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语言学论文，通过详实深入的研究，我们已经全面系统地呈现解读了赫曼斯翻译理论的三大体系，总结提炼了其翻译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特质，并形成了一下五点结论。第一，尽管他并不否认语言转换是翻译的要素之一，但他明显反对将语言转换和意义复制进行机械对应。他将言语行为的意义理解为受众个体基于特定知识、语境和动机对言者信息进行猜测建构的结果，将翻译视为一种在复杂语言文化和社会历史环境中由各参与主体共同施为的意义构造活动。赫曼斯的这种翻译本体观打破了以意义无损再现为核心理念的传统翻译观一统天下的单调局面，促进了翻译认识的多元化。它也促成了赫曼斯迥异于传统的翻译研究本体论。在翻译概念和功能的历史化认识下，赫曼斯将翻译研究特别是描述和理论研究的内容定位为探索翻译的社会文化功能，考察影响翻译活动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打破了应用翻译研究观主导翻译研究领域的局面。其翻译和翻译研究本体观启发我们要努力摆脱传统单一翻译和翻译研究观念的束缚，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多角度丰富对翻译性质的认识，拓展翻译研究的维度和视野。赫曼斯的翻译理论大都属于中观和宏观范畴，总体而言较为抽象，给研读者深入把握其内涵增加了难度。此外，无论就自然还是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普遍情况而言，这些针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往往是冷门，不但从事者不多，而且也难于博得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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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从文献综述来看，当前中西译学界对于赫曼斯翻译理论的研究呈现以下几方面问题：研究成果数量极少；研究缺乏整体和系统性；对关键理论概念缺乏深入分析阐释且不乏误读。首先，前述文献已经涵盖了几乎所有现有中英文献资源，其数量之少与赫曼斯的学术地位形成极大反差。究其主要原因在于赫曼斯的研究以纯理论建构为主，多涉及学科基础理论和元理论的思考。这类研究与应用翻译研究距离甚远，即便与当下普遍以关注翻译社会功能为特征，以案例分析为主要形式的描述翻译研究模式也存在较大差异。其次，现有研究文献中虽不乏对赫曼斯理论思想零散的真知灼见，但仍缺乏专题学术研究所需的深刻和系统性。即便是成章节述评也往往局限于其理论体系的一两个方面，无法窥探其理论全貌，更无从洞察其各理论要素间的联系。例如，赫曼斯的翻译规范理论提出的着眼点和目的是什么，它与其翻译社会系统论之间是什么关系等这类深层和体系性问题在现有研究成果中罕有涉及。再次，现有研究文献对赫曼斯理论的解读和批评中还存在各种曲解和谬误。部分学者对其翻译社会系统论的解读体现尤为明显。他们认为这种晦涩且具有后人文主义特征的理论缺乏对真实译者和具体翻译实践的关照和指导，只能沦为抽象的理论思辨活动，于翻译研究无补。以上观点无疑具有片面性，一方面是这些学者本身对于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言其研究对象和内涵到底是什么并没有清楚认识，另一方面他们对赫曼斯理论思想的解读和批判存在断章取义的问题，缺乏整体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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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赫曼斯翻译理论形成的背景
第一节“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
毫无疑问，这些理论超越了西方历史上“直译”和“意译”论，从研究方法上极大推动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但就对翻译的根本认识而言，语言学派的原作中心意识并未逾越传统观念。这种意识中起决定性的思维模式就是对“普遍性（或称同一性）的追求”，并强调“普遍性要优于差异性，一元要统一多元，理性高于感性，差异性因而被忽略”。①它为原文设定了某种可供追寻的终极内在意义，也将翻译理论的目的设定为寻找等值再现原文意义的方法。从方法上来看，这些理论常通过对语言结构的抽象解析，运用形式逻辑和对比研究的方法来发现语言间的结构共性，由此证明语言间的可译性和推导语际转换的规则。它们往往以原文的词、词组、句子和篇章为研究单位，以自然科学研究的原子论模式将原文分解为最便于目的语传译的语言单位，力图精准再现原文的意义。不过正如勒菲弗尔所言，“翻译并非于真空中展开。”②翻译以语言的转换为载体，但又绝非是单纯的语言符码的转换和意义的对等复制。翻译做为一项人类交际活动，包含了更多的历史、社会和文化因素。追求双语文本的等值并非是所有译者的唯一追求。而将原文奉为圭臬，则为译者乃至翻译设定了一个不可触及也无法完美实现的高标。这种理想标准既缺乏准确的排他性定义又往往成为批评和贬低译者劳动成果的模糊标准。它往往使翻译研究陷入规定性思维模式，不断追问一些徒劳无功的本质主义问题：如何界定翻译？翻译是否真的可能？这种思维模式也迫使翻译研究被局限在应用研究的狭小范围之内。
第二节“翻译研究学派”的翻译理论
二战后，随着欧洲列强原殖民地相继宣布独立以及文化研究在欧洲的兴起，关于后殖民主义的政治和文学问题成为热门议题，相关的理论探索蓬勃发展。其影响之深远几乎波及了西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而几乎于同时期开始迅速发展的翻译研究领域自然也注意到了这种理论研究的最新动向。特别在经历“文化转向”的期间，一些翻译研究界的领军学者更为有意识地将上述议题纳入到了讨论范围。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在1990年编撰的《翻译、历史和文化》的文集中就纳入了探讨后殖民主义和翻译关系的文章。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后殖民主义问题研究者意识到翻译在殖民宰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上述研究领域成果的融汇促使了的“后殖民”翻译研究及其理论的诞生。“文化转向”中，后殖民文学特别是其中的翻译文学或者说其中的翻译元素成为了翻译研究与“后殖民”研究的交集。这些形式的文学多由后殖民时期国家的一些作家用原殖民者语言书写而成，并常常经由翻译过程或者加入翻译要素体现出对殖民主义问题的深入思考。它们深刻反映作者或者译者对跨语际的种族、文化、权力、意识形态和身份建构等一系列问题的观点。后殖民文学研究与翻译研究的交叉既拓展了文学批评的视野也拓宽了翻译研究的思路，同时这样的研究也使得两方面的学者越来越认识到二者间交织共生的密切关系。
第三章赫曼斯的翻译规范理论体系............................................................................55
第一节社会学的“规范”概念.............................................................................56
