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二、研究综述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1.注重近现代中国科学观念的演变过程和具体形态的研究
大多数研究者都是从西方科学传入封闭的中国，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冲击后进行回应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科学价值观的历史演变，认为中国社会对科学的态度经历了排斥、表层吸收、深入主流价值观念的一个过程。国内学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为：一是探讨近现代中国科学价值观的演变。段治文认为近代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经历了三种形态：“器物科学观”和“方法论科学观”，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把科学视为自然界和社会的普遍规律，并用以改造传统文化，形成启蒙科学观。”①王骏指出从鸦片战争到 20 世纪 90 年代，百年来中国社会对科学的认识理解经历了从科学的器物（技术）层次到科学的制度（社会）层次再到科学的思想（文化）层次的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②。董光璧认为传教士的科学输入、洋务运动的技术引进和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精神启蒙是中国传统科学向近代科学转变的三部曲③。二是从社会功能考察近代早期科学价值观的演变。杨国荣指出“技进于道”是中国人科学价值观演变的总体轨迹。早期中国人关注西方的“技”和“器”，并且把两者混为一谈。之后，西方科学技术被纳入“学”的领域。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观念在经过一个泛化过程后，已开始由技(具体的经验知识)提升为道(普遍的世界观或价值一信仰体系)。”①葛兆光先生认为西方的新知只局限在“器”和“用”的范围，作为技术性的学问而存在，如果“用”一旦影响到“道”的存在依据，就会产生冲突。②但这种新知不断进入中国并开始缓慢地渗透到中国知识系统中。屈玉坤认为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经历了强兵御侮的手段、富强之术和政教之基三个发展阶段。吴海江则指出五四时期确立了中国现代功利主义科学价值观。彭国兴认为 1923——1949 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主要包括了三种科学价值观：即以西方近代科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观，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为代表的社会科学观和以新儒家哲学为代表的人文科学观。
大多数研究者都是从西方科学传入封闭的中国，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冲击后进行回应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科学价值观的历史演变，认为中国社会对科学的态度经历了排斥、表层吸收、深入主流价值观念的一个过程。国内学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为：一是探讨近现代中国科学价值观的演变。段治文认为近代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经历了三种形态：“器物科学观”和“方法论科学观”，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把科学视为自然界和社会的普遍规律，并用以改造传统文化，形成启蒙科学观。”①王骏指出从鸦片战争到 20 世纪 90 年代，百年来中国社会对科学的认识理解经历了从科学的器物（技术）层次到科学的制度（社会）层次再到科学的思想（文化）层次的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②。董光璧认为传教士的科学输入、洋务运动的技术引进和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精神启蒙是中国传统科学向近代科学转变的三部曲③。二是从社会功能考察近代早期科学价值观的演变。杨国荣指出“技进于道”是中国人科学价值观演变的总体轨迹。早期中国人关注西方的“技”和“器”，并且把两者混为一谈。之后，西方科学技术被纳入“学”的领域。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观念在经过一个泛化过程后，已开始由技(具体的经验知识)提升为道(普遍的世界观或价值一信仰体系)。”①葛兆光先生认为西方的新知只局限在“器”和“用”的范围，作为技术性的学问而存在，如果“用”一旦影响到“道”的存在依据，就会产生冲突。②但这种新知不断进入中国并开始缓慢地渗透到中国知识系统中。屈玉坤认为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经历了强兵御侮的手段、富强之术和政教之基三个发展阶段。吴海江则指出五四时期确立了中国现代功利主义科学价值观。彭国兴认为 1923——1949 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主要包括了三种科学价值观：即以西方近代科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观，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为代表的社会科学观和以新儒家哲学为代表的人文科学观。
目录
第 2 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一、文化科学价值观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的运动。在这场运动过程中，他们试图将侧重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器物科学价值观转为侧重政治创新的制度科学价值观，并进一步实现向新的科学价值观范式的转向。这种转向的结果并不是要使这几种科学价值观截然分离，也不是仅仅保持其中的某一种科学价值观，而是要实现主流科学价值观的改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的认识水平以及社会需求不同，人们对科学的地位、作用和功能的关注重点就有所不同，因此科学价值观范式就会有所变化。
从以林则徐和魏源为代表的第一批近代知识分子到以严复和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经历了从器与技到制度的转化过程，但其中所侧重的都是把科学视为一种直接的实现救亡图存、兴族强国的工具或手段。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逐渐成为了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念，成为了新文化的核心观念。也就像胡适说到的：“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①由此可见，中国人的思维视野和思维方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改变，新的文化价值得以确立，科学的权威在文化心理层面得以树立。
正如以上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一方面指的是自然科学，另一方面指的是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倡导科学的目的，在于主张用积极进取的科学精神来改造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陈旧观念，并以科学为基础进行新文化建设。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精神旨在弘扬理性精神和实证精神。陈独秀明确指出：“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也。”①可见，他是把科学理解为主观理性对客观对象的反映，并认为两者是辩证统一的。他所讲的“客观”体现的是实证精神，“主观”则体现了理性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将科学精神理解为尊重证据与理性，强调以科学证明真理，丁文江说：“科学的目的是要屏除个人主观的成见，——人生观最大的障碍——求人人所能共认的真理。”②“一切求证实”和“遵从理性”，坚持“拿证据来”，主张“相信真理比相信孔子和耶稣更好”，其实质是要求中国人把关注点从传统的六经转向现实世界，把主体理性从圣训中解脱出来，而这一切都要以科学为衡量标准。“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③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独秀写道：“我们要改去从前的错误，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④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成为判断一切的价值标准，科学成了一切文化评价的标准，科学从知识形态转变为价值形态，并成为一种涵盖性极广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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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轨迹和内在逻辑
