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梦幻之源
每当约翰·斯特劳斯那首风靡全球的《蓝色多瑙河》在我的耳边响起的时候，我就在想：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一条河流的幸福能与多瑙河相比，因为它是一条音乐之河。 流经９个国家、全长２８５０公里的多瑙河发源于德国的黑林山东麓，虽然它在奥地利境内只有３５０公里，但这一段的多瑙河则由于孕育了一大批伟大的音乐家而具有了非同寻常的魅力。奥地利全境９６％的面积都属于多瑙河流域，因河、德拉瓦阿是它主要的支流。在奥地利人的眼睛里，我们只能找到两样东西：多瑙河和音乐。这两样东西也可以说成是一样东西，因为有时候我们确实无法分清究竟是多瑙河激起了奥地利人的音乐灵感，还是奥地利人惊人的音乐天赋为多瑙河带来了无穷的浪漫。在一篇发表于一家中学生杂志的有关多瑙河的文章里，我把多瑙河喻为奥地利人的梦幻之源。 １９９９年冬天参加一个短期培训团在德国慕尼黑学习，正好有一天空闲，接待单位便要为我们安排一次观光。他们提供了两处地点让我们自己选择：几个世纪之前的一个国王宫殿天鹅堡和奥地利的萨尔茨堡。除了我之外，大家都选择了前者。这样，我只能少数服从多数，与我心向往之的音乐之城失之交臂了。 也许我们一直把音乐艺术想象得太神圣了。当我向一位在沈阳工作的奥地利人问起他们的国家和音乐的时候，他说，音乐在奥地利只不过是一件每天都不能够缺少的却又是十分平常的东西。就差一步没能到萨尔茨堡，所以我想象不出一种艺术的神圣伟大与平常会是怎样地融在一起。直到有一天，当我踏上了地球上离天空和太阳最近的高原之上，看到那些在藏民手中永远旋转不停的法轮，听到遍布高原那大大小小的寺院中传出的诵经的声音，看到那些在拉萨河边或是布达拉宫山脚下长跪不起的人，看到在酥油灯火辉映之下的人们的紫红脸庞的时候，当我终于认识到宗教的神圣与平常是怎样地在蓝天之下的青藏高原融为一体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音乐在奥地利正如宗教在西藏，音乐就是奥地利人的日常宗教。
２、苦难之水
而真正的宗教往往自苦难开始，又在苦难中长大和成熟，奥地利人的音乐也不例外。从那些伟大音乐家的生涯上我们便能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因创作了世界上的第一首交响乐而被誉为“交响乐之父”的海顿出生于奥地利南方靠近匈牙利边境的多瑙村。这位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奠基人自幼家境贫寒，年少时浪迹街头，靠拉提琴卖乞为生。饥饿的威胁、不幸的婚姻以及在皇宫寄人篱下的处境中所受到的无理训斥和凌辱使他的一生都在精神上的极度痛苦中渡过。他的《告别交响曲》和《哀悼交响曲》痛切地倾述着他如坐荒野、与世隔绝的苦闷。然而，苦难并没有扼杀他的天赋，反而铸就了他的伟大。他的早期作品总是涂抹着哥特式教堂的神秘阴暗的色彩，但他后期的作品则已摆脱了那种阴暗，而表现出关于天空、晚霞和秋天的沉静之美。只有沐浴于痛苦的光辉之中并最终超脱于痛苦之上的人才能获得这样宗教般的伟大。 再说莫扎特。有一年冬天，当朋友们去看望他的时候，发现他因为没有钱买煤而正与妻子在屋里跳华尔兹取暖。每当一提起莫扎特，我总能想象得出他一边哼着曲调一边搂着妻子跳舞的情形。有人说莫扎特的伟大，就在于他对人的理解。通过他的音乐，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的宽容和对人心灵的体贴入微。贫困和疾病并未能扼杀他的创作欲望。他最好的作品都是他在最贫困潦倒的生命中最后的十年中写出来的。莫扎特仅仅活了３５年。他死的那天下着大雨，他的妻子此时也病倒在床上，几个朋友帮忙抬走了他的遗体。