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论文哪里有？通过海明威这一个体研究，笔者希望以他为代表的“作家型记者”群体能得以完整、真实地呈现，这种参与式报道方式的意义与弊端能够获得更多关注，由此，为未来新闻报道的发展方向提供更多想象空间和可能性。
绪论
（二）创新点
1.研究视角的创新。现有关海明威的研究多以文学领域学者主导，关注点往往被放在他的作家身份及其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上，针对记者海明威的少量研究也仅局限于研究者介绍其生平时的“顺势而为”，缺乏系统性和深入性。新闻传播领域学者也尚未将海明威视作一名新闻史人物展开研究。鉴于此，本文将抓住海明威的记者身份，重点探讨海明威的新闻实践活动和新闻报道，丰富学界对海明威记者身份的认知与了解。
2.研究对象的创新。海明威新闻职业生涯跨越四十年，主笔新闻报道共计百余万字，而现有海明威研究多以他的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特别是《老人与海》《太阳照常升起》《丧钟为谁而鸣》等经典小说，将关注点置于海明威新闻作品的研究可谓凤毛麟角。本文将深入分析海明威的新闻作品，归纳其报道特征，弥补学界对此研究的欠缺。
3.研究理念的创新。海明威是作家，也是记者，这两个身份都为大众所熟知，但将其归类为作家型记者的提法却并不多见。作家型记者的概念最早以学术著作形式被系统论述是在1987年吴肇荣所著的《中国现代作家型记者》中，该理念虽被评价为“开拓了新闻学研究的新领域”①，但在学界并未被广泛运用。本文重提作家型记者概念，并将其与海明威研究结合，既为认识海明威创造了一个新视角，又为作家型记者研究提供了典型案例。
第三章 海明威新闻报道特色分析
第一节 选题领域：重大题材报道多
新闻工作者一般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创造历史，“第一种是记者职业所需要的最基本要求，即以满足受众信息、知识、思想、休闲等方面的需要，用自己的笔、话筒、镜头、摄像机、网络等手段真实地记录、反映历史；另一种则是新闻工作者以不同形象公开地参与或以特殊身份隐蔽地深入某事件、活动中，与事件和活动的其他参与者一起促使事件向着他们的旨意行进。”①海明威一般记者与作家型记者两个阶段的新闻作品分别体现了这两种报道方式，具体表现为报道的文学化写作策略渐趋明显、报道价值从时效性等新闻文本价值逐渐向社会效益偏移等。但两个阶段的新闻作品也具有一定相通性，如同样对重要题材高度关注，都偏好新闻故事、特稿体裁等。
由于海明威不同时期新闻实践的时间跨度较大，其间，他的社会身份发生变化，体现在新闻选题上，呈现出不同阶段重点不同的特色。海明威虽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但见习记者时期的他新闻资源较少，被分配的采写任务所涉事件重要性较小，因此报道内容多为新闻价值不高的社会见闻，选题基本以个人兴趣主导；1921年海明威签约《多伦多星报》，被派驻于巴黎，能够接触到一些重要国际事件，选题重要性提高，视野得到大大开拓，选题类别也由社会见闻扩展到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但这一时期海明威受报社约束较多，需按报社要求采写新闻；
第四章 对记者海明威的认识与评价
第一节 追求社会效益的“正义”记者
认识和评价记者海明威，就要抓住其个性特征、正视他在新闻职业生涯中切实创造的社会效益。海明威的新闻实践贯穿了人生的40年之久，时常在参与式报道进程中介入事件发展、影响事件走向，参与到诸多重大历史事件进程。他公平、正义的职业信念和为苦难中生存的民众发声的人道援助精神驱使着他多次挺进前线，在数十年的新闻实践历程中始终“以人为核心”①，重点关注报道社会功能的实现。
一、坚守高度责任感，活跃在战地前线
海明威对重大历史事件介入程度最深的行为是多次深入战场，通过战地报道、甚至直接参与作战的形式活跃在前线。这与他自小养成的价值取向相关。海明威的祖父和外祖父都“参加过美国的南北战争，他们一家向来以此为豪”②，塑造出海明威以参与战争、承担历史使命为荣的社会责任感；海明威欣赏的作家吉卜林也曾是一名战地记者，吉卜林代表作《基姆》也是以一名士兵的视角进行阐释的，出于对偶像曾经的职业经历的向往，海明威以战地记者角色参与战争的意识得以加深。在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使海明威自少年起就生成了一种战争情怀。
第二节 传播效果斐然的“知名”记者
效果分析是拉斯韦尔提出的五种传播研究方法之一，其他四种方法分别是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和受众分析，分别与“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向谁”“有什么效果”5W传播模式相对应。②海明威作为控制信息传播的宣传者、把关人，充分利用自身影响力、发挥出作为高位主体③之外的本位主体能够在传播效果起到的最大作用，增强报道的传播效果。海明威在新闻实践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除了从报道方式、特征来划分所从属的作家型记者，从职责来划分又从属于本位主体，即直接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的主体，是新闻传播活动最基本、最核心的力量。一般来说，“高位主体压制本位主体的自由权利。”④而海明威在1926年出版《太阳照常升起》后获得知名度，随着在文坛地位的上升，他在新闻业内基本无需再担心受到任何主体压制，他的新闻活动与作品不论价值水平如何，本身都已具备一定的前置传播价值，即原生的关注度。这种关注使他的一切行为都具备了发挥更大社会功能的可能性，帮助新闻作品实现更有效的传播，更易获取受众反馈，产生深远影响。海明威在西班牙内战和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活动传播效果证明了这一点。
结语
以往学者展开的海明威研究大多从文学、文化等领域的视角出发，而本文从记者侧面研究海明威，展现出了他文学巨匠身份的另一面——记者海明威，使他的形象更为完整、立体。研究发现，海明威并不仅是传统学术界认为饱含争议的“反知识分子形象”①，而是一个具有正义感和大众立场、冲破民族主义观念限制、追求民主与和平的记者，是一个兼有个性与专业能力的新闻人。海明威的新闻实践活动及其新闻作品不仅在当时的受众群体间有着良好的传播效果，也对新闻行业的未来发展示范了新的可能性，包括为新新闻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肩负作家、新闻人两种职责的工作者树立了实践的典范等。同时，海明威的新闻从业经历也为以他为代表的这类“作家型记者”或“记者型作家”的成长道路提供了经验借鉴，对一部分自由新闻人、从事新闻活动的文学工作者的职业生涯具有指导意义。
海明威的新闻实践在新闻传播事业、报道艺术风格、社会事件发展等多方面均创造过一定价值，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展露出他身为非全职新闻人在参与新闻活动时难以避免的不完美之处，比如在参与式报道部分事件时过于强调主观表达，在立足文坛后出现对新闻报道价值的追求让步于借新闻活动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将新闻实践视作为介入国际政事的途径，导致忽视报道本身的文本价值，容易给以他为榜样的作家型记者后辈留下错误示范，在新闻价值的衡量标准方面引起后辈的误解。即便如此，这些局限性在海明威整体的新闻职业生涯中依旧瑕不掩瑜，反而使他的记者形象更为真实、立体，为后来新闻工作者的参与式报道实践提供了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略）
