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记忆到寻找 《阿姐鼓》，是从"我"关于"阿姐"的记忆开始的： 我的阿姐从小不会说话 在我记事的那年离开了家 因为"阿姐从小不会说话"，而且"在我记事那年离开了家"，"我"对"阿姐"的记忆就近似于无记忆。换言之，"不会说话"和"离开了家"，作为"我"关于阿姐的记忆的全部原始材料，构成了对这个记忆本身的两个基本的否定性前提。在这两个前提下，"我"对阿姐的记忆是一个被原始性地禁锢的人生奇点：一个没有语言而且一开始就终结了的生命。 《阿姐鼓》是90年代文化的一个隐喻。这个隐喻暗示了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记忆是从无记忆开始的，记忆就是记忆的丧失。在当代中国历史进程中，从80年代进入90年代，是一个长期封闭的社会从初步进行改革开放走向改革开放的深化的进程。虽然，"改革"仍然是一个远未完成的社会计划，并且每一次具体措施都面临着重重阻碍，但它向各层次各角度的加速延伸，已经构成了一个基本的社会动力，同时，也就构成了一个普遍的社会心理动机。企业生产，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个体劳动，由"大锅饭"中的"铁饭碗"改变为市场经济中的"合同工"，而且，这不仅是经济生产行业改革的措施，而是全社会体制改革的总趋向──在今天，"下岗"，已经开始触击到每个在岗公民的神经。也就是说，改革的深化，打破了已经根深蒂固的个体对集体或国家的稳定的依赖感，取而代之的是必须自足自力的"个人"观念。另一方面，面向世界的开放，把一个无限的世界天地推到人们的面前，面对这个无限的天地，个人所获得的自由和他所面临的失落，是等值的。改革逼使个体确立"个人化"的自我意识，开放把"个人"投入大世界的无限性中。正是个体被带入这种个人化存在的无限性，使他的自我记忆失去了根基，从而原始性地成为无意义，无内容，即自我丧失的精神癔症──情结。 "我"关于阿姐的记忆，因为无内容，是一个不能展开的情结，它必然发展为同样无意义、无内容的思念。"从此我就天天天天的想啊，阿姐，呀"，这种空洞的思念，只能是自我无限欲望的冥顽的表达。因此，所谓"一直想到阿姐那样大，我突然间懂得了她"，是"我"布下的一个自我掩饰的虚假的叙事策略。因为，从无内容的记忆衍生出来的思念，是不可能达到对阿姐的理解的──阿姐是永远的记忆之谜。所以，在这个叙事策略中，自我掩饰是双重的：一方面，掩饰了"我"的欲望，另一方面，又掩饰了"我"的欲望本身的空洞。这个双重掩饰，使"我"对阿姐的记忆和思念，成为对阿姐的再度魅化，是为"从此我就天天天天的找啊"铺路的。它使"我"的寻找有一个似乎是合情合理的根据，或来源。 无内容的记忆必然成为无边的思念，成为无可终止的寻找。在这个意义上，《阿姐鼓》的记忆的主题，直接产生了寻找的动机。从记忆到寻找的转化，是80年代文化给予90年代文化的一个重要遗产。在多重意义上，我们都可以认定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时代。思想解放，以它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对于社会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消除沉重的历史记忆。90年代文化与80年代文化相比，是轻松、平和的，究其根源，就是历史记忆的淡化，甚至泯灭。因为缺少历史记忆，更准确地讲，原始性地丧失了历史和记忆，寻找必然成为90年代文化的基本主题。寻找的动机来自于从历史联系中解放出来的无限增殖着的欲望。欲望之海，在静谧的午夜仍然是万流涌动的。我们所看到的轻松与平和不过是失去历史关联，也就是无记忆的寻找先天性地失重之后的悬浮形态：没有深度的平滑和没有触击的碰撞。