因为雨大路滑，未等到达墓地，几个人就不得不把音乐家抛在半路的乱坟堆里。而此刻，莫扎特的案头上还摆放着他尚未完成的伟大作品--《安魂曲》，后人称《未完成交响曲》。他用他的死亡完成了交响曲中未完成的部分。 继莫扎特之后，维也纳还有一位名叫舒伯特的天才音乐家。他同莫扎特一样的潦倒，也一样的早熟和短命，当然也一样的伟大；甚至他的生命比莫扎特还要短暂。他３２岁死于伤寒。一位曾与他同住的朋友这样回忆舒伯特的生活：“我永远不会忘怀在寒伧的阁楼里度过的艰苦岁月……我们只有一架简陋的钢琴，几件破家具，一天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然而，那是我们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光……舒伯特正是在钢琴面前，即兴演奏，放声歌唱，谱下无数不朽的歌曲。”舒伯特把他的伤感、惆怅和孤独融入对大自然美丽风光的赞美之中，借以抒发他的理想。他曾对别人说：“我的作品是从我的智慧和痛苦中产生的。” 所以，多瑙河的幸福并不是来源于奥地利人的甜美生活。在某种程度上说，多瑙河的幸福恰恰源于那些天才巨人的智慧和痛苦。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的贝多芬从２２岁时就来到了维也纳。在多瑙河畔，他经历着他的屈辱和爱情中的不幸，经历着耳聋对一个音乐家的摧残，在这条日夜不息的母亲一样的河流的怀抱里，他思念着远方象父亲一样坚强的莱茵河，并最终完成了一座辉煌的音乐建筑，同时也完成了他充满悲剧的一生。罗曼·罗兰在《巨人三传》中这样写贝多芬： “当我们对着世界的劫难感到忧伤时，他会到我们身旁来，好似一个穿着丧服的母亲旁边，一言不发，在琴上唱着隐忍的悲歌，安慰那哭泣的人。” 在贝多芬的乐曲里，他的哀伤化为勇气，他的苦难化为与神同在的醉意。
３．维也纳
也许真正的神圣恰恰就寓于平常之中，如果什么东西总是神圣得不着边际，它也就失去了神圣。一位曾在维也纳留过学的朋友说，只有来到维也纳，我们才能感受到音乐的神圣是怎样地化为平常，而这种平常又将怎样地铸成不朽的神圣。 也许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首都都是政治家的首都，但只有维也纳例外，它是音乐家的都城。在维也纳的大街小巷随便走走，处处都可以看到有关大师们的遗迹、雕像、纪念碑、故居博物馆，还有许多以音乐家来命名的学校、剧院等。维也纳广场上有一座下面没有遗骨的墓碑，那是莫扎特的。莫扎特的遗体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里被抛至途中，几日之后，当大病初愈的妻子挣扎着起床去寻找丈夫的遗体时，却没有办法从几具业已腐烂的尸体中辩认出丈夫。而在瓦琳勒公墓里，舒伯特与贝多芬并列着长眠在一处。在他们逝去的无数岁月中，几乎每天都有一些虔诚的人来到这里，为他们献上圣洁的鲜花。在环抱维也纳城的维也纳森林之中有一座爬满青藤的乡间小舍，那是小约翰·斯特劳斯度过其青春时代的地方。他６岁时在这里试钢琴，后来又在这里写下了他的第一首圆舞曲。如今，这座小屋已经成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爱好者的“朝圣”之地。 也许维也纳拥有的一切就是音乐所应该拥有的一切。几乎维也纳的每个公园都有音乐家的塑像。贝多芬的塑像树立在林格大街的一个广场中央，舒伯特仍然与贝多芬保持一致，也把自己立在这条林格大街上。莫扎特的石雕像位于皇宫公园的中心，而约翰·斯特劳斯的铜像被安置在维也纳市立公园里。斯特劳斯站在一座凯旋门中，怡然自得在拉着他的提琴。凯旋门是古罗马人为迎接英雄凯旋而设计的，显然，维也纳人把音乐家也理解为当之无愧的英雄。