第二节翻译规范理论的发展.................................................................................58
第三节赫曼斯的翻译规范理论体系.....................................................................63
第四节赫曼斯翻译规范理论体系评价.................................................................87
第四章赫曼斯的翻译社会系统理论体系....................................................................91
第一节翻译文学研究的系统论思想.....................................................................92
第二节社会学系统观在翻译研究里的应用.........................................................97
第三节赫曼斯的翻译社会系统理论体系...........................................................103
第五章赫曼斯翻译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120
第一节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与翻译研究...........................................................120
第二节赫曼斯翻译研究的后现代性...................................................................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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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赫曼斯翻译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第一节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与翻译研究
反基础主义者还针对基础主义者将复杂还原成简单的方法论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事物的复杂性、多重性和多样性才是其本来面目。他们批评基础主义的还原论都隐含着某种极权和等级性，提出了本体论上的平等概念，要求摒弃一切歧视与偏见，接受一切有区别的事物，接受一切差异。从这一立场出发反基础主义者共同倡导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的束缚，促进不同文化间的认识和融合。当然，反基质主义也存在和去中心思潮同样的悖论，即它们在摧毁原有基础的同时，实质又建立另一种基础。它们用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维方式看待基础主义的同时自身也堕入了某种绝对性，而且存在将追求真理、客观和追求绝对混同的概念错误。经由以上几章，我们已经探查分析了赫曼斯翻译理论研究三个方面的主要建树及其体系性，不过仍有两个问题尚需探讨，即赫曼斯翻译理论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具有何种特点，又能带给我们何种启示。从主张以历史、功能为导向的描述翻译研究到提出翻译是某种程度的操纵；从对翻译等值理论的批判、消解到挖掘翻译规范隐含的价值、权力关系；从对兼具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特征的多元系统论的批评到基于建构主义立场创建翻译社会系统理论；从批判客观描述主义到主张自我反思性的丰厚翻译研究方法，赫曼斯这一系列的理论创见都贯穿着一种具有后现代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质。而上述认识和方法论立场的形成又与其历史和功能化的翻译和翻译研究本体论密切相关。我们在前述章节中曾多次论及其了赫曼斯关于翻译和翻译研究的本体观，并将其核心特征总结为具有反基质主义性。
第二节赫曼斯翻译研究的后现代性
赫曼斯曾明确指出他并不在乎别人将其翻译理论界定为是后现代或前现代还是超现代的，但一些学者认为其研究是颇具后现代立场的。朱志瑜就指出赫曼斯对规范问题中社会权力关系的关注，对描述翻译研究客观性的怀疑和对语义不定性的强调都反应了其“强烈的后现代意识”①。切斯特曼认为赫曼斯批判等值概念时所诉诸的“译者功能”概念明显是后现代性的。皮姆则将赫曼斯的反思批判理论视为“后现代之流”②的见解。③而蔡新乐认为赫曼斯充满后现代色彩的丰厚翻译思想既无他者支持，又无价值支撑，也不具备历史沉淀的支撑，因而既不厚也不重，体现的是一种后现代的反理论情调。①他还批评赫曼斯关于翻译研究是翻译翻译的论断只是“昔不至今，人不及我”的延异思想，毫无价值意义。②针对上述观点，接下来我们需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赫曼斯的翻译理论具有后现代性吗？如果是，它又有哪些特征？它是如何贯穿于其整个翻译理论研究体系的？它对当代翻译研究的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们将分别从认识论和研究方法两个维度，以一种二阶观察的方式尝试分析和回答这些问题。其颇具后现代性的本体观恰恰也促进了其具有后现代性倾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形成，而后两者的体系化又支持和强化了其本体观，三者间形成了以下图示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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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这类认识论体现出明显的还原和化约倾向，既强调人类语言底层结构的普世性，相信某种深层语义的存在，更坚信依据一定规则可以找到深层结构和还原深层语义用以支持翻译实践。赫曼斯翻译研究认识论的积极意义恰好在于弥补了上述认识的不足。基于对翻译本质的历史化认识，其理论思想体现出突破简单还原和化约思维的认识论价值。他不但强调理论产生的建构性和历史偶然性，也强调理论作为研究工具的主观引导性。在其意向中的翻译理论建构不应以追求过度泛化的普适性为目标，而应专注于洞察分析翻译实践和理论话语本身的偶然性和历史意义。因而在翻译理论的认识问题上，他除了关注理论的解释效力外，更多关注这些效力源自和作用于何种语境，其具体的历史、社会和文化功用是什么这类问题。这样的认识观对翻译研究的最大启示在于将研究者本身理论认识的历史性也纳入到了考察分析范围，具有明显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意识，有利于促使翻译研究学科伦理和良知形成。强化这种意识既能有助于抑制研究者建构普世性翻译理论的冲动，也能促使他们客观思考自身观点的历史局限性，增进学术研究必需的自我审视能力。
参考文献（略）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