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1.3 研究现状
对于 1950~1955 年我国科学界出现的“唯心主义”批判运动,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展开与深入,正如周雁翎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这方面的研究“仍然面临着困境”,“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热潮”。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国内的“科学批判”,特别是其中的“唯心主义”批判所面临的九点研究“困境”——诸如“理论深度不够”、“方法陈旧”等等,并就如何深化这方面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较早关注并开展相关研究的是已故科学史家李佩珊。她深入考察了苏联的李森科事件以及所谓“李森科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尤其翔实地介绍了李森科事件中对西方生物学和遗传学所开展的批判运动,对“李森科主义”传入中国后出现的一些生物学批判案例也有所涉及,由于当中很多事例皆为作者亲历,因而其内容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3在她之后,胡化凯教授及其学生勾文增博士在这方面的研究可谓用力甚勤。先是前者比较详细地梳理了建国初期对化学“共振论”的批判,4之后两人合作,对 1950~1970 年代间我国关于数学“唯心论”的批判进行了介绍与分析。5不久胡化凯教授编写了《20 世纪 50-70 年代中国科学批判资料选》,比较全面地收集整理了“20 世纪 50-70 年代”国内所发表的“唯心主义”批判文章。6而真正对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生物学、化学、数学等学科的“唯心主义”批判作较为全面分析的是勾文增的博士论文《1950 年代中国的科学批判》。他注意到建国初期的这种“唯心主义”批判是多学科性的,在概述了物理学、化学、数学等学科中的“唯心主义伪科学”批判后,用论文的主要篇幅对生物学中的米丘林学会作了重点介绍,并结合当时国内各类生物学文章“摩尔根基因学说”,对生物学中的“唯心主义”作了详细的整理。7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任玉凤教授及其学生李彤宇的《对建国初期科学批判问题的反思》。文章尽管以“科学批判问题的反思”为题,且注意到了这种批判是多方面、多学科性的,但主要还是“以生物遗传学批判为例”,以中国的米丘林学会为重点来分析生物学上的批判,其他学科的批判涉及较少。
国外目前对中国建国初期的这一段科学批判运动尚无专门的研究,但是对苏联 1930 年代期间的“唯心主义伪科学”批判研究具有相关性而可资参考。相关研究成果多出现于苏联解体之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斯大林主义的科学》(Stalinist Science)。该著作由俄罗斯科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所的研究员 Nikolai Krementsov 完成于 1997 年,主要介绍了斯大林执政时期所进行的对自然科学部门的各种科学批判,尤以生物学中的“孟德尔—摩尔根”理论批判最为具体。整本书资料详实,较为真实地还原了斯大林时期科学批判的图景。9 此外,Loren R.Graham 在 1993 年出版的著作《俄罗斯和苏联科学简史》第六章“斯大林思想体系与李森科事件”中,对斯大林执政时期发起的“唯心主义”批判作了介绍,尤其详细梳理了“遗传学中的李森科主义”的发展经过;在随后的第七章里,对物理学中的爱因斯坦相对论、量子力学批判也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10 而在由苏联学者鲁巴雪夫斯基(А.А.Рубщевский)编写,我国学者李芜筝翻译的《辩证唯物论是米丘林学说底哲学基础》一书中,作者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分析了米丘林——李森科生物学学说是如何用具体哲学理论战胜生物学中的“唯心主义”的,这也是诸多强调政治因素的研究中不多见的哲学分析视角。11另外,美籍学者胡大年在其《爱因斯坦在中国》一书中,也提及了 1950 年代中国公众表现出的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排斥态度,认为究其原因是由于当时开展的物理学批判。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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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苏联模式下的“唯心主义”科学批判
2.1 生物学批判
不管是在苏联还是中国,对生物学中“唯心主义”的科学批判都是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也最具代表性的。苏联的生物学“唯心主义”批判最早开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当时李森科作为苏联生物学批判运动的始作俑者,对米丘林学说作了“积极地”改造,标榜自己是“坚持并且创造性地发展唯物主义的米丘林学说”。49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米丘林50生前的实践经验和研究理论几乎与所谓的“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毫无关联,但是,经过李森科精心改造之后,“米丘林生物科学”51便戴上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光环,摇身一变成为苏联生物学的“最高标准”,并被用来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这样的“唯心主义伪科学”,并使得生物学中的“唯心主义”批判有了充分的依据。相比苏联,中国的情况则要复杂一些。
2.1.1 批判背景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有关生物学“唯心主义”批判就已经开始了。1948 年,乐天宇成立米丘林学说研究小组,通过专门性的学术组织来宣传以李森科为代表的米丘林学说,进而批判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说。经过一年的发展,乐天宇将研究小组扩大为中国米丘林学会,以期更多的科学工作者加入其中。在宣传上,《中国米丘林学会会刊》成为生物学批判最主要的报道刊物。这样,生物学界的科学批判便有了学术团体和刊物的支撑。1950 年初,米丘林学会召开年会,在闭幕仪式的致辞中,号召参会者们将“旧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在中国农业生产工作中扫除。”52同年 8 月,乐天宇在中国科学院的正式演讲中,也强调孟德尔—摩尔根的生物学是“用唯心论的哲学基础建立起来的”,“与唯物论生物科学相反。”53八月底,乐天宇在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嘲讽基因理论“不但任何人没有看见过,连摩尔根自己也没有看见过,他拿这种虚伪的基因来肯定生物遗传的性状”,其关于基因的理论都是“不真实的”、“不可掌控的”、“是一种幻想”,“幻想就是唯心论。”54而相比于基因,米丘林生物学致力于外部环境对植物生长性状的研究,是肉眼直观看得见的、长期观察能够得到的规律。就这样,乐天宇主要从哲学的视角批判了基因理论。此后的 1950 年 10 月 15 日,新一轮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的批判正式拉开了新中国科学批判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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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物理学批判
相较于生物学的“唯心主义”批判,建国初期的物理学“唯心主义”批判运动虽然没有建立大规模的学术团体,或以批判性的学术会议进行,但是也刊登了篇幅较多的相关文章。不少专业的学术类刊物和政治学习类刊物集中译介苏联物理学批判的文章,并通过对苏联物理学批判内容的不断学习,开展对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中的“唯心主义”内容的批判。