在维也纳的大街小巷，在多瑙河畔的林荫之间，从黎明到黄昏，直至深夜，处处都有人象这幅铜像一样在专心致志地拉着他们心爱的小提琴。这些人中有老者，也有年轻人，还有孩童。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想象到，在那些对音乐怀有如此深情的孩童中间，注定要有未来的大师诞生。所以，凯旋门中的演奏家不仅仅是约翰·斯特劳斯的形象，也是整个维也纳人的形象。 到了深夜，人们最好的去处便是酒店，几乎每个酒店都有一支由三、五人组成的小乐队在为人们演奏着经典的乐曲。人们可以边饮着红酒边循着这亲切熟悉的曲子步入音乐的圣殿之中，乐而忘归。维也纳的酒店是有其独特之处的，因为它不是单纯的酒店，而是集种植园、加工厂、酒店为一体的联合体。店中的酒往往是店主们用自己种植的葡萄酿制的，而葡萄园子就在酒店的后院。维也纳满城都种植着葡萄，我常常觉得这些阳光下的藤蔓就是音乐的精灵化合而成的，它们缠绕着、包融着维也纳就象是灵魂与心灵的依偎。如果我置身于维也纳的秋天，我一定会把弥漫于整个城市中的葡萄的芬芳当作音乐所特有的味道。 维也纳有众多的音乐厅和剧院，音乐厅中的音乐有如流水，日夜不息。我时常觉得，作为音乐之水的多瑙河并不是穿城而过，而是浩浩淼淼地漫过了整个城市以及周围的维也纳森林。建立于上个世纪６０年代的国家歌剧院是世界最有名的四大歌剧院之一。在一个多世纪的岁月中，它一直都是世界歌剧知名人士云集的地方。不知从何时开始，每年春天，人们都要在这座富丽堂皇的巴罗克式建筑里举行一次盛大的舞会，它是世界上最著名、规模最为宏大的舞会。舞会自晚上十时开始，直到次日黎明才结束。许多外地的和外国的客人也争相赶到这里，和维也纳人一道步入那令人陶醉的华尔兹美梦之中。维也纳之友会音乐厅是一座外表装饰十分平常的建筑，但它却因一年一度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在此举行而名扬全球。每岁之末，它将使整个世界变得出奇地安静，宛若弥撒开始之前的教堂大殿，而大殿中的人们就象是晚霞中的羊群，正虔诚地聆听着那仿佛来自天堂的美妙和声。
４、萨尔茨堡
奥地利由九个州组成，每个州都有许许多多的艺术节。从西部边境博登湖畔布雷根茨节到东部诺伊齐德勒湖畔的布尔根兰艺术节构成了五彩缤纷的音乐文化和民俗文化画面，使奥地利成为理所当然的“音乐之邦”。在这些同湖光山色同样迷人的节日中，声誉最高的是１９２０年建立起来的萨尔茨堡音乐节。 维也纳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个“音乐之邦”的“音乐之都”，萨尔茨堡则被称作“音乐之乡”，因为它是音乐巨星莫扎特的故乡。萨尔茨堡艺术节就是为了莫扎持而设立的，所以又叫“莫扎特艺术节”。曾数次执棒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音乐天才”卡拉扬也同样出生在此。 萨尔茨堡其实一年之中都是在音乐节日的气氛中度过的。莫扎特音乐节在一月份举办，一流的指挥和一流的乐队演奏着一流大师的不朽之作。接下来是由卡拉扬创立的以歌剧和音乐会为主的复活节音乐节，在此期间举行的“卡拉扬指挥比赛”是世界优秀指挥家的摇蓝。五月份的圣灵降临节也为卡拉扬所创。他亲手所创立的这两个节会至今仍经久不衰。九月的萨尔茨堡还有一个秋季文化节。最后，似乎仅仅为音乐而存在着的萨尔茨堡将在耶酥降灵节的歌声中为一年画上一个美丽的句号。 好莱坞电影《音乐之声》的故事也发生在这个城市里。“二战”之前，萨尔茨堡修道院里有一个叫作玛丽亚的修女，她被鳏居的军官特罗伯男爵请到家里为他的七个孩子做家庭教师。男爵一家喜欢唱歌，于是，歌喉优美的玛丽亚赢得了孩子们的喜爱，同时也赢得了男爵的爱情。两人于是双双坠入爱河并结为连理。在１９３６年的萨尔茨堡音乐节上，男爵家庭合唱团获得了音乐首奖。“二战”爆发之后，奥地利为德国军队占领，男爵全家逃到了意大利，后又辗转迁至美国，并在纽约定居。１９６２年，男爵家庭的传奇故事被精明的好莱坞影商搬上了银幕。