二、 时间：碎片的循环 在《阿姐鼓》中，记忆、思念和寻找，很自然地被编织在有序的时间链条上，先后展开。记忆产生于阿姐离家前，思念开始于阿姐离家后，寻找则是"我"长到阿姐那样大之后。这个顺序，不仅展现了三者之间先后承续关系，而且展现它们的因果关系。但是，因为前提的虚无，即"我"对阿姐的记忆就是无记忆，是记忆的丧失，这个线性的时间关系缺少内在联系，而必然破裂，并且无结果。因此，《阿姐鼓》的时间展现了一种异变的时间逻辑：记忆的丧失和无边的思念，意味着时间的断裂；冥顽的寻找则把破碎的时间纳入无意义的循环。这种时间逻辑，是由多次变调和转调中被加长的过渡来表现的。也就是说，由于过度的曲调切换，音乐与叙事的统一体被解除了，音乐不再是对叙事的表现或补充，而是对叙事的割裂：可以无限循环的割裂。反之，也可以说，无历史联系性的叙事本身只能是相互无关联的片断，同样无关联的音乐片断则是胶合它们的粘剂。 90年代文化的时间性，正表现出这种无整体性关联的片断化和片断的无意义重复。因为，失去了记忆，也就是说，从历史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寻找被赋予无限性而绝对化了。寻找的绝对化表现为，不仅寻找原则上解除了先在的制约（原则上一切都是可以的），而且寻找在根本上不再有任何既定的方向。在这种绝对化中，寻找成为真正的个人行为，而且是面对世界无限性的个人行为。在80年代的潮流涌动之中，追随或者反对，人们总是围绕某个或某类主题而动；因此，80年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转进90年代之后，整个文化失去了基本主题，仿佛是一次盛大的夜宴之后，满街散游着兴尽寻归的醉客。多元主义，这个后现代理论祭起的口号，成为醉客们随遇而安的自慰的托辞。时间，就在这里消逝了，或者，被打散为相互无联系的片断。每个人都在努力，但每个人的努力都是重复着投入无限虚无的徒劳：整体不再与个人打照面，而发展变成为完全抽象的，与个人漠不相关的统计数据。可以说，正是基本的时间感的破裂，导致了90年代文化精神的普遍疲软；因为在缺少内在联系的时间片断中，生命对于个体必然是一种"不可承受之轻"。这种"不可承受之轻"，使个体不可逃避地精疲力尽。 在缺少文化历史向度的意义上，90年代的时间性是一种停滞。无疑，经济在巨度增长，社会在超速发展。但是，文化，特别是文化心理，却在一种涌动的样态中停滞着。这种停滞的心态，不仅表现为对"进步"的根本性怀疑和厌弃，而且表现为一开始就摆出了一种世纪末情态：跨世纪的欲望冲动。一切都为了21世纪，这成为不言而喻的公理；仿佛20世纪的最后10年不是人类生命的一个必经历程，而是一个可以忽视，应当尽早跨过去的多余的年代。这种超历史的冲动，在表面的激情下面，掩盖的是争先恐后的现代人的虚弱。90年代文化就是这种虚弱涂抹出来的缺少生气的幻象。 以经济学家的头脑来衡量，一个年代为一个世纪作准备，当然是低成本高利润的。但是，这种投资留下的空白，当然也是不再能够填补的。这个空白，就是社会文化心理被超前预支之后的精神空白。在《阿姐鼓》中，阿姐、老人与"我"，三个人物构成了一个凝固的三角形，这个三角形，阻止了"我"进入历史文本的可能。结果，在这三角形的静止的对应关系中，阿姐、老人与"我"都被抽象为可无限重复和替代的空白质点：在歌曲的结束段中，祈祷变成了摇滚乐的狂欢，不仅老人，而且阿姐和"我"都消逝在这个狂欢中。这，就是90年代文化的精神空白的表象。 对于这个空白的表象，碎片涌动的时间停止了。
三、 阿姐：距离，或者死亡 "阿姐鼓"，在西藏的文化传统中，意味着一面以纯洁少女的皮做的祭神的鼓：人皮鼓。这是现代西藏早已废除了的酷刑。歌曲《阿姐鼓》则以这个被废除的酷刑为叙事文本（背景）。对于这个文本的处理，歌曲的创作者采取了双重立场：一方面，以西藏传统的宗教教义，即"生死轮回"观念来稀释少女牺牲的残酷；另一方面，又以现代人对这个传统的超越感来审美化地远眺这个残酷。因此，"阿姐鼓"在歌曲中幻现出的是一个绚丽如梦的死亡历史的审美风景，在这个风景中，前现代的蒙昧残酷因为晕染了当代文化诗学的光辉而炫耀人心：悲惨消逝的阿姐在美丽的鼓声中重现了！ 天边传来阵阵鼓声 那是阿姐对我说话 而且不仅如此。在鼓声中重现的阿姐，获得了语言和美：阿姐在音乐中复活。与前面唱段沉郁的叙事风格不一样，以现代吉它伴奏的这个唱段，是极富抒情风格的轻悦意味的。如果说，前面唱段的叙事风格携带着古老西藏生死凄迷的高原寒意，那么，这个唱段就表现出90年代中国大陆西式的明丽恬腻的夏夜情调。这是《阿姐鼓》中发生的生与死的转换，这个转换，把死亡展现为一种诱惑──音乐的美学力量让我们不得不接受：死亡产生了美。 