2.2.1 量子力学的批判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前,《科学通报》对这类文章的报道是几乎没有的,只在 1951 年第 12 期刊载了《论爱因斯坦的哲学观点》。全文批判爱因斯坦的著作、观点和理论等都是“唯心主义”、“马赫主义”的思想,认定爱因斯坦的“一切著作都深深地沉浸在唯心主义的确断中”。70从“思想改造运动”开始,《科学通报》对这类文章的报道开始大幅增加。1952 年,《科学通报》第 8 期刊登了包括《英美物理学的唯心论为宗教和反动势力服务》、《编者后记》等 6 篇文章,集中批判物理学中的“唯心主义”思想,其中的 4 篇都是对量子力学中“唯心主义”内容的批判,分别包括《‘哲学问题’编辑部关于 M.A.马尔科夫‘论物理知识的性质’一文讨论的总结》(以下简称“总结”)、《反对量子力学中的唯心主义》、《量子理论发展中的几个问题》、《批判对量子理论的唯心主义的理解》,4 篇文章全部译自苏联,都是苏联哲学家和物理学家在其科学批判中的产物。
《科学通报》中的“唯心主义”科学批判研究(1950—1955 年)
第 3 章 中国特色的“唯心主义”批判
3.1 胡适思想批判
3.1.1 批判背景
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早在解放前已小范围展开,这次建国后的再一次兴起被认为开端于毛泽东主席的一次讲话。1954 年 10 月,他在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写道,“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120到了 12 月,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便开始有序开展起来了。12 月 2 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会上发言说,“胡适在政治上虽已破产,……对胡适反动思想的真面目及其余毒作一总的清算,这是非常必要的”。会议决定要对包括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等九个方面作出批判。121与会者人数众多,包括了冯友兰、金岳霖、艾思奇、范文澜、胡绳等著名学者。经过这次会议,工作委员会对今后的工作明确了目标并将批判的内容细分,力图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做到全方位和细致化。至此,胡适派思想批判运动的号角全面奏响。及至次年 2 月初的短短几个月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月报》《科学通报》等报刊上发表的批判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文章已近 50 余篇,对胡适各种思想的抨击成为当时政治界与学术界的重要特征。
胡适作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为何要对他的思想进行批判呢?其原因在今天看来其实并不复杂。首先,在批判者眼里,胡适一直都扮演着旧社会各剥削阶级的代表者,作为反动统治者的“傀儡”,他一直在“毒害人民的文化事业,毒害人民的科学事业。”并且,胡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决反对者。122他是被当作代表蒋介石集团、英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来看待的,因此其思想也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吴徵镒在他的《对批判胡适派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一点体会》中也提到,胡适“集中表现了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腐朽没落的本质。通过对他的思想批判就可以逐步消除旧社会给我们的恶劣影响,提高我们的思想水平”。123同时,胡适的思想方法也被认定为是从英美资产阶级国家那里学来的,在当时政治背景下,两种社会阵营、两种社会制度针锋相对,胡适的思想方法也会毫不意外地被扣上“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对他的思想进行深入批判,能够纠正更多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的错误思想,更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制度的阵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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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结语
4.1科学、政治、哲学的互动样本
对于建国初期发生的这场“唯心主义”科学批判,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许多亲身经历过这段运动的学者曾先后发表文章进行评价和总结。以龚育之和范岱年两位先生为例,1981 年 2 月 15 日,龚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遵守党的决议和保障科学研究的自由》,文中他在回忆起这场批判运动时指出:“这种批判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早已确定批判目标,横直是要批它……。为了批判而去收集材料,……而是带着强烈偏见,看从哲学材料中可以寻找出、拼凑出怎样的供批判的靶子”,在看待这场运动的特征时,他强调说这种批判是“深文周纳”“断章取义”“随意引申”的;1562005 年,范先生在《唯科学主义在中国:历史的回顾与批判》一文中谈到这场批判运动时指出:“老实说,在当时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苏联先进科学的号召下,许多人(包括我自己)还看不出这类批判的问题。但在今天反思时,难道还看不出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唯科学主义的错误吗?!历史证明,这些批判对苏联和我国的生物科学和化学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危害”。157当对这场运动追溯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在不断审视和反思这场批判运动的同时,或许还需要运用更多元的视角去看待这场运动,毕竟它是在新中国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历史事件。
尽管不少学者都认为科学的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内在逻辑,但这种发展从来都没有、也不可能摆脱政治和哲学的影响。建国初期在我国科学进程中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政治上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靠拢,哲学上则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所主导,政治与哲学对科学的影响也因此被放大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政治上,科学被区分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相应地,社会主义阵营创造的科学才是先进的、理性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则是“落后的”、“反动的”;哲学上,科学则被划分为“唯物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内容才是“唯物主义”的,任何“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容则都被视为是“唯心主义”的。于是,哲学被视为科学研究的必要准备,唯物主义辩证法是自然科学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和唯一正确的哲学”;158同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已成为“自然科学家一个迫切的要求”,而“自然科学中出现的许多很尖锐而尚未解决的理论问题,需要哲学的帮助”,159哲学引导科学向前进步;科学家相互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成为当时重要的学术现象。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