５、边疆行省
奥地利在历史上是一个国家概念较为模糊的国家。在１３世纪之前，奥地利几乎没有作为国家而存在的历史。当古罗马文明如日中天的时候，奥地利是罗马帝国东北边疆的一个行省，维也纳和萨尔茨堡的历史均可追溯到这一时期。８世纪末，今日的奥地利区域又成为法兰克王国的边疆领地。在１０至１３世纪的巴奔家族统治期间，奥地利还是神圣罗马帝国东南部的边陲国家。 从１３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哈布斯堡家族一直是奥地利的统治者。奥地利于查理五世（１５１９－１５５６在位）时成为一个包括尼德兰、勃艮第和西班牙在内的庞大帝国。但到了十九世纪的时候，哈布斯堡政权之下只剩下了奥地利。１８６７年，奥地利与匈牙利合二为一，成立了奥匈帝国，直至１９１８年解体。 从历史上来看，尽管也曾有过辽阔的疆域，但我们却难以把奥地利当作一个军事强国。总之，这是一个较为温和的国家，若把所有的国家比喻为动物，那么奥地利一定属于草食类，或许是一只优雅的羊。历史上的哈布斯堡王朝一度间对大面积领土的获得其实并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巧妙的联姻来实现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最后一位骑士”与勃艮第的玛丽娅结婚，以及他的儿子菲利普同西班牙的约翰娜结婚使奥地利在婚礼进行曲中轻松地得到了意大利北部的勃艮第、佛兰德和西班牙，以及西班牙在海外的庞大的殖民地。 尽管如此，奥地利人从来没有对有关国家的概念过分狂热地迷恋过。也许他们对在艺术中所能得到的自由天地的关爱远远超过了他们对实际领土的关注。在一本由奥地利驻华大使馆编篡的书--《奥地利概况》中有这样的话：“当今的奥地利人观察他们国家的历史是客观的。他们坚实地站在共和国的土地上，并不怀念早已失去的帝国。他们不把远远超出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史和奥匈帝国史作为民族传统来继承，而是把它理解为向全世界开放的预备性训练。” 奥地利在历史上的战争中总是胜少败多，其实这一点并不让人费解。一个如此狂热地沉浸在音乐艺术中的民族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象沙皇俄罗斯那样喜欢疯狂扩张的国家。但与此同时，这也注定了它在军事上的软弱。 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２日，德国军队只在一日之间就轻松地占领了奥地利，并把它划为德意志联邦的东区。对上文提到的善良的奥地利军官特罗伯男爵来说，携全家逃离祖国是他为避免在法西斯军队中任职的唯一选择。当然，当他逃离故乡的时候，他和他的全家并没有忘记带上奥地利人所特有的宗教－对歌唱的热爱。在纽约定居期间，他的家庭合唱团在当地的社区音乐比赛中又连续获奖，也正因于此，男爵一家的传奇故事才在美国被传播开来。 １８０９年的五月，拿破仑的法国军队占领了维也纳。当时住在维也纳施达茵大街１９号的老海顿已经衰弱不堪了，他让仆人打开沿街的窗子，然后颤颤巍巍地坐在钢琴旁，弹起了十年前献给奥地利皇帝和人民的赞歌。从此，海顿每天都在窗前不停地弹奏着这首歌曲，还用他沙哑的嗓音伴唱：“上帝啊，保佑法郎士皇帝！”在这个愁云笼罩的五月的最后一天早晨，仆人象往常一样打开了窗子，当他去唤老海顿起床的时候，却发现音乐家已经再也醒不过来了。老海顿已经用尽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点力量，他悲伤地死去了。 这是拿破仑军队在维也纳遇到的唯一的来自民间的抵抗。