在这里，我们看到创作者对待"死亡"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死亡"被直接作为叙事的内在动机，另一方面，"死亡"又被推向远景，被淡化，甚至消除。也就是说，歌曲表现出创作者"倾心死亡"和"逃避死亡"的双重态度。这个双重态度，使创作者只能在一定距离上"接受"死亡。对于创作者，"阿姐鼓"所包含的死亡，具有时间（古代与现代）、空间（内地与西藏）、文化（汉文化与藏文化）三大距离。这三大距离，使"阿姐鼓"的死亡意义不仅如高原的空气一样稀薄，而且变成了纯粹的神秘迷人的审美景观。因此，可以说，对于创作者，"阿姐鼓"的死亡意义的真正价值（魅力）在于它是一个超距离的死亡。距离，在这里起了绝对作用。进一步，可以说，在歌曲中，死亡的意义，就是距离的意义：因为死亡构成了对于生存的绝对距离。所以，创作者对死亡的双重态度，是以距离的绝对意义为指向的。 在《阿姐鼓》中，距离是真正的灵魂，正是这个灵魂的主宰作用，使西藏传统宗教的"生死轮回"教义，得到了当代文化诗学的唯美主义注释和认同──生与死是平等的，在距离产生美的意义上。我们前面说"死亡产生美"，不过是指出了距离的美学力量的一个特殊现象。"阿姐鼓"在90年代文化中的美学意义就在于此。分析歌曲可以得知，整首歌曲，无论词、曲，还是配器和演唱，都在时间、空间和文化三大距离上保持着不即不离的"适度"。实际上，既不是生死，也不是亲情，而是距离本身，构成了《阿姐鼓》的深层，即真正的主题。在这个主题下，生与死，情与爱，过去与未来，都是在回忆、思念和寻找诸形式下，随需要搭配的可变元素──这些元素的意义决定于合成距离美感的配方，而不是它们本身。 为什么距离本身被主题化？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面对90年代生活的一个基本趋向：随着社会技术的现代化程度扩大，生活的时空距离正在缩短或消除──既有的距离被空前压缩了。距离压缩，增加了生活的自由度，但同时，也把距离缺失或无距离的生存压力强加于人们：距离缺失，使一切都失去了历史关联和意义深度，而成为直接的给定物或现成品；无距离的生存压力，就是无限增殖的现成品对人的压力。现成品之所以形成对人的生存压力，是因为作为直接的给定物，它的无限增殖加强了生活的物质密度。现代化的高物质密度的生活，使人们先天地丧失了作为主体自我的情感空间。因此，非距离化，即生活的直接性增殖，使物的因素被绝对化了，而人的因素被挤压掉了──因为没有与物的距离，人本身就完全被同化于物。可以说，90年代生活的重要特点就是把这种非距离的直接性赋予个体，而个体在自由与压力的二律背反之中承接这个直接性：一方面，因为自由度的增大，欲望空前扩张；另一方面，因为物质密度的压力，而感到情感失落。因此，重建生存距离，为情感赎回被剥夺的空间，就成为一种基本的心理需要，正是适应这种心理需要，在90年代文化中，距离从背景中走出来成为主题。 90年代文化的距离化趋向，是与90年代社会生活的非距离化逆道而行的。这种逆道而行，使90年代文化必然具有虚幻性：距离是在它被消除的基础上通过文化技术虚构的。但是，90年代的情感生活需要这种虚构。《阿姐鼓》的成功，就是这种虚构距离的成功。通过距离的虚构，情感摆脱了高密度的现实挤压，在虚拟的距离上展现为一种超现实的真挚或纯情。距离决定了情感的价值，或意义。前面我们指出，"阿姐鼓"对于创作者的三大距离，这三大距离对于90年代文化具有普遍意义。这首歌对距离的虚构性表现在，它的一切处理都是为了把情感体验放置在一个对现实的否定性距离上：它同时阻止我们进入"阿姐鼓"的历史现实和我们自身的当前现实。正因为如此，阿姐是一个没有任何现实（具体）内容的形象，而"我"对阿姐的情感，相应地展现为不可定位的距离的游戏。 在90年代文化中，"阿姐"（姐姐）逐渐变成一个非常流行的抒情对象，其光彩甚至压倒了传统的"母亲"和"情人"。究其原因，当是阿姐在现实生活中的天然距离，使她比母亲和情人都更能满足90年代情感对距离化的需要。在现实中，阿姐是与距离和死亡天然相联系的，因为阿姐就是一个为了离去而出生的人──她的自然归宿是出嫁。所以，"阿姐"意味着与生俱来的情感的必然失落，同时也意味着情感的非现实性：它只能是在回忆、思念和寻找等非现实形式中的距离的运动或游戏。"阿姐"成为一个抒情热点，而且这个热点直接勾连着距离与死亡的运动，是90年代情感失落，并且企图通过距离的虚构游戏摆脱困境的文化体现。在其中，我们看到的是90年代情感的虚弱和它虚幻的自慰本质。 对于90年代文化，"阿姐"的情感意义是，它处于一个同时被渴望和被逃避的距离上。这，就是90年代情感的本质特征。
