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论文哪里有？笔者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中沙人文交流范围扩大、层次提高。其中，媒体交流日益加深、文化交流成果丰富、教育交流最为活跃，而旅游交流成为新亮点。在此基础上，中沙人文交流还拓展至智库交流、医疗卫生以及人力资源培训等领域。人文交流主体也日渐多元化，“政府引领、民间参与”的人文交流格局基本形成。“一带一路”倡议下，人文交流不再附属于两国的政治交往和经济合作，而是与二者共同组成了中沙关系的三大支柱。
第一章 中国与沙特人文交流的历史概述
第一节 中国与沙特的人文交流古已有之
一、汉代中沙人文交流萌芽初现
公元前 138 年和 119 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拉开了中国与阿拉伯地区人文交流的序幕。据中国史料《汉书》的记载，张骞凿空西域之后，汉朝与西域的互动日益增多，朝廷频繁派遣张骞、班超、甘英等人出使西域。在这种频繁的交流活动中，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国家也有了初步的交流。据史料记载，汉朝使节曾抵达阿拉伯地区：“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犛軒、条支、身毒国①。”条支（也称作条枝）是古代中国引用波斯人对阿拉伯人的称谓。《汉书》当中记载的汉朝使节到达条支国，是有关中国与阿拉伯地区往来的最早记载。
公元 94 年，班超击破焉耆，“于是五十国悉纳质內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滨，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②。”班超平定西域后，包括阿拉伯在内的五十多个国家都前来汉朝都城进贡物品。
二、唐宋时期人文交流继续发展
唐朝是古代中国最兴盛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阿拉伯帝国也达到了历史发展的黄金时期，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阿巴斯王朝国力雄厚。唐王朝的兴盛和阿巴斯王朝的扩张助长了双方进行交流与沟通的意愿，而统治阶层的开阔视野和政府开放的对外政策成为中阿人文交流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据《旧唐书》记载：“永徽二年，大食国始遣使朝献①。”这是中国史料上关于中阿官方交往的最早记载。在阿拉伯文献中同样对这一时期中沙之间的交往有所记载，巴克利在《疑难国名地名辞典》中记载：“加尔是位于麦地那附近海岸的一个村落，来自埃及、哈白什、巴林和中国的船只在这里停靠②。”唐朝时期，中阿官方的互动十分频繁，有学者统计，从 651 年至 798 年，阿拉伯遣唐使达 40 次③。中阿官方的密切往来推动了民间的人文交流。唐代时，大量阿拉伯人沿着丝绸之路到达中国，国都长安以及沿海城市居住着大量的阿拉伯人。伊斯兰教正是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并随着官方和民间交往的不断深入在中国各地传播开来。唐朝末期的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中阿文明交往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安史之乱标着着唐王朝由盛转衰，西域陷入动乱，陆上丝绸之路受阻，而后陷入没落。
第三章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与沙特开展人文交流的困难和障碍
第一节 难以避免的外部干涉
一、国际社会的话语干扰
中国的迅速崛起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质疑与不安。国际社会中的传统大国担心中国实力的不断提升会削弱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基于传统的“强国必霸权”的思维模式，国际社会中的部分国家认为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真正目的是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以谋求地区霸权。由于种种因素，西方国家从未停止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贬低和抹黑。
当今世界的媒体发展处于一种极度不平衡的状态，西方媒体的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处于绝对优势状态，西方的主流观念也借助其媒体宣传力渗透到世界各个国家之间。世界上 90%以上的信息的来源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媒体，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媒体只是信息中转站。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体系下，中国和沙特都处于话语劣势地位。经过西方传媒的有意扭曲与夸大渲染，中国的形象被刻意抹黑，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被歪曲解读。沙特同样也面临着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一些西方媒体将伊斯兰教、阿拉伯国家与恐怖主义相关联，不少中国民众在西方媒体的误导下产生了对伊斯兰宗教和文化的恐惧和偏见。
虽然沙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价是较为积极正面的，但在“西强东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下，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曲解和刻意抹黑，可能会引导沙特各个阶层的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产生错误的认知，进而对中沙开展正常的人文交流产生消极的态度。
第四章 改善中国与沙特人文交流的对策与建议
第一节 丰富人文交流的主体及实施模式
一、丰富人文交流主体