６、文明的边缘
有人说，奥地利成为音乐大国的原因在于它位于两个天性擅长歌唱的两个伟大民族--意大利和德国之间，它汲取了欧洲南北两个民族的音乐精华，因而才成就了辉煌而独特的奥地利音乐文化。这种人云亦云的说法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却未必正确。 正如上文所述，奥地利在历史上一直都未能成为欧洲文明的中心区域；相反，它一直都处于文明的边缘地带。尽管哈布斯堡政权也曾一度间强大，但我们很难把维也纳或是萨尔茨堡看作是象巴黎和罗马那样的文明中心城市。而这恰恰就是音乐在奥地利获得旺盛生命力的主要原因。 音乐是艺术中最具自由性和随意性的种类。它高贵敏感，同时又十分挑剔，它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原始的情愫。这种情愫适合在一种古朴的人文环境中生长，却很难适应高度文明化的社会环境。 文明的中心区域也是贵族权力的集中地，因而，音乐艺术在文明中心区域首先就不能逃脱贵族化的命运。而每当音乐艺术被贵族所霸占的时候，音乐的生命力也将大为减弱直至消失。这就好比一个来自乡间陋舍的天然浑成的美妙女子，她的美是由她自然披散的长发、她的布衣、她的带有泥土气息的言语和风韵所构成的。一旦有一天被纳入国王的宫中，穿金戴银，施粉画眉，她的美也将因此大打折扣。音乐在文明中心不能保持永久的活力就是这个道理。意大利长久以来就是欧洲的文明中心，它的宗教音乐源远流长，近代歌剧也诞生于斯。然而，一味地追求贵族艺术趣味最终使音乐在意大利渐渐失去了大众基础而成了贵族庭院中贵重的摆设品。当歌剧在意大利星罗棋布的剧院中疯狂上演的时候，意大利的民间源泉便随之枯竭。贵族对音乐的迷恋犹如太阳对湖水的热爱与蒸发。 音乐在文明中心不能不去遭遇的另一个问题便是艺术的专门化。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中曾敏锐地意识到了“文明过度”问题。他说文明过度的特点是观念越来越强，形象则越来越弱。当文明的犁犁得不够的时候，艺术尚能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自然生长着。而当文明之犁的沟槽多得数不清了的时候，艺术也就荒芜了。高度文明化的结果使音乐艺术被人为地定义，被有计划地创作和上演，而民众则把对音乐艺术的喜爱寄托在官方创办的剧院身上，尽管剧院上演的东西往往让人失望。而此刻，艺术只成了艺术家的艺术，人们对艺术的热爱成了一种被动的热爱。人与音乐浑然一体的原始状态已不复存在，作为民众整体的人已与艺术悄悄地分割开来了。 作为罗马帝国、法兰克王国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边疆地区，文明对奥地利的伤害显然比较轻微，因此民间文化的原始特征一直在此长盛不衰。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蛮族日尔曼人、匈奴人、阿瓦尔人、马扎尔人对它的交迭统治又为它注入了新的狂野的原始的因素。经久不衰的民间歌舞成了奥地利音乐家取之不尽的宝贵源泉。当然，不能脱俗的是，这些音乐家往往也是为奥地利的王室和贵族创作。 然而，这些文明边缘的贵族们似乎没有能力把艺术家和艺术品完全据为己有，也许这是文明的失败。当汲取了民间音乐营养的作品再回到民间的时候，大师们的杰作为不分贵族和平民的整个奥地利人所喜爱。 其实，严格一点来说，奥地利的贵族并不能算作真正的贵族，他们既不象意大利人那样浮夸、讲究声色犬马、苛求幸福，也不象法国贵族那样追求礼仪和气派，他们生活得较为轻松和随意一些。总之，他们并不象真正的贵族那样循规蹈矩。最初，当音乐评论家极力反对海顿和小步舞曲和民乐乐曲揉进交响乐和四重奏的时候，海顿的主人--埃斯泰尔哈吉亲王吩咐贴身仆役转告门房，把评论家踢出去。