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在职研究生论文摘要范文怎么写？论文是毕业前的一道难关，需要即将毕业的学生付出时间和精力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写出一篇合格的论文，顺利通过答辩才能毕业。本文为大家列举了5篇经济论文摘要，可以参考学习。
论文摘要模板范文模板一：龙口市建设用地规模扩张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度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区域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建设用地规模不断突破规划。粗放的利用方式使得社会经济发展增长状况呈现下降的趋势,增长速度明显减缓,在快速城镇化、工业化阶段,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建设用地的扩张由强依赖转变为弱依赖,建设用地规模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缺少同步性。研究建设用地规模扩张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协调度,为两系统健康持续发展寻找突破点,对于探索如何在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同时,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并为未来科学制定用地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以山东省龙口市为研究区域,基于7期遥感影像及社会经济数据,综合运用面向对象遥感影像提取、GIS空间分析、回归分析、多因素综合评价及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分析1985-2016年龙口市建设用地规模扩张特征,评价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构建建设用地规模扩张-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其演变特征,最后提出促进系统间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果如下:（1）建设用地规模扩张分析1985-2005年,建设用地面积共增加了13355.0689hm2,年均扩张面积达到667.7534hm2,年均扩张率为7.75%,2005-2016年,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2075.9736hm2,年均扩张面积达到207.5974hm2,年均扩张率为0.72%。建设用地规模扩张度整体呈现出反复“上升—下降”的阶段式上升趋势。上升阶段（1985-1990年、1995-2005年、2010-2016年）,建设用地规模扩张度增加值分别为0.2197、0.4328、0.1262,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6.19%、13.32%、4.40%,建设用地规模扩张度在各阶段表现为不同程度的上升,但年均增长幅度逐渐下降。下降阶段（1990-1995年、2005-2010年）建设用地规模扩张度分别降低了0.1662、0.1849,年均下降率为6.77%、4.88%。（2）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水平整体上呈上升趋势,1985-2000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值增加了0.1956,年均增长率为9.36%,2000-2016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略微上升,2000-2016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增加了0.4922,年均增长率为9.80%。社会发展指数持续增长,1985-2005年社会发展指数增加了0.6178,年均增长率为20.96%,增长幅度较大,2010年龙口市社会发展指数为0.7775,与2005年相比降低了0.0123,在2016年回升至0.8370。经济增长指数整体上呈上升趋势,1985-2000年经济增长指数共增加0.0893,2000-2016年经济增长指数增加了0.7913,年均增长率达到46.41%。生态环境指数浮动较大,呈现出“上升—下降—回升”趋势,1985-2000年增加了0.1677,年均增长率为2.07%。2000年龙口市生态环境指数达到最高值0.7090后,开始呈现出下降的态势,2010年达到最低值0.4455,降低了0.2635,年均下降率为3.72%。在2016年生态环境指数有所回升,上升到0.5110。（3）建设用地规模扩张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性评价除中小学在校人数、GDP增长率两个指标外,建设用地规模与社会经济发展各指标均呈现在0.01或0.05显著水平上显著相关。龙口市建设用地规模扩张与社会经济发展系统间耦合度值均保持在0.9以上,属于高水平耦合层次。社会经济发展与建设用地扩张协调发展度整体上呈上升趋势,1985、1990、1995年,系统间耦合协调度分值分别为0.4410、0.5598、0.5524,协调度相对较低。2000-2016年,耦合协调度分值增加0.2092,年均增长率达到2.10%,协调发展水平一直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综合分析系统间协调发展水平的变化趋势,提出促进系统间协调发展建议,包括加强城乡建设用地整治和管理,提高用地集约度;加强土地利用规划执行及修编,提高规划约束性和科学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提高单位用地效益;促进建设用地集约利用,优化两系统协调性等。
论文摘要模板范文模板二：城市社会—经济—环境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研究 ——以河南省为例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社会、经济、环境之间的矛盾凸显,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对环境造成的压力日益增大,经济的快速增长受到社会与环境滞后发展的明显约束,教育、医疗等社会问题成为地区间不协调、不平衡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在此背景下,可持续发展理念应运而生,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实施的重要战略及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强调社会、经济与环境相协调的发展,协调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只有在社会、经济与环境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河南省地处中原,是中部崛起计划的重要省份之一,2016年12月《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正式批复,河南省下设的十八座省辖市成为中原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键阶段平衡全省各市社会、经济及环境的关系,解决三者全面协调发展问题成为河南省各城市践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点内容,也成为推动中原城市群迅速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将社会、经济、环境作为城市发展的复合系统,通过城市社会—经济—环境复合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模型的构建对河南省十八座省辖市社会—经济—环境复合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从时间上看,2006-2015年间十八座城市社会—经济—环境复合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基本处于上升状态,由于各子系统发展速度不同造成城市间复合系统协调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从空间上看,全省以郑州市为中心,各城市协调发展水平呈现由中心向四周逐渐降低的趋势,西部地区城市明显高于东部地区,但发展差异随时间逐渐缩小。整体来看,河南省十八座城市中仅有少数城市的经济基础良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其余城市均存在经济子系统发展持续滞后的现象,经济子系统发展水平低下对各城市复合系统的协调发展影响最为显著。未来,想要提升河南省各城市社会—经济—环境复合系统协调发展水平,需因地制宜,根据城市发展现状选择差异化的对策,如面对经济发展、环境相对滞后的城市要树立循环经济理念,转变“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面对社会进步、生态平衡但经济相对滞后的城市,需优化产业结构,推进农业及工业的现代化进程;面对教育、医疗等社会问题凸显,社会与经济、环境发展不相适宜的城市,需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强民生工程建设,创建和谐社会。