一、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特点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新中国建立前这段时期，由于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中国人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学价值观，并在这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特点。
（一）始终与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探索紧密相联
在救亡图存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期望下，这个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始终与中国人对国家救亡图存道路的探索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中国人科学价值观演变的最大特点。无论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科学价值观、制度科学价值观，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自然科学家的科学价值观、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价值观、新儒家的科学价值观，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变轨迹就是中国人以“科学”作为利器探索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走向民族复兴道路的过程。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这段历史时期，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科学是带着救亡图存的殷切期望，并把科学作为救亡图存的工具。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惊醒了中国人，他们开始了奋发自救的洋务运动。中国人通过留学教育、新式教育、西方制造技术引进、西书翻译出版和新式工业企业等多种形式、渠道开始广泛地接触西方科学，对 “器”的层面有着深刻的认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是这种认识的概括。随后，甲午战争的惨败打破了洋务运动技术救国的想法。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对西方科学认识的加深，中国人不再从技术层面上寻求中西方差异的局限，而是积极地寻求技术背后的科学学理和科学方法。康有为强调了西方强盛的原因在于“穷理劝学”，并把科学方法上升到价值意义的层面。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通过“科玄论战”，科学以启蒙的姿态获得了尊荣，也是因为救亡图存的价值需求。
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
第 5 章 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立场和当代启示
一、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一）坚定人民立场是科学价值观发展进步的必然选择
历史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实践的主体。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价值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为人民的立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把为人民谋解放、谋幸福作为初心。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价值观主张科学价值在于造福中国人民，保证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得到实现，其目的是为了全国人民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获得自由与解放。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近代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挽救民族国家危亡，要实现这一目标仅仅依靠科学是不行的，必须首先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新中国，解放中国人民，中国才能走向独立、富强和民主的道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科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成为为人民谋幸福的手段，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是资本家剥削与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与手段。同时，马克思主义者把科学与人民的需求、国家的发展需要紧密结合起来，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从而保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中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深化对人民性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价值观通过教育普及，转化为中国人民的科学价值观，并以制度推行的形式将之付诸实践，成为了千千万万人的行动，推动了科学本身以及社会的持续进步与发展。
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极度不平衡和不协调，出于对民族危机的不同理解，不同阶级和阶层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截然不同，所以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有所不同。这就表现为不同科学价值观的分歧与论争，其中尤以科学派、唯物史观派和新儒家三派之间的争锋最为激烈，形成了纵横交错、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国在抗日战争胜利后面临着两种命运的抉择：是走向光明还是走向黑暗？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人民立场，坚持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建设独立自主与富强的新中国，将中国引向光明。而国民党政府坚持独裁与内战的方针，想继续维护腐败的统治，要将中国引向黑暗。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幻想建立一个介于“资本与共产两主义之中间”的民主共和国，走第三条道路。中国复杂的社会状况，不同政权的存在形势，这样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中国人科学价值观非线性的、多样性的演变发展。这个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是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尽管复杂曲折，但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人民性，充分发挥了人民的主观能动性，最终走向了进步，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