四、语言 祈祷 音乐 90年代的流行歌曲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潮流：民歌化。与现代流行歌曲相比而言，传统民歌作为口头的"历史"，是以叙事性见长的。民歌的素朴性就来自于它的基本的叙事风格。80年代的流行歌曲因为有一个时代的激情支持而极具抒情性。民歌化，是流行歌曲面临90年代情感跌落，试图以模仿或翻制民歌的叙事风格来填补情感失落的空白的策略行动。在文化的整体背景上来看，流行歌曲的民歌化，表现了90年代文化面临现实情感资源的匮乏，转而在民歌所叙事的历史或传统背景中发掘情感元素的趋向。民歌化，赋予流行歌曲类似于民歌的叙事风格。但是，因为它的情感取向，即基本的抒情风格，流行歌曲又不能真正达到民歌叙事的素朴性，而是把民歌的叙事风格和题材转用为抒情手段。这就是说，在流行歌曲中，叙事被虚拟化了──它是似是而非的。叙事的虚拟化，把民歌叙事的素朴性转化为流行歌曲的喜剧性。 《阿姐鼓》是90年代流行歌曲民歌化潮流达到高峰时期的作品，完全成熟的作品。它的成熟性表现在，它不仅极大限度地动用了民歌的叙事风格，而且使这种叙事风格极其自然地，也是完全彻底地被同化在流行歌曲的抒情风格中。这种成熟性，无疑来自于创作者对距离的美学力量的充分把握和发挥。但不止于此。这支歌曲的创作触击到了在当代文化背景上语言与音乐的关系的嬗变：表述性的语言失去了表现力，只有化解为非表述性的音乐才能实现它的表现意向。也就是说，当代语言的去势变化，逼使语言向音乐嬗变。《阿姐鼓》6次重复"说话"这个词，两次是叙述"我的阿姐从小不会说话"，两次是叙述"一位老人反反复复说着一句话"，两次是叙述"阿姐用鼓声对我说话"。由此可见，这6次都是对语言（说话）的否定性表述。这种否定性表述，把语言的可能性压缩到最底程度：临界点。正是通过对语言的临界化使用，《阿姐鼓》在运用民歌的叙事风格的同时，直接把叙事转化为抒情，把语言转化为音乐。作为高峰时期的代表作，《阿姐鼓》极大限度的发掘了民歌资源对于流行歌曲的潜力，同时也就把这种潜力耗尽了。 在《阿姐鼓》中，语言向音乐的转化，是以祈祷为中介的。祈祷作为宗教的一种基本仪式，是一种独特的语言活动：它同时包含着对语言生命力量的迷信和否定。一方面，祈祷者相信语言具有通神的力量；另一方面，语言的通神力量不是来自于语言的自然形式，而是来自于语言的仪式化行为。祈祷是一种仪式化的语言活动。仪式化，使语言被音乐重新组织和规定。越是古老的宗教，祈祷的音乐属性越浓厚。西藏宗教的祈祷，完全在"唔嘛呢叭咪哞"六个不具词义的声音之间反复循环，可以说是一种前语言，或超语言的音乐行为。《阿姐鼓》不仅运用，而且强化了祈祷的音乐意义──它把祈祷夸张为摇滚歌唱，变成音乐的不顾一切的自我狂喜的忘川：阿姐、老人和"我"，乃至人和世界都被消溶在其中。 歌曲的结尾是，音乐的狂欢接受了语言，也接受了一切。在歌曲开始时出现，而且始终萦绕在歌曲的旋律上空的无字女高音伴唱，可视为阿姐的冤魂在高原的苍穹下的永恒泣诉，也可视为在茫芒宇宙间忽然意识到与生俱来的孤独的90年代个体自我的深刻悲歌──无论怎样，在与沉积着历史悲欢的鼓声和流溢着现代苍茫的电子乐的呼应中，它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动机。但是，在结尾中，这个动机完全消逝了。或者说，它被完全溶解在流行音乐的喜剧性的狂欢中。就此，我们也许只能说，在90年代文化背景上，所谓感动，不过是流行音乐配制喜剧欢宴的一个佐料──当然，它完全是不可缺少的一个佐料。 是的，历史记忆的先天性丧失，时间在无意义的碎片中循环，情感被放逐到虚构的距离上游戏，感动，从何而来，又何处寄生呢？ 一个失语的时代，就是音乐以喜剧的表演风行世界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