论文摘要模板范文模板三：安徽省淮河流域水资源利用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淮河流域以淮河作为中心纽带,流域内的城市大多傍水而居,沿河分布,各个城市因为淮河而紧密联系在一起。流域内的城市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的快速扩张,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之间的不协调现象日益突出,如何正确处理淮河流域内经济增长和水资源利用之间的矛盾,以加快推动实现区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流域内各个城市实现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加快建设资源环境友好型社会所必然面临和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淮河流域安徽段处于淮河流域中游,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不高且地区空间差异较大,但其经济发展在安徽省占有重要地位,农业生产更是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随着安徽省淮河流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有序推进,水资源利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与此同时,经济发展过程中水资源的低效利用和过度消耗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经济增长和水资源利用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因此,对安徽省淮河流域水资源利用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对于理顺两者之间的关系、探索两者关系变化中的客观规律、实现区域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水资源高效可持续利用的“双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首先,本文收集和整体了国内外关于水资源利用和经济增长关系分析的现有文献,以经济增长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脱钩理论等相关理论作为指导,通过构建水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内在互动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明确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另外,从安徽省淮河流域整体和各个城市的水资源利用现状、经济发展现状以及水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发现安徽省淮河流域的经济发展在全省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区域水资源总量较于全省是相对匮乏的,其中农业用水和工业用水占有较大比重;此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虽然区域内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和万元GDP用水量都在不断减少,用水效率在不断改善,但是整体上的用水效率和安徽省乃至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差距较大。其次,基于安徽省淮河流域水资源利用和经济发展的现状,坚持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原则,本文对安徽省淮河流域水资源利用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分析水资源利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过程中,本文从水资源利用的“量”和“质”两个角度出发,一方面,通过建立静态面板回归与动态面板回归模型,从水资源利用“量”的方面对安徽省淮河流域水资源利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人均用水量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动态的均衡关系,人均用水量和经济增长之间表现为倒U型曲线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用水量也随之上升,当经济增长到一定的水平之后,人均用水量开始下降;另一方面,本文在对区域水资源利用效率测度的基础上构建Hansen门槛面板回归模型,从水资源利用“质”的角度对安徽省淮河流域水资源利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展开了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区域水资源利用效率在不断改善,但是整体效率水平较低,地区差异较大,水资源利用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双阶门槛,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改善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只是在不同的门槛区间的影响力度不同。接着,通过构建Tapio弹性模型,对安徽省淮河流域经济增长对水资源利用的依赖程度进行了脱钩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对水资源消耗的依赖性较强,区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需要依靠水资源投入的增加来推动。最后,在对安徽省淮河流域水资源利用的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分别从改进农业用水技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技术创新和发展水循环经济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对安徽省淮河流域正确处理水资源利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文摘要模板范文模板四：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经济发展质量时空演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国民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在我国经济总量高增长的背后,也蕴藏着诸多风险,如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结构不优、区域发展不平衡及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性障碍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并致使社会矛盾凸显、民生福利降低,这表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质量仍需提升。长江经济带是我国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打造的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是国家经济格局规划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撑作用最大的区域之一。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沿线分布的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三大城市群,对应东中西三大地带,对区域经济发展起着极核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因此,从不同视角和尺度研究三大城市群经济发展质量对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在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指导下,借鉴系统科学与空间计量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构建“理论分析—实证研究—对策分析”的研究框架。