件分析
3.1 信息技术对影视创作方式的影响
计算机技术和数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在影视业表现为灵活的拍摄的技术以及精致的后期效果制作上。后期制作技术的不断进步无疑提高了影视内容的质量。
首先更多的文化元素能够通过技术更精确体现在荧幕上。中国影视题材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播中最受欢迎的是古装剧，古装剧的表达上除了剧本本身的功力，还需要依赖场景以及特效，绿幕技术的发展使得古装剧的场景呈现更具真实性，也减少了拍摄过程中场景布置的难度，在传播过程中真实的古代场景也能让受众更有代入感，以此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其次是剧情需要能在技术的支持下表现得更加贴切。中国古装剧中的仙侠剧也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好评，后期特效技术的发展为优秀仙侠剧的创作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各种“绝世武功”、“技能”的呈现都依赖后期特效技术，2017 年热播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在越南热播，其中的玄幻技术的展现功不可没。
最后影视题材的多样性和展现方式也受到了技术发展的影响。影视技术的不断革新其中一个目的是为了让影视画面无限接近现实世界或者剧情世界，绿幕技术的发明为多样化的影视世界的打造提供了更多的可能，3D 电影技术的出现给观众打开了一扇更真实的窗户去观看影视，让特效更好地融入到影片中，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
5 社会行为维度：“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影视国际传播的矛盾
5.1 “范式来源”——影视传播政策矛盾
5.1.1 沿线国家参与弱与国际合作之间的矛盾
一直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影视领域开展了广泛合作，也与沿线部分国家签订了合拍协议，但是仅仅在影视项目开始阶段的合作是远远不够的，影视的国际合作可以是合作拍摄、合作发行、合作推广，目前从国家层面上推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往往还集中在第一层合作拍摄上，而这也源于影视国际合作的出发点在“外宣”而不是“盈利”。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影视国际传播的推动主力是政府，而从政府角度去考虑，影视国际传播的主导理念是“外宣”，是塑造中国国际形象。基于这种政府宣传需求，目前多数的影视国际传播缺乏市场动力，而与之相比沿线国家发展影视产业的动力则是推动经济发展，因此两者的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冲突，难以建立深层次的合作关系。
国际合作不足的矛盾还来源于沿线国家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发展失衡，部分国家之间还存在敏感的利益纷争，加上宗教文化以及价值观的冲突，使得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缺乏稳定的信任基础，这就导致了无法有效进行国际合作。
与沿线国家的国际合作参与不足还体现在传播主体国际参与不足上，正如前文所提出的目前中国影视在沿线的传播推动主力是政府机构，形成了以政府部门为主导、以本国影视机构为主体的传播主体组合。但是在与沿线国家的影视合作中，传播对象国的参与却远远不足，这与沿线国家的影视产业基础薄弱有一定的关系。
5.2 “易接近性”——影视传播渠道矛盾
5.2.1 渠道建设不足与传播范围之间的矛盾
中国影视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致力于成为一个影视大国。国内影视业的快速发展已经正在向这一目标靠近，中国已经成为电影和电视剧生产大国，但是在影视海外的传播中，我们离这一目标还有很远，中国影视在国际影视文化生产和传播的格局中目前还处于弱势地位，其中一大原因就是没有在传播对象国建立完备的海外分支机构，导致缺乏系统性的影视发行和营销体系，与影视文化发达国家在全球的多部剧分部和营销平台有着较大的差距。这就构成了传播渠道建设不足与我们想要达到的传播效果之间的矛盾[31]。
中国影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播渠道狭窄是阻碍中国影视海外传播的主要原因，问题主要在于传播渠道的结构较为单一，在海外的传播主要依赖国家渠道，例如通过广电总局安排的走出去活动以及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官方出口渠道，再加之对新媒体渠道的利用度不够，线上线下的渠道没有形成联动，无法达到最优的传播效果。而从传播渠道的影响力上来看，中国影视的海外输出还是多以文化交流为目的，尚未进入沿线国家的主流商业渠道，商业影响力还有限。
海外发行销售渠道建设相对落后一直是中国影视海外输出的短板。尽管中国的影视生产数量在国际上名列前茅，但是长期以来养成的影视市场开拓意识薄弱，导致成功走出去的影视作品都是以文化交流为主要目的，尤其是在沿线国家传播渠道有限的前提下，影视作品的商业化传播较弱。新兴技术的发展拓展了影视传播渠道，但是沿线国家的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新媒体尚不完善，这一渠道的海外传播也处于待开发状态。但就当前这几种方法来说，中国电视剧国际传播渠道局限性较多，无法形成全面的渠道体系，因此效果不尽如人意。
7 结语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影视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崭新的机遇，也为中国文化输出带来了新的路径，更是为中国影视的国际传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传播坏境，新的政策环境、新的传播对象国、多样化的传播渠道、复杂的传播基础以及未知的传播影响等构成了中国影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播生态。本文借助阿什德的传播生态学理论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影视国际传播生态进行了研究分析。从信息技术、传播范式、社会行为的维度进行整个传播生态的研究，其中传播范式维度因为对信息技术有着决定作用，又对社会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借助传播范围维度分析的 5 个角度（政策、媒介易接近性、影视传播质量、受众兴趣、影视传播内容）对影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播范式进行分析。在社会行为维度也借助以上 5 个角度分析中国影视传播的矛盾，最后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为了更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甚至拓展到全球范围内容的影视传播中占领高地，改善影视传播生态，我们应该全方位对影视国际传播生态进行改进，从顶层涉及开始到内容制作传播，完善影视国际传播政策并扩大与沿线国家在影视方面的合作并落实合作，拓展影视传播渠道，提升影视传播质量，降低影视跨文化传播的“文化折扣”，并在内容创作中深入挖掘多样题材和普适题材。在政策角度要落实顶层设计，通过扩大与沿线国家的合作范围和完善政策体系来完成；在渠道角度腰创新传播渠道，通过创新传播机制和拓展推广策略的方式；在影视质量角度要提升影视质量，通过平衡视觉表达与巧用影视技术的方式；在影视跨文化传播角度要降低文化折扣，通过寻求共性文化和创新译制思维的方式；在影视内容创作角度要深耕内容创作，通过普适内容创作和多样题材创作的方式。只有如此，影视的国际传播才能真正承担起传播中华文化的伟大历史任务。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