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论文哪里有？本研究旨在基于研究结果，结合CERC理论对为未来主流媒体在社交媒体平台中的健康风险沟通提供策略和建议。
第一章 绪论
四、文献综述
（一）概念界定
1. 健康风险沟通
风险沟通（risk communication）一词最初由美国环保署首任署长威廉•鲁克尔肖斯（William Ruckelshaus）提出（Peters等，1997），国内对于风险沟通的研究也主要基于国外学者的概念界定。国外学者对于风险沟通的定义大都提到了对风险及与风险相关的信息传播，但在沟通主体与方向上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界定。有学者认为风险沟通是由专家向公众进行沟通的行为（Covello，1986；Krinascky和Plough，1988），比如世界卫生组织曾将风险沟通界定为专家与面临健康、经济或社会福祉威胁的人之间实时交换信息、建议和意见（WHO，2015），突出专家在风险沟通中的重要地位；也有学者认为风险沟通是一种互动过程（美国风险认知与交流委员会，1989；Covello，2001），强调风险沟通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行为，并非完全由专家主导。比如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提出的“风险沟通是个人、群体和机构之间交换信息和看法的互动性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多种多样的信息，既包括有关风险性质的信息，也包括表达关切、看法的信息，或者对风险信息或风险管理的立法和机构安排做出反应的信息”①，这一界定如今也被广泛应用，不仅表明风险沟通是专家与公众之前的双向互动过程，也对风险沟通中的信息内容进行了界定。在风险沟通所涉及的领域中，科韦洛（Covello）在1986年将风险沟通定义为“在利益团体之间，传播或传送健康或环境风险的程度、风险的重要性或意义，或管理、控制风险的决定、行为、政策的行动”②，明确提出健康风险是风险沟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健康风险沟通是风险沟通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体上看，西方学界对风险沟通的界定逐渐突出互动的双向性，并逐渐肯定公众在风险沟通中的重要作用③
第二章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选择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人民日报》微博平台发布的有关新冠肺炎的健康发风险信息展开研究。本研究选择《人民日报》的微博平台作为社交媒体中主流媒体的研究对象，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首先，《人民日报》是我国主流媒体的典型代表。《人民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不仅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更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曾在199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委世界十大报纸之一，是我国极具代表性的主流媒体之一。
其次，新浪微博在社交媒体领域有着十分广泛的影响力。截至2021年第四季度末，微博月活跃用户达到5.73亿①，约占据我国网民总数的55.5%（数据来源于第49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在众多媒体微博中，《人民日报》微博开通时间长，用户体量大，体系发展较为完善。自2012年7月23日开通微博以来，《人民日报》微博现已开通十年，截至目前《人民日报》微博粉丝数已达1.5亿，不仅成为首个粉丝数过亿的媒体微博账号，还稳居微博平台粉丝数第一位②，且连续七年保持中国媒体第一微博的影响力，可见微博也逐渐成为《人民日报》重要的网络舆论阵地。在新冠疫情暴发期间，《人民日报》微博平台积极发布相关风险信息，承担起与公众进行风险沟通的重要工作，是公众疫情期间获取风险信息的重要信息来源，因此本研究选取《人民日报》微博平台展开相关研究。
第三章 研究结果
一、《人民日报》微博平台内容分析
（一）发布频率先增后减、个别时期有所回升，首尾阶段占比较高
《人民日报》微博在2019年12月27日至2022年12月31日共发布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健康风险信息10550条，在不同时间段发布的信息数量如图3.1所示，风险信息数量占总发布信息数量的比重如图3.2所示。参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及我国卫健委在2022年4月29日新闻发布会中对我国疫情防控阶段的划分，将2019年12月27日至2022年11月10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突发疫情应急围堵阶段（2019年12月27日至2020年3月26日）、第二阶段常态化防控探索阶段（2020年3月27日至2021年7月31日）、第三阶段全链条精准防控阶段（2021年8月1日至2022年4月28日）、第四阶段全方位综合防控“科学精准、动态清零”阶段（2022年4月29日至2022年11月10日）。自“新二十条”颁布的2022年11月11日至2022年12月31日为疫情防控第五阶段。
由于疫情防控阶段持续时间较长，且不同阶段持续时间存在差异，为更好体现信息发布频率的变化，本研究对信息发布频率的研究将按月进行划分，其中2019年12月27日至12月31日并入2020年1月。
二、《人民日报》微博公众参与度分析
在社交媒体平台开展的风险沟通背景下，公众参与代表着他们对待风险的关心程度、态度以及看法，因此本部分将会对公众在《人民日报》微博平台的参与度进行分析。本研究的样本容量为10550，因此对整体的参与度分析采用柯尔莫戈洛夫-四米诺夫（简称K-S）检验。第一阶段至第五阶段样本容量均在50至5000之间，因此采用柯尔莫戈洛夫-四米诺夫（简称K-S）检验。参考国内学者杨凤娇和邱犇（2021）对推特点赞、评论、转发的加权计算，将“传播效果=点赞数* 1 + 转发数* 2 + 评论数* 3”这一公式对公众的参与程度进行评估。根据表3.10，第一阶段至第五阶段的公众参与度的正态统计显著性均为P＜0.05，因此不符合正态分布。
第四章 结论
二、理论启示
CERC理论中不仅强调各阶段信息发布的差异，同时也很注重风险前的监测预警以及风险后的经验总结，但对于主流媒体而言，这两部分能够开展的工作相对有限。首先，主流媒体做为新闻媒体，难以完成监测、识别新出风险的功能，在风险前期，主流媒体能够进行的尝试大都围绕及时告知风险、增强公众对于风险的理解展开。其次，在危机的评估期，CERC理论的又一重要内容是通过总结归纳本次风险的经验与下次危机前的活动产生联系。但主流媒体作为新闻报道的主体，难以在危机产生前进行预判与评估，只能在危机发生后及时传递相关风险，因此主流媒体难以在危机到来前采取任何举措。而这些不同阶段的内容差异是由主流媒体与公共卫生机构在专业与职责方面的差异造成的，可以说尽管《人民日报》微博在健康风险沟通中大部分举措与CERC理论的原则和要求比较一致，但由于主体性质差异，媒体还是难以完全按照CERC的流程展开沟通。结合前文的分析也可知，在社交媒体环境中，部分信息的传递也没有严格按照CERC的阶段划分进行，因此主流媒体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健康风险沟通过程中展现了自身独特的特点。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