事实证明，海顿的这些作品深受民众的欢迎。 另外，奥地利的剧院与意大利的剧院相比虽然在外观上相差无己，但用途上却并不完全一样。除了象意大利人一样上演歌剧以外，奥地利的剧院常常被人们当作民众歌舞集会的场所，比如国家歌剧院那一年一度的盛大舞会。但奥地利的剧院并未把音乐垄断，对于奥地利人来说，田野林间永远是最好的剧院和音乐大厅。在春天的节日以及收获的季节里，村庄里的村民，还有些在假日来到郊区的城里人会自发地组织起来一起醉舞欢歌。 而在遥远的东方，中国是一个更为古老的文明大国。从《诗经》得知，我们的祖宗先民对赋诗歌唱的眷恋已是如此痴迷，且如此成熟。同样从这本《诗经》上得知，周代的天子已经象广纳民女入宫那样四处搜集民间歌谣来建造他的宫庭音乐。一个东方古国音乐艺术的幸与不幸都在这本小书上体现出来。幸运的是，正因为周代天子的收集整理工作，我们才得以读到祖先那优雅的诗篇，尽管它的谱乐已然消失；不幸的是，宫庭音乐从此剥夺了民音乐的自然生长权力，在漫长的王朝更迭的岁月中，音乐的专门化，即官方培植的乐工和乐妓的出现就更是加剧了这一点。孔子提倡的音乐其实不应纳入真正艺术的行列，因为它是礼教政治的组成部分。而自汉代确立的儒家文明对礼教音乐的尊崇则使官方认为鄙陋下贱的民间音乐走向消亡。而且，越是接近文明中心所在的中原地区，这种消亡就越是彻底。在离文明中心较远的边域，民间歌舞则经久不衰。空间距离的阻隔使文明的利刃还无法追逐到这里。至晚在唐代的时候，汉地的民间音乐之源便已完全枯竭，因而充斥在长安城中的贵族音乐完全是来自西域的胡风，胡姬歌舞成为当时的时尚，最为当时皇室喜爱的《霓裳羽衣曲》就是典型的西域歌舞音乐。等到了今天，能歌善舞成了朝鲜、蒙古、维吾尔、哈萨克、彝、藏等祖国边陲少数民族的民族特点，而我们这些失去了歌喉的汉族人则成了他们最忠实的观众。 所以，屡次成为文明大国边疆的历史其实是“音乐之邦”奥地利的幸运，因为只有边疆才可能为这条音乐之河输送更多的原始、自然、纯朴的情愫。所以，多瑙河的梦幻原本源自民众心灵的旷野、高山、森林、草地，又将回归到民众心灵的海洋之中。
７、灵感之源
在贝多芬定居于维也纳的时候，意大利歌剧的浮夸之风已经笼罩了整个维也纳的上空，贝多芬为此陷入到了痛苦之中。他一直想离开这个开始变得轻佻浮华的都市，然而，是奥地利那丰富的音乐源泉挽留了他。他成了一个向庸俗宣战的斗士，最终，他以他巨人的巨著赢得了心灵的凯旋。 有人说，贝多芬音乐的雄伟在于他善于描绘现实生活中巨大的、热闹非凡的群众性的舞蹈场面，人民性和舞蹈性构成了他作品中鲜明的主题。我们可以想象到，贝多芬本人一定多次置身于这种万众狂欢的歌舞场面之中，而这种场景也许只有在奥地利才可以看到。 所以，与其说伟大的音乐家为奥地利带来了荣耀，勿宁说是奥地利的民间音乐铸就了音乐家的伟大。海顿的成功在于他的交响乐中充满了生机盎然的民间歌舞气息。莫扎特虽然不象海顿那样直接从民歌民谣中寻找灵感，但却以高超的技巧，娴熟地把奥地利等国的民间歌舞中淳朴的旋律同歌剧中歌唱性的曲调揉合在一起，从而使作品显得十分亮丽、甜美和典雅。舒伯特则在乐曲中采用了大量的民间素材，他以描绘音乐之都的生活习俗、艺术风尚和大自然的风景见长，因此，他的作品贴近民众的心灵，亲切随和，并带有一种迷人的伤感。 如今风靡全球的圆舞曲原本是奥地利民间的一种名叫“兰德勒（Ｌandler）”的舞蹈曲，十八世纪后半叶才用于城市的社交舞会。施特劳斯父子四人经过毕生的努力，终于使圆舞曲成为欣赏音乐走入音乐大厅之中。施特劳斯父子生活的时代因此被人们称作“施特劳斯王朝”。显然，人们把皇室专用的冠冕给加到了音乐家的头上。父子四人中，长子小约翰·斯特劳斯最为杰出，他一生中创作了４００多首舞曲，其中圆舞曲约为１５０首。从此，那酣畅柔美、节奏自由的旋律响遍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