在人文交流初期，需要发挥政府的引领作用，但在人文交流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政府应该转为幕后，降低政府在人文交流中，特别是在具体项目实施中的参与度，同时鼓励多元的主体参与到人文交流中。
政府要加强对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等人文交流资源的培植与引导，并提供有效平台和宽广渠道。与官方机构相比，非政府行为体的政治敏感度较低、人文交流实施形式更加灵活。对那些在相关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具备对外交流能力且运作成熟的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等，可以承担一些人文交流项目，采取政府出资，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运营管理的模式。
进一步提升高校、智库在人文交流中的作用。一是加强人才培养，人才是“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沙人文交流的重要支撑，随着中沙人文交流及其他领域的合作持续发展和不断深入，对参与“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的人才数量和质量要求也不断提高，高校要着力培养既了解中国政策、中国国情，又精通阿拉伯语、熟悉沙特社会和文化的高端型人才。二是中沙可以探索合作办学模式，为“一带一路”政治合作、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培养对口人才，尽快弥补中沙合作的人才缺口。三是要加强沙特的国别研究。虽然中国的阿拉伯语教学已经有 80 多年的历史，但缺乏对包括沙特在内的阿拉伯国家的国情、社会研究。以南京理工大学沙特研究中心为沙特的国别研究基地，与中国及沙特的高校、智库和学者开展合作研究，为中沙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撑。
第二节 提升人文交流的质量和水平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沙人文交流的规模和层次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中沙在继续拓展人文交流的领域和渠道的同时，要注重提升人文交流的质量。
一、注重人文交流的传播内容
第一，深挖古丝绸之路的人文内涵。“一带一路”是对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继承和发扬，两条丝绸之路承载了中沙之间延续千年的友好情谊，对古代两条丝路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的深度挖掘，可以为中沙人文交流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
第二，寻求中沙人文交流的契合点。中沙应当加强沟通与交流，选择符合共同价值取向和共同需求的内容作为中沙人文交流的重点。比如 9.11 事件后，恐怖主义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是中沙共同关注的问题。在这方面，可以进一步提升宗教在中沙人文交流中的作用，1955 年万隆会议上宗教交流为中沙之间的人文交流打开了大门，成为中沙建交以前最重要的人文交流途径，随着中沙之间各个领域人文交流的全面发展，宗教交流的比重有所下降。当前，“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着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宗教交流可以在中沙人文交流中有更加积极的作为，加强宗教交流可以有效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蔓延之势，同时也可以帮助中国民众树立对伊斯兰教的正确观念，消除将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相关联的错误观念。在具体项目的策划上，中沙双方也要加强沟通与协调，项目的设立要尊重双方的共同意愿，符合双方的共同需求，避免人文交流的单向传播。
结语
中国与沙特之间的友好往来可以追溯到 2000 多年前。虽然古代中沙之间的人文交流活动属于政治、贸易往来等带来的无意识人文交流，但这些人文交流活动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沙人文交流提供了历史依据和示范。新中国成立后，中沙人文交流历经冰冻期、探索期、停滞期、和恢复期四个阶段，由于意识形态的矛盾和两国政治上的分歧给中沙人文交流带来了巨大的障碍，中沙在官方层面的人文交流几乎没有互动，以朝觐为核心的宗教交流在这一时期发挥了先导性的作用。中沙建立外交关系后，两国的人文交流有了跳跃式的发展，中沙人文交流从最初的宗教领域拓展到文化、教育、民间交流等领域，这一阶段的人文交流主要是为两国间的政治、经济合作服务。中沙友协和中阿合作论坛的成立标志着中沙人文交流机制初步形成。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中沙人文交流范围扩大、层次提高。其中，媒体交流日益加深、文化交流成果丰富、教育交流最为活跃，而旅游交流成为新亮点。在此基础上，中沙人文交流还拓展至智库交流、医疗卫生以及人力资源培训等领域。人文交流主体也日渐多元化，“政府引领、民间参与”的人文交流格局基本形成。“一带一路”倡议下，人文交流不再附属于两国的政治交往和经济合作，而是与二者共同组成了中沙关系的三大支柱。
但与此同时，中沙人文交流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首先是西方话语干扰、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因素、中沙民众对彼此的认知偏差等外部因素给中沙之间的人文交流带来了负面影响。其次，中沙人文交流过程中，政府发挥了主要作用，两国人文交流的单向性明显，不利于中沙人文交流的持续发展。再次，中沙人文交流的机制建设尚不完善，缺乏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对“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人文交流进行规划、协调各人文交流参与部门和机构的工作，也缺乏评估机制对中沙人文交流的效果进行评估。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