首先,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界定、测度方法、影响因素研究、实证研究等方面的已有成果,总结了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其次,通过界定经济发展质量、城市群等核心概念,结合发展经济学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城市竞争力理论等相关理论构建本文的理论基础;第三,运用综合评价法,从三大城市群、城市群地级及以上城市、城市群核心城市三个角度,揭示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经济发展质量的时空演变特征并进行对比分析;最后,在识别经济发展质量贡献因子与障碍因子的基础上,提出不同角度所对应的提升对策。论文主要结论包括:（1）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经济发展质量总体呈上升态势并且其演变特征差异明显。具体而言,经济发展质量由东部向中西部城市群递减;城市群经济发展质量的内部差异大于城市群之间的差异,内部差异表现为:长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而城市群之间的差异在研究期内逐渐降低。（2）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排名从核心区向边缘区呈“圈层状”逐渐降低。经济发展质量排名前列的城市主要为城市群核心及区域次中心,如南京、苏州、上海、无锡、武汉、长沙、绵阳、成都、南昌和杭州等城市;城市群边缘地带尤其是中西部城市群的达州、眉山、乐山、新余、资阳、宜昌、黄冈、广安、抚州、娄底等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排名靠后。具体而言,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质量排名前五的城市属于城市群核心城市,位于长江入海口、沿线及干支流交汇处等地区,排名靠后的城市位于浙南及苏浙沪三省市交界地带;长江中游城市群排名靠前的为地区省会城市及长株潭城市群城市,排名后五位的城市主要位于湘赣鄂三省中部;成渝城市群经济发展质量的空间分异呈“哑铃形”分形特征,排名靠前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两大核心城市成都、重庆及成都周边的绵阳、德阳两市,排名靠后的城市主要位于城市群东北、西南等边缘地带及核心城市的交界地带。（3）20002015年,三大城市群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可分为高质量、中高质量、中低质量、低质量四种类型。就各类型数量分布而言,呈现出中低质量型城市数量较大的“纺锤形”特征;从空间分布来看,高质量型城市主要位于城市群核心及临近核心的区域,中高质量型城市主要包括杭州、苏中南地区、中部的南昌及长株潭地区、西部的成德绵地区,中低质量型主要位于长江中游城市群中部和成渝城市群东部,低质量型城市主要分布于各城市群的边缘地区。（4）研究时段内,城市群各地级及以上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空间分布呈正相关性,各城市间的局域相关性也较显著。从全局自相关来看,经济发展质量水平一致的地区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明显的集聚特征,并且集聚程度在研究时段内总体表现为“先降—后升—再降”的变化趋势;就局域自相关分析而言,城市群各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由2000年的中低值空间集聚演变为2015年的中高值空间集聚,空间分布由明显的东中西梯度结构演变为由城市群核心至边缘的圈层结构,表明城市群间的差异逐渐缩小,而城市群内部差异逐渐凸显。（5）研究时段内,三大城市群8个核心城市经济发展质量逐渐上升,但城市间差距逐渐扩大。具体来说,南京市和上海市稳居前两名,重庆一直排名最后,武汉和成都市排名呈上升趋势,而杭州市排名下降较明显;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指数的地区差异最为明显,而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指数的地区差异较小。（6）经济发展质量影响因子识别结果显示,产业结构质量、资源环境质量和科技进步水平是城市群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主要贡献因子,科技进步水平和经济增长状况是主要的障碍因子。从三个分析角度来看,产业结构质量是长三角及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主要驱动力,成渝城市群主要受资源环境质量的影响;科技进步水平和产业结构质量对高质量及中高质量型城市影响较大,资源环境和产业结构质量对中低质量及低质量型城市影响显著;科技进步水平对城市群核心城市的影响较明显。
论文摘要模板范文模板五：金融发展视角下经济增长与国民福祉的门槛效应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中国的区域发展存在着非均衡现象,尤其是横跨东中西部的长江经济带其经济、金融和社会各方面发展差异明显。区域之间经济、金融发展的不平衡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而经济发展、金融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国民福祉水平。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与国民福祉具有重要的加速器作用,但区域贫富差距加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暴露出当前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存在内在缺陷,使整体国民福祉受到损失。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在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政策的指引下,如何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缩小贫富差距,实现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推动整体国民福祉水平提升成为一个重要命题。本文首先对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厘清了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国民福祉之间的作用机理,并对长江经济带经济、金融与国民福祉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得出三者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其次,通过构建国民福祉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出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国民福祉水平,得出长江经济带整体国民福祉水平呈“东高西低”的阶梯分布特征;然后,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及二者的相互作用对国民福祉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运用门槛回归模型,以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进一步分析了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与国民福祉的门槛效应。本文以金融发展为视角,研究了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与国民福祉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对国民福祉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不匹配阻碍了国民福祉水平的提升;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国民福祉之间存在三重门槛效应,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与国民福祉之间的影响呈“倒U型”曲线关系,即随着金融发展逐个跨越门槛值,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与国民福祉的作用效果呈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据此提出了促进整体经济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异;促进区域金融发展,实行差异化金融政策;促进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缓解“幸福悖论”等政策建议,从而更好地促进整体国民福祉水平提升,推动长江经济